2012年5月28日∵∵佛学研究网
公元629年，一位和尚踏上西行之路。他孤身涉险，历尽艰难，经秦凉高昌等地，抵天竺北境，即越过今之***省北路，经中亚地区、阿富汗而进入印度境内，沿途瞻礼圣迹，迤逦南行，至摩揭陀国。时为贞观五年，和尚三十岁，遂留学那烂陀寺，入戒贤论师门下，习瑜伽师地论等，又学显扬、婆沙、俱舍、顺正理、对法、因明、声明、集量、中、百等论，鉆研诸部，凡经五年。其后，遍游五天竺，历谒名贤，叩询请益，寻求梵本。游学十二年，还那烂陀寺，依戒贤之命讲‘摄大乘论’、‘唯识抉择论’。时有师子光讲中、百二论，驳和尚之说，和尚乃会和中观、瑜伽二宗作‘会宗论’三千颂破斥之；后又制‘破恶见论’一千六百颂破斥乌荼国小乘论和尚之‘破大乘论’，因而名震五天竺。戒日王等闻名，竞相礼谒。时，和尚四十一岁，意欲东返。戒日王于曲女城为和尚作大法会，五印度十八国王均列席，大小乘僧及婆罗门等七千余人亦到，此即佛教史上著名之曲女城辩论大会。和尚受请为论主，称扬大乘，提出论文‘真唯识量’颂，悬之于会场门外，经十八日，竟无人发论难之。戒日王益增崇重，十八国王并于会后归依为弟子。会毕，和尚决意辞归，戒日王坚留不成，遂再邀集十八国王于首都钵罗那迦城，开七十五日之无遮（布施）大会，为和尚隆重饯行。贞观十七年，和尚正式辞王东归。经由今之***省南路、于阗、楼兰而回国，往返共历十七年，行程五万里。于贞观十九年正月还抵长安，帝敕命梁国公房玄龄等文武百官盛大欢迎。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玄奘法师西天取经事。
其实，佛教在南北朝时期就兴盛起来。兴盛的一个表现是翻译佛经。南北朝时人们在佛经的翻译中就已经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只能根据当时对梵文的理解，运用梵文的知识来翻译经典，而梵文本身是雅语，所以翻译的难度很大。因此有人就想到印度去看看，到底佛教是怎么回事，真正的佛典是怎么样的。于是南北朝就已经有人开始了去西天取经的行动。因为语言的变化，魏晋南北朝时期所翻译的佛经到隋唐时期就难以阅读了，更别说梵文的佛经了。这就使隋唐时期一些从事佛经翻译的人很困惑。其实这个问题到现在也还是如此，一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正文共5119字个字，但是大家能讲得很清楚吗？都讲不太清楚。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史，也就是中国对佛经的翻译、理解的历史。因为不懂，就产生了歧义，有了歧义，就产生了争论，有了争论就产生了派别，所以到隋唐时期佛教里产生了很多派别。
根据史料记载，最早到西域求法的是三国时代的一位高僧。三国以后，两晋南北朝，也就是从3世纪到8世纪这段时间里，有很多人到西方去求经。这里边最著名的是东晋中叶的一个僧人叫法显，他的佛学修养非常深，而且梵文的基础也很好。法显西行求法，经过大漠雪山，到了北天竺，然后到中天竺。天竺就是现在的印度。法显在印度三年，看了很多的经书，之后带了很多经书回国。去的时候走的陆路，回国走的是水路。从印度到了狮子国，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然后坐船，在海上遇到了风浪，经过辗转漂流，到了苏门答腊，再坐船漂到了现在的中国广州，之后又在海上漂流了很久，才靠岸，上岸一看，已经到了现在的山东青岛了。他一算时间，从斯里兰卡开始，在海上走了三年。不管他带回来的东西多少，他的这种精神是非常了不起的。而且，从此，到西天取经成为了对佛教无限忠诚的一个具有象征性的行为。
据学者统计，从公元3世纪到4世纪，一共有7个和尚从陆路去取经，到了5世纪，有61个人到西天取经，6世纪有14个人，7世纪有56个人，8世纪有32个人。从3世纪到8世纪不断的有高僧离开中土，不顾个人安危长途跋涉到西域去求经。史书上记载的这170个人，其中平安返回的只有43人，大多数人都牺牲了。佛教徒的这种精神是非常坚定的，显示了佛教的感召力，僧侣的追求。
不止是长途跋涉取回经文，中国的僧人更是以超卓的智慧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将这些艰深的经文翻译成中文，为佛教在中土的昌明奉献出巨大的力量。更让世界佛教界刮目相看的是，中国僧人并没有止步于前人的荫蔽，在广泛吸收西来经书的精粹后，中国佛教禅宗创始人、禅宗六祖慧能以他的传法记录为蓝本，编纂成一部堪与金刚、法华相媲美的《坛经》。
