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丘尼传》，凡四卷，为南朝梁代僧宝唱所撰。宝唱，吴郡（今江苏省苏州市）人，俗姓岑。生卒年不详。少投建初寺僧祐出家，遍学经律。后住庄严寺，博采群言，酌取精理。天监四年（505）入京，奉敕住新安寺，参与僧祐之《众经要抄》八十八卷、僧朗之《注大般涅槃经》七十二卷之述作。又列席僧伽婆罗译场，笔受《阿育王经》以下十一部经。改订安乐寺僧绍之《华林佛殿众经目录》（世称“宝唱录”）。帝嘉赏之，敕掌华林园宝云经藏。师博学能文，名冠当世，著作颇多，另有《众经饭供圣僧法》五卷、《众经忏悔罪方法》三卷、《法集》一百四十卷、《续***论》七十余卷、《出要律仪》二十卷、《经律异相》五十卷、《比丘尼传》四卷、《名僧传抄》一卷等；后三部现存。
《比丘尼传》收集东晋穆帝升平（357—361）初至梁天监十一年（511）为止之一百五十年间，东晋、刘宋、萧齐、萧梁四代尼僧65人之传记。其具体人物次序名目为，卷一，东晋比丘尼共13人：净检、安令首、智贤、妙相、明感、昙备、慧湛、僧基、道馨、道容、令宗、妙音、道仪；卷二，刘宋比丘尼共23人：慧果、法盛、慧玉、道琼、道寿、玄藻、慧琼、普照、慧木、法胜、僧端、光静、善妙、僧果、静称、法相、业首、法辩、道综、慧濬、宝贤、法净、慧曜；卷三，萧齐比丘尼共15人：法缘、昙彻、僧敬、僧猛、妙智、智胜、僧盖、法全、净晖、昙简、净珪、慧绪、超明、昙勇、德乐；卷四，萧梁比丘尼共14人：净秀、僧念、昙晖、冯尼、慧胜、净贤、净渊、净行、令玉、僧述、妙祎、惠晖、道贵、法宣。以上65人是正传所记，另外还附见于各传51人（参见《高僧传合集》出版说明，第6页）。
据《释氏稽古略》卷二载，《比丘尼传》撰于梁天监十六年（517）（参见陈士强《佛典精解》第378页）。宝唱对于自己编写此书的目的，以及成书的经过和起止时间，都在传首的“自序”中有所记述，现摘录如下：
像法东流，净检为首，绵载数百，硕德系兴。善妙、净珪穷苦行之节，法辩、僧果尽禅观之妙，至若僧端、僧基之立志贞固，妙相、法令之弘震旷远，若此之流，往往间出，并渊深岳峙，金声玉震，实惟菽叶之贞干，季绪之四依也。夫年代推移，清规稍远，英风将范于千载，志事未集乎方册，每怀慨叹，其岁久矣。始乃博采碑颂，广搜记集，或讯之传闻，或访之故老，诠序始终，为之立传。起晋升平，讫梁天监，凡六十五人。不尚繁华，务存要实，庶乎求解脱者，勉思齐之德。而寡见庸疏，或有遗漏，博雅君子，箴其阙焉。
宝唱作为一名佛教僧人，是本着客观求实的原则来撰写本书的。这主要体现在，他对于历代比丘尼出家原因的记述，并没有刻意回避和掩饰负面消极的原因。传中所记比丘尼出家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种：1、婚姻问题，如抗婚、逃婚、守寡等；2、战乱横祸，如被兵、强盗所虏；3、家庭及周围环境影响，如家道及世道变故；4、生病还愿；5、家庭有信佛的背景；6、具有宿缘，天生喜佛。另外，从《比丘尼传》对四代比丘尼各自出身经历的记述中，我们还可以了解到一些当时社会政治及人民生活的情况。
