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修体系思想下的中国汉传佛寺空间格局（二）_漆∵山

二、百丈式佛寺——佛教中国化时期

“马祖创丛林，百丈立清规”，始创中国禅宗制度“清规”及专宗寺院“丛林”，成为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创举和标志性事件。《敕修百丈清规》卷8《古清规序》中载：“百丈大智禅师以禅宗自曹溪以来多居律寺，虽列别院；然于说法住持，未合规度，故常尔介怀。乃曰：‘佛祖之道，欲诞布化元，冀来际不泯者，岂当与诸部阿笈摩教为随行耶！’或曰：‘《瑜伽论》、《璎珞经》是大乘戒律，胡不依随哉？’师曰：‘吾所宗，非局大小乘，非异大小乘，当博约折中，设于制范，务其宜也。’于是创意，别立禅居。”可见，禅宗在作为独立宗派出现之前，是居于律寺（“道宣式”佛寺）并作为某一学院而存在的；其后渐觉环境局限，最终独立并始创“禅居”。

起初，这一全新佛寺模式也仅是作为禅宗宗派的教育和弘法基地而存在的。但在唐末“会昌法难”令其他各宗破坏严重、元气大伤时，这一寺院模式及相关教育管理制度，以其优良的适应性得以迅速流行。到宋真宗时，翰林学士杨亿向朝廷呈进《百丈清规》，为这一模式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并借***力量在全国推行。这一佛寺模式深刻地影响了自中唐至宋元间中国佛寺的发展方向。在佛教教育及管理体系和寺院布局的互动方面，该模式也极具典型性。当然，此模式及制度并非百丈禅师一人之功，但为了便于行文方便和纪念他，我们且称这一模式为“百丈式”佛寺（图4）。

图4∵“百丈式”佛寺。来源：《禅与禅宗寺院建筑布局初探》

根据《怀海传》、《禅门规式》、《禅苑清规》、《敕修百丈清规》等文献资料，参考日本京都东福寺所藏的《大宋诸山图》中灵隐、天童、万年、径山等南宋禅宗“五山十剎”的布局图样及日僧道忠无著所著的《禅林象器笺》[7]，我们获悉“百丈式”佛寺模式的布局特点如下（以灵隐山为例）（图5）：由南至北沿中轴线依次布置山门（多为层阁）、法堂（演法传法之堂）、方丈（长老住持之居所）；法堂西侧为大僧堂（僧众集体禅修、起居、饮食、议事之所）、经藏；法堂东侧设厨库（厨房、库房及职事堂等）、钟楼。在这些主要建筑的外围，附建相应配套功能。

图5“百丈”时代之灵隐山。来源：根据资料整理

从形式到内涵，“百丈式”佛寺与“道宣式”佛寺都是迥异的。尽管有些禅寺规模不小，但从空间拓朴形态来看，“百丈式”佛寺是单空间式的，“道宣式”佛寺则属于多空间式的。前者看起来像是后者某一个学院放大和功能完备的结果；这与“百丈式”佛寺从“道宣式”佛寺中独立出来的渊源相吻合。如果说“道宣式”佛寺具有佛教大学的气质，那么“百丈式”佛寺则是一种山林中的修道院。

这一布局模式具有朴实、直率的气质。殿堂配置相当精简，主要建筑围绕一个中心庭院设置，实用方便。由于“山门朝佛殿，厨库对僧堂”，且大僧堂、厨库在布局中地位重要、规模较大，故客观上形成了一条较强的东西向轴线，与南北向中轴线交会于法堂前的中心庭院内。中心庭院宽阔且使用率高，所有僧众的大部分活动均围绕此中心庭院发生。所以，“百丈式”佛寺事实上是一种具有纵横十字轴线的中心式布局模式，与晚近寺院所习见的“中轴纵深式”布局模式是根本不同的，并非仅仅少了几座佛殿而已。有的“百丈式”寺院甚至将方丈与法堂相连成为一座建筑，建筑群空间序列进数更少、南北轴线更短，“中心式”格局的特点更为凸显。

佛教重视“境教”，认为建筑环境无时无刻不在对居于其中的人们进行心理的引导和教化。中心式布局模式诠释着团结和向心性。作为莽莽山林中的一个修行团体，要共同面对来自外在社会和自然的种种压力，更要强调团体的团结和凝聚力，所以寺院以“中心式”格局，令全体成员共同修行、生活在一个中心空间周围。而中心中的中心，是法堂——以法为中心、“正皈依为法”。而法堂这一空间的中心又是“长老”（即方丈）——也是僧团人事组织上的中心；代表十方三世诸佛在此传法演教。所以一些寺院将法堂和方丈相连，既是为了方便，更借以表达二者的一致性。

大乘佛教最高之理念称为“不二”法门；“百丈式”佛寺的布局思想的精髓正体现了“不二”：

其一，教团与所处文化环境不二。由于中印经济、文化和生活方式等诸多差异，原始佛教团体的戒律和学修方式与中国主流文化传统甚多捍格，如推崇出家、入山修行或四处游学等对中国人来说相当难适应；不事耕种、乞食为生这种依赖性经济方式更受国人诟病。封建中国素以农业立国，高度重视农业生产，佛教的这些思想和生活方式引起了统治者的不满与反感。“百丈式”教团积极面对这些与主流文化的沖突，从思想观念、学修方式与组织制度上作出了回应，使佛教真正融入中国社会和文化传统。

