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与感言

回顾与感言

宽∵忍

《法音》创刊至今已二十周年，今年是第二十一个年头。本期恰逢《法音》发行200期，同人嘱我写篇文章以志纪念。近年来，笔者老病相催，对本刊编务绝少过问。回思二十年来的编辑生涯和峥嵘岁月，犹历历在目。拟从如下几个方面，略抒感言。

一、佛日重辉、法缘殊胜

1950年6月，由陈铭枢先生、吕澂先生、巨赞法师等发起成立现代佛学社，并于同年9月15日出版《现代佛学》杂志，至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后即成为本会会刊，1964年末因极左思潮的影响而停办。1981年改以《法音》刊名复刊，初为季刊，翌年改双月刊。1982年5月3日笔者应召来京参加编辑工作。当时分管研究部工作的巨赞法师负责审稿，但具体编辑工作全由净慧法师担任，其辛苦与忙碌情形亦可想见。我以前没有搞过编辑工作，幸好魏承彦先生（当时任中国佛教协会研究部副主任）曾任《长江日报》编辑，对编辑工作经常作些指导。当时的版面设计都用手工计算，不像现在用电脑编排。每篇文章由净慧法师修改、加工后，由我重新誊清。大量的抄写工作，只有在晚上加班才能完成，差不多每天都要加班。要是工作时间超过晚上11点，经魏承彦先生审批，可到财务室领取三毛钱的夜餐补助，后来增加到五毛。

编辑部对读者的大量来信，几乎有问必答，重要信件摘要刊布，读者对我们也非常信赖。记得1982年冬天，有一位从西北来的老法师怀揣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下来的珠宝，匆匆来找编辑部（当时编辑、发行都在一间屋内办公）。他惊讶地问道：“《法音》就是你们这里出的吗?”我说：“是的。”老人倒身便拜，说道：“你们都是菩萨，我算找到家了！”一边从怀里掏出珠宝，一边说道：“经过‘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多次批斗不愿交出的东西，今天送回了家，让我了了一大心愿……。”这件事十分感人，给我印象极深，充分说明了《法音》在广大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同时也激励着我们工作的热情。

当年《法音》发稿制度十分严格。凡作者来稿，及时寄回收文回执，以免作者惦念，并按文章内容登记，分栏存档。每篇文章都有“稿签”，初审后文章大意在发稿单上综述，经过主编修改，分别呈送专人审阅、批复，才算定稿，发排付印。当时《法音》编委有26人，即赵朴初、巨赞、法尊、明真、正果、虞愚、李荣熙、张克强、林子青、叶均、隆莲、王森、苏晋仁、游有维、周绍良、雪相、游侠、李安、田光烈、郭元兴、观空、王尧、王新、任杰、圆湛、净慧。关于佛学内容的文章，由巨赞法师审阅。1984年巨赞法师圆寂后，先后由正果法师、明真法师、郭元兴先生审阅；一般的消息报道，由魏承彦先生或游骧先生审阅；重要的外事报道稿和较敏感的文章，送呈赵朴老亲自审阅批复。值得一提的是，明真老法师对送审的文章极为认真负责，每篇文章都要字斟句酌地仔细修改；而送呈赵朴老审阅的稿子，大都在第二天即由他的秘书或通讯员返回，在文稿上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他老人家认真修改的笔迹。二老都是耄耋之年的老人，明真老法师每天要给中国佛学院学生讲课，朴老更是日理万机，二老认真负责的精神和极高的工作效率，令人肃然起敬！1988年《法音》改为月刊后，编辑部工作量更大，但我们没有累和苦的感觉，总觉得责任更大、意义也更大，有一种使命感和幸福感！

二、惨淡经营、珍惜信施

《法音》发行工作从复刊直至1991年第11期都是自办，每一个订户的地址刻写、贴标签、装口袋以及装车、用三轮车运往邮局、加盖邮戳等项工作都是编辑部同人自己干。从1991年第12期起交由邮局发行后，才减轻了工作负担。

《法音》发行量由创刊时的4000份，发展到8000份、12000份、16000份，逐年递增，1987年增加到2万份，这个数字一直保持到1996年。为满足广大信众和各地名山大寺请购的需求，编辑部从1983年开始编辑“法音文库”，首先是以《中国佛教史话》这本小册子作为尝试，印刷二万册，一下子销售一空。第一次尝试成功，增强了我们编书的信心。从此以后，“法音文库”丛书、“佛教文化”丛书、“佛教经典”丛书等亦陆续出版发行，一些畅销书籍甚至一再重印、供不应求。如赵朴老的《佛教常识答问》一书，已是第9次印刷，发行20余万册，足见广大佛教信众对佛学知识的渴求。

在资金方面，《法音》从创刊至今一直都是自筹，从未向上级单位伸手要拨款。当然，《法音》并非营利机构，《法音》订购款远远不敷印刷费、纸张费、发行邮费等的支出（近几年还要支付聘用人员的工资福利等费用），每年都要亏损十余万元。开始几年，以编辑出版“法音文库”等丛书的盈利和为数有限的信众捐款来维持刊物，经济上捉襟见肘。如何进一步扩大发行量、扩大赠阅量，提高刊物纸张、印刷、装帧等方面的质量，减轻广大农村、山区读者的经济负担，以及改善办公环境、添置办公设备，保证《法音》能够长期稳定地发展，就成为迫在眉睫、亟需解决的问题。

三、群贤护念，法音宣流

1989年11月27日，也就是法音创刊十周年的前夕，我们拟定了《征求荣誉订户及赞助单位试行办法》，经赵朴初会长批准后，得到广大四众善信的积极响应，并陆续得到海内外教界同仁的大力支持！在此首先要感谢真禅法师、明旸法师、海法法师、昌明法师、云峰法师等长老耆宿的率先响应；常州松纯法师、贵阳慧海法师、峨眉山佛协、广西耀之书堂、深圳杨敏雄夫妇等，每年都以上万元的净资支持本刊；各地佛教协会、名山大寺、大德长老、护法居士不断地慨解仁囊，这才扭转了《法音》基金周转困难的局面，奠定了《法音》长久发展的经济基础。

回顾这二十年的编辑生涯和艰苦创业的历程，如果没有海内外教界同仁、名山大寺、大德长老的慷慨解囊作为经济基础，《法音》的生存势必难乎为继，遑论发展与提高！最令人难忘的是赵朴老生前对我们的谆谆教导、支持鼓励，使我们克服了重重困难，坚定了工作信心；如果没有巨赞法师、明真法师、正果法师和唐仲容先生、郭元兴先生等各方作者的不断赐稿，《法音》的稿源不会如此充足；如果不是主编净慧法师任劳任怨、辛勤耕耘，《法音》的创办和发展绝不会如此顺利。抚今追昔，今日的成就和辉煌得来不易！我不禁回忆起朴老生前为中国佛学院题写的“知恩报恩”院训。知恩报恩，我们必须永远铭记。

《法音》作为中国佛教协会的会刊，如何起到中国佛教协会喉舌的作用？在如林的宗教刊物中，如何继续办出自身的特色？在内容方面，如何更加贴近读者、赢得读者，起到应有的社会作用和发挥应有的社会功能？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和担负的庄严任务!

在跨入21世纪这一殊胜的时节因缘中，愿同仁进一步发扬佛教优良传统，适应新的历史潮流，为净化人生、奉献人生、净化社会、奉献社会而精进不懈。只有这样，才是对所有关怀和支持本刊的十方善信最恰当的回报，才不辜负赵朴老“知恩报恩”的遗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