《比丘尼传》中所记比丘尼，大都集中在江浙地区，中原和边远区域的人很少，这是因为作者宝唱身处当时南北分裂割据的局面所致。本书依时代为次，不分科目，但传中所记比丘尼，均可以与宝唱所撰《名僧传抄》中的科目相互参照。《名僧传抄》共分七科：法师、律师、禅师、神力、苦节、导师、经师。如妙智讲《胜鬘》、《净名》，妙祎讲《涅槃》、《法华》，应属法师之科；法净、惠果的注重戒行，昙彻的讲毗尼，应属律师之科；法相、法辩的禅观，应属禅师之科；净检的凌空而行，静称的驯伏猛虎，应属神力之科；慧濬、慧琼的蔬食苦节，道综、惠曜的焚身，应属苦节之科；道馨、普照的诵经，应属经师之科。其中妙音为殷仲堪谋取荆州刺史，在晋孝武帝前为之说项；法净、昙览因参与刘宋孔熙先的谋反，受到刑法制裁，反映当时佛教世俗化的一面，则可从《晋书》、《宋书》上获得印证。
《比丘尼传》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其中记述的一些事件，填补了中国佛教史的空白。现就其中一些主要问题，作一简要的介绍。
一、比丘尼之始
比丘尼，梵语bhiksuni，巴利语bhikkhuni，又作苾刍尼、比呼尼、煏刍尼等，意译乞士女、除女、薰女，指出家得度、受具足戒之女性。
比丘尼之始，应该追溯到释尊听许姨母摩诃波阇波提出家。摩诃波阇波提，梵名Mahaprajapati，巴利名Mahapajapati，译作大爱道。摩诃波阇波提为古印度天臂城善觉王之女，即佛母摩诃摩耶之妹。释尊出生七日后，母摩耶夫人即谢世，由姨母代为养育。释尊成道后第五年，净饭王命终，大爱道率耶输陀罗及五百释迦族女，请求随释尊出家，为比丘尼之始。故宝唱在《比丘尼传》序中写道：“比丘尼之兴，发源于爱道。”
自佛教传入中国后，其思想首先在男性当中传播开来，第一位归依佛门的中国人就是男性。但是，一个思想的传播是不会被性别所限制的，一些有文化的中国女性也逐渐接触并接受了佛教思想，进而也就出现了归依佛门的中国女性。
第一位出家的中国比丘尼，据现在可考的文献记载来看，说法不一。据宝唱《比丘尼传》序中载：“像法东流，净检为首。”净检就是《比丘尼传》所记的第一位比丘尼。宝唱又在《比丘尼传》卷二“宝贤尼传”中记述道：“初，晋兴平中净检尼，是比丘尼之始也。”持此观点的大有人在，清初诗人朱彝尊《杂事》二十首之一道：“至晋始有尼，入梁俗莫挽。”陈士强《佛典精解》载：“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在相当长时间里，也只有比丘，而没有比丘尼，一直到西晋末年武威太守之女仲令仪（即‘净检’）从罽宾国沙门智山出家，汉地始有比丘尼。”蔡鸿生所著《尼姑谭》附录“中国尼姑大事记”中写道：“仲令仪出家，法名净检，始有汉族妇女受戒为尼。”以净检为中国第一位比丘尼的观点，其主要根据就是宝唱的《比丘尼传》。
但若由此断定中国比丘尼最早始于晋朝，我觉得尚嫌草率。据宋赞宁《大宋僧史略》卷上“东夏出家”门载：“汉明帝听阳城侯刘峻等出家，僧之始也。洛阳妇女阿潘等出家，此尼之始也。”据《记纂渊海》卷一百八十五引《事物纪原》载：“《僧史略》曰：汉明帝既听刘峻出家，又听洛阳妇女阿潘等出家，此盖中国尼之始也。”以上又是一种说法，即比丘尼之初，始于东汉的洛阳妇女阿潘。