《坛经》中心思想是“见性成佛”，即所谓“唯传见性法，出世破邪宗”。性，指众生本具之成佛可能性。即“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及“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这一思想与《涅盘经》“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之说一脉相承。其诱导禅者修禅的实践方法是“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无念即“于诸境上心不染”；无相为体，即“于相而离相”，以把握诸法的体性；无住为本，即“于诸法上念念不住”，无所系缚。又主张顿悟说，认为“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万法尽在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
同时也强调：“法即无顿渐，迷悟有迟疾”；“迷闻经累劫，悟在剎那间”。指出“法即一种，见有迟疾”，“法无顿渐，人有利钝”。《坛经》还发挥唯心净土思想。认为“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凡愚不了自性，不识身中净土，愿东愿西，悟人在处一般”。又说：“心地但无不善，西方去此不遥；若怀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难到。”同时主张“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指出：“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东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恶”。《坛经》的思想对禅宗的发展起重要作用。中国佛教著作尊称为“经”的，仅此一部。
应该看到，佛教自南北朝在中国落地生根后，其香火的蔓延和学说的普及，屡屡呈现盛况。只以近代而论，20世纪初以来，随整个中国思想界、知识界学术研究风气之大开，及佛教复兴运动的掀起，佛教学术研究（时称“佛学研究”）一度勃兴，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成为文史哲研究的热门课题之一。当时文史哲领域的一流学者，如胡适、陈垣、汤用彤、陈寅恪、蒙文通、李石岑、冯友兰、熊十力、方东美等，无不参与佛学研究。佛教界从事佛学研究的僧俗学者，阵容更为庞大。50至70年代末，佛学研究在中国大陆陷入低潮，“文革”十年间几成绝响，仅在1974年有一篇佛学论文发表。70年代末以来，随改革开放，文化春潮澎湃，佛学研究再度掀起高潮，日趋兴旺。据粗略统计，近百年间，仅佛教界创办的发表佛学论文的刊物，总数达200种以上；∵进行佛学研究及培养佛学研究人才的专门机构如“支那内学院”、“武昌佛学院”、“三时学会”等，在60家以上；参与佛学研究的教内外学者多达数百名，出版的佛学专着多达数百种，发表的佛学论文在万篇以上，成果可谓丰硕。
成果尽管丰硕，前景无疑辉煌，但回顾历史，不难发现20∵世纪的佛教研究明显存在薄弱环节：如对宋代以后的佛教、西域佛教、南传佛教、净土宗、居士佛教、女众佛教、戒定二学等研究较少，海峡两岸，至今尚未能完成一部分量重、水平高、持论公允的中国佛教通史；对传统佛教尤明清佛教的弊端批判不力，对当代佛教的现状和问题研究太少，整个佛学研究存在着与佛教现实脱节的倾向；很多著作、论文中，对佛学理解有失準确的地方太多，佛学论文虽然不少，但真正有水平、有价值的嫌少，重复劳动和可有可无者太多。
无论是玄奘西行还是六祖开宗，历数古往今来佛门的护法大事，无不是因了僧众的向佛之心坚定，信仰永恒，故能发大愿力，行艰难修行，成弘法盛事。如果当时的这些一代名僧也都关注于世俗的行政待遇，计较于寺庙的门票收入，营茍于将佛门转变为产业，周旋于权贵富商之间，游走于政治场所，那么他们还可能留下如此庞大的宗教遗产吗？（信息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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