原始教团依戒律进行管理，偏于“法治”，组织上属无***状态，僧团成员平等、自由、民主；但这对僧团成员素质要求较高。如何发扬原始佛教优良传统，又能适应中国悠久的“人治”传统，制定引领时代社会发展潮流的中国化佛教组织管理方式呢？“百丈式”僧团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管理原则上以“法治”和“人治”结合；在组织制度上确立了“长老∵—∵十务寮舍（大小执事）—∵清众（普通僧众）”分工层级明确的形式；以长老为首，其下所有管理者分为管司总务的“东序”和管司教务的“西序”两个执事序列，分别以都监和首座为首。但在教育体系上，只有两级结构——“师”与“生”；“师”即长老，“生”是除长老之外的所有僧众。执事虽然承担管理工作，但与其他僧众在“生”的身份上是平等的。这是由单一名僧形成的“单中心式”的教育组织方式。

其二，教团与所处物质环境不二。寺院主动向周围乡村的生产生活方式靠拢。“百丈式”教团创制了一套农禅结合的学修生活方式，对于原始佛教作了重大突破，争取了僧人从事体力劳动的合法性。寺院经济基础也由此转变为一种农禅自养型经济形态。由于这一模式与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形态更相适应，更贴近广大山林乡村，生存状态变得单纯化，因而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尤其当政变战乱频繁，这种模式更展现出巨大的优越性。农禅自养型经济给寺院发展也带来了更大自由度，使之摆脱了城市捐赠者的局限，更多地进入到乡村山林的广阔天地中去，产生了一大批由僧人率先开发的名山名寺。

其三，寺院组织与空间不二，形式和内容不二。“百丈式”佛寺建立了以长老为中心、下接负责教务的“西序”和负责总务的“东序”两条并行的行政序列。这种组织方式被直接物化在了寺院建筑载体上：“方丈”居于中轴线上“首”的位置，与传法讲法的“法堂”毗邻或相连；“大僧堂”等教育类建筑布于西侧，表征“西序”；“厨库”等后勤行政类建筑布于东侧，表征“东序”。组织管理与空间布局高度统一（图6）。尤其是“方丈”的位置凸显人本精神；而这一位置原本只属于佛神。

图6∵百丈式佛寺形式与内容高度统一。来源：《禅与禅宗寺院建筑布局初探》

其四，教育和信仰不二，为人和尊佛不二。“百丈式”佛寺最著名的革新，恐怕是“不立佛殿，唯树法堂”这一理念了。《传灯录•禅门规式》中说：“不立佛殿，唯树法堂者，表佛祖亲嘱受当代之尊也。”试解读之：

1、“佛祖亲嘱受当代之尊”：表明在法堂传法演教之人即是佛祖在当时当地的化现或代表；所以如果再建佛殿，即有“头上安头”之嫌了。这是一种以人为本、以师为尊、人佛不二的理性精神。

2、“不立佛殿”：纯粹的崇拜功能已从寺院退出，而代之以理性的信仰。以学修为中心，寺院几乎每个殿堂都为学修服务、为人服务。为人与尊佛统一，教育与信仰统一，这确实是彻底的革新！

图7∵“百丈式”佛寺从唐至宋的变化。来源：《禅与禅宗寺院建筑布局初探》

3、“唯树法堂”：说明禅寺初期还是强调闻思经教与真参实证并重的。但如果与“道宣式”佛寺庞大丰富的分类型学院相比，研习经教的份量就显得轻多了。禅寺演变到后期，僧团过分偏重实修，法堂渐同虚设。

根据空间心理学，中轴线越长，建筑群的“进”数越多，越给人宏伟壮丽、等级尊崇的感受。“百丈式”僧团不追求建筑群的宏伟壮丽、空间效果的跌宕起伏，不以取悦信众、权贵为目标，对内服务的学修教育属性突出。

其五，生活和修行不二。禅宗六祖慧能认为：“一切万法，尽在自心中，何不从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由此发展出了一种“离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教育路线，在生活的每一个当下观照、体验“真如本性”的修心方法，开创了与传统禅学不同的农禅结合的生活化学修模式。“百丈式”僧团的教育制度是一种规划完善、具有完整性和连续性的学修体系；在僧侣一天的行住坐卧、念听礼忏、执事作务中贯穿佛法内涵。

大僧堂即是一座集参禅、起居、用斋、议事等多功能于一体、修行与生活统一的创新型建筑，是除法堂外整个团体集体学修的另一中心，规模常常超过千人，故有“千僧堂”、“海会堂”之称。寺院规定“合院大众，朝参夕聚，长老上堂升座，主事徒众，雁立侧聆。宾主问酬，激扬宗要”。于僧堂中“设长连床，施椸架，挂褡道具”，僧众在其中行、住、坐、卧须“具四威仪”，“卧必斜枕床唇，谓之带刀睡；为其坐禅既久，唯偃息而已。”后期僧堂的功能逐渐分化为禅堂、斋堂及寮舍等专用建筑。大僧堂这一空间还表达了所有僧众的民主和平等关系。长老虽然为团体的核心，年高德韶，仍要参加大众的朝参夕聚、学修议事等活动。

其六，集体和个体不二。“百丈式”僧团以“随众”为重要修行原则，发展出一套準军事化的学修管理模式，强调在日复一日的集体生活起居中消融“我执”、渐悟自心。朝参夕聚、念听礼忏等学修活动，均要求所有成员共进共止，严格遵行；鸣钟击板，延误即罚。集体的农作或劳役实行“普请法”，由长老执事须躬先领头，为众表率，并成为丛林每日的必修功课。

综上可见，“百丈式”佛寺在中国佛教史上实为划时代的创新。在百丈时代之后，禅寺迫于社会传统习俗等压力开始进行妥协——入宋之后，佛殿又重返寺院且排在法堂之前（图7）。这一虽小但却根本性的变化，预示另一佛寺模式的产生。

文原名：学修体系思想下的中国汉传佛寺空间格局研究（上）

——由三个古代佛寺平面所引起的思考

学修体系思想下的中国汉传佛寺空间格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