而又据《法苑珠林》卷十八引《汉法本内传》载：“法兰法师为众说法，开化未闻。时司空刘峻、京师宫庶、后宫阴夫人、五岳诸山道士吕惠通等一千余人并求出家，帝然可之。遂立十寺，七寺城外安僧，三寺城内安尼。”《广弘明集》卷一“归正篇”《汉显宗开佛化法本内传》载：“皆绕法兰听说法要。……司空阳城侯刘峻与诸官人、士庶等千余人出家，四岳诸山道士吕惠通等六百二十人出家，阴夫人、王婕妤等与诸宫人、妇女二百三十人出家，便立十所寺，七所城外安僧，三所城内安尼。”上述记载，又不见阿潘，而汉明帝的母亲阴夫人，又成为可考最早的有名有姓的第一位比丘尼。
若上述三段记载均属实的话，那么阴夫人应早于阿潘出家，因为阴夫人由于其政治背景，先倾听了竺法兰的说法。可正史未载阴夫人出家之事，故《汉法本内传》的记述未必可信。但不论怎样，中国第一位比丘尼至少在东汉就已出现。
二、尼坛
尼坛，指比丘尼受戒之坛。佛法初入中国，戒法不全，女子出家是从比丘受具足戒，后来随着戒法的译传逐渐完备，才改为从比丘、比丘尼二众同时受戒。《比丘尼传》记载了中国比丘尼戒法的这一发展变化过程。
据《比丘尼传》卷一“净检尼传”载：“晋咸康中（335—342），沙门僧建于月支国得《僧祇尼羯磨》及《戒本》。升平元年（357）二月八日，洛阳请外国沙门昙摩羯多为立戒坛。……检等四人同坛上，从大僧以受具戒。”但是，像这种依大僧受戒，“未尽如法”。（宋赞宁《大宋僧史略》卷上“尼得戒由”）
据《比丘尼传》卷二“慧果尼传”载：“到元嘉六年（429），西域沙门求那跋摩至。果问曰：‘此土诸尼先受戒者，未有本事。推之爱道，诚有高例，未测厥后，得无异耶？’答：‘无异。’又问：‘就如律文，戒师得罪，何无异耶？’答曰：‘有尼众处，不二岁学，故言得罪耳。’又问：‘乃可此国先未有尼，非阎浮无也？’答曰：‘律制十僧得授具戒，边地五人亦得授之。正为有处，不可不如法耳。’又问：‘几许里为边地？’答曰：‘千里之外，山海艰隔者是也。’九年，率弟子慧意、慧铠等五人，从僧伽跋摩重受具戒，敬慎奉持，如爱顶脑。”
据《高僧传》卷第三“宋京师奉诚寺僧伽跋摩”载：“初三藏法师明于戒品，将为影（景）福寺尼慧果等重受具戒，是时二众未备，而三藏迁化。俄而师子国比丘尼铁萨罗等至都，众乃共请跋摩为师，继轨三藏。”
据《出三藏记集》卷第十四“僧伽跋摩传第六”载：“初，三藏法师深明戒品，将为影（景）福寺尼慧果等重受具戒。是时二众未备，而三藏迁化。俄而师子国比丘尼铁萨罗等至都，众乃共请跋摩为师，继轨三藏。”
据《比丘尼传》卷二“僧果尼传”载：“及元嘉六年（429），有外国舶主难提，从师子国载比丘尼，来至宋都，住景福寺。后少时问果曰：‘此国先来已曾有外国尼未？’答曰：‘未有。’又问：‘先诸尼受戒那得二僧？’答：‘但从大僧受得本事者，乃是发起受戒人心，令生殷重，是方便耳。故如大爱道八敬得戒，五百释女以爱道为和上，此其高例。’果虽答，然心有疑，具谘三藏，三藏同其解也。又谘曰：‘重受得不？’答曰：‘戒定慧品，从微至着，更受益佳。’到十年（433），舶主难提复将师子国铁萨罗等十一尼至，先达诸尼已通宋语，请僧伽跋摩于南林寺坛界，次第重受三百余人。”
根据上述文献记载，可见当时求那跋摩于公元429年来到中国，传授大乘戒法。景福寺慧果尼向求那跋摩咨询有关比丘尼二众受戒事，欲如法重受具足戒。直到三年后师子国比丘尼铁萨罗等十余人来到中国，二部僧真正具足，而此时求那跋摩已经去世，于是转请僧伽跋摩共同为宋都比丘尼重受具足戒。
除了前面提到的慧果、僧果从铁萨罗重受具戒外，可考名姓的还有净音、僧敬、德乐三人。据《比丘尼传》卷二“宝贤尼传”载：“初晋升平中，净检尼是比丘尼之始也，初受具戒指从大僧。影（景）福寺慧果、净音等，以谘求那跋摩，求那跋摩云：‘国土无二众，但从大僧受得具戒。’慧果等后遇外国铁萨罗尼等至，以元嘉十一年（434），从僧伽跋摩于南林寺坛重受具戒，非谓先受不得，谓是增长戒善耳。”据《比丘尼传》卷三“僧敬尼传”载：“逮元嘉中，鲁郡孔默出镇广州，携与同行。（僧敬）遇见外国铁萨罗尼等来向宋都，并风节峧异，更从受戒。”据《比丘尼传》卷三“德乐尼传”载：“到十一年，有师子国比丘尼十余人至，（德乐）重从僧伽跋摩受具足戒。”
因此，释赞宁在《大宋僧史略》卷上“尼得戒由”中总结道：“宋元嘉十一年春，师子国尼铁索（萨）罗等十人，于建康南林寺坛上，为景福寺尼慧果、净音等二众中受戒法事，十二日度三百余人。此方尼于二众受戒，慧果为始也。知阿潘等但受三归，又晋咸康中尼净检于一众边得戒，此亦未全也。及建武中，江北诸尼乃往僧寺受戒。”
中国的比丘尼戒法，除了在南朝刘宋时从师子国（今斯里兰卡）传入，在汉末魏初时从东天竺也有传入。据《法苑珠林》卷八十九“齐沙门尚统”传载：“后到汉末魏初，东天竺国有二比丘尼来到长安，见比丘尼众问曰：‘汝谁边受戒？’尼众答曰：‘我到大僧所受五戒、十戒而已。’二尼叹曰：‘边地尼等，患未有具。’为还本国，化得一十五人来。三人在雪山冻死，二人堕黑涧死，余到此土唯有十人。在此诸尼，悉赴京师，与授具戒。后到吴地，亦与彼尼受具讫已。西尼思忆本乡，即附舶南海而还。及至上船，唯有七人，三人命终。来去经途，十有余年。”
三、尼讲
尼讲，尼师讲说经典之意。据《大宋僧史略》卷上“尼讲”条所载，东晋废帝太和三年（368），洛阳东寺一尼师道馨，俗姓羊，为沙弥尼时曾诵通《法华》、《维摩》二部，受具足戒后乃穷研教理，遂为一方道学所宗，此乃后世尼讲之始。
据《比丘尼传》卷一“道馨尼传”载：“竺道馨，……口恒诵经。及年二十，诵《法华》、《维摩》等经。……雅能清谈，尤善《小品》，贵在理通，不事辞辩。一州道学，所共师宗。比丘尼讲经，馨其始也。”可见，道馨为比丘尼讲经之始。但汤用彤在《康复札记四则》中写道：“《宋僧史略》中所言‘尼讲’条，初见于宝唱《比丘尼传》‘道馨传’。但传中所述当是‘诵经’，不是‘讲经’，故尼姑讲经是起于道馨也是后人的附会。”（《汤用彤学术论文集》，第316页）从传中“雅能清谈，尤善《小品》，贵在理通，不事辞辩”的记述中看，可见道馨善于讲解佛经义理，且版本较早的《赵城金藏》及《高丽藏》均作“比丘尼讲经”，故说“尼讲”始于道馨也不为过。
《比丘尼传》中，还记述了几位善于“讲经”的比丘尼：
《比丘尼传》卷一“道仪尼传”载：“道仪，……诵《法华经》，讲《维摩》、《小品》。”
《比丘尼传》卷三“昙彻尼传”载：“昙彻尼，……具足已后，遍习毗尼。才堪机务，尤能讲说。剖毫析滞，探赜幽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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