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督教本色化的历程

2010年10月13日∵佛学研究网

1807年1月31日，年仅25岁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伦敦登上“雷米顿兹号”货船，取道美国前往中国，于同年9月8日到达广州。∵∵作为第一位到达中国大陆的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除了要面对陌生的语言、文化环境外，更大的困难在于政治上的拦阻。自康熙皇帝于1720年下令驱逐外国传教士开始，历雍正、乾隆、嘉庆等100多年，禁教法令均一再被重申。因此，可以说，从进入中国的第一天开始，基督教就开始了自己的本色化历程。

有关中国基督教本色化历程的分期问题，专家学者们见仁见智，笔者认为，总的来看，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历程与其自身的发展史是相辅相成的，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19世纪前半叶的萌芽时期；19世纪后半叶的初步发展时期；20世纪前半叶的转折时期，即从以外国人传教为主转向以中国人自己传教为主的时期；从新中国成立至今的中国基督教会本色化时期。

经济上的自养，中国教会本色化的第一步

为使中国人接受基督教，早期外国传教士和中国信徒作过诸多尝试。马礼逊择选、培植梁发，文惠廉收留、提携黄光彩，其目的是培养中国传道人，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中国人对中国人传教，效果更好。后来，诸如梁发、黄光彩这样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中国信徒，都得到传教机构的特别栽培和安排。然而，这种人毕竟是少数，而且他们在中国人心目中往往被鄙为异类，结果适得其反。综观19世纪前半叶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各个差会向中国派遣的传教士都无法进入中国内地，多滞留在香港、澳门与广州，领洗的中国信徒更是寥寥无几，基督教的本色化只是一些外国传教士为了工作方便的自发尝试。

鸦片战争后，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各差会陆续派遣更多的传教士来华，并开始进入内地工作。但他们面对的情况并不乐观，绝大部分中国人对布道毫无兴趣，散发的宣传品亦成了包物品或纳鞋底的材料。

为了使中国人接受基督教，各差会的传教士可谓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一些传教士利用一些穷人子女想读书但支付不起私塾学费的心理，开办了一些***学习班，可是却难以招收到学生。于是，一些传教士进而开设免除一切学杂费而且无偿提供食宿的寄宿学校，有的甚至为因读书耽误劳作的学生提供经济补偿。还有一些传教士认识到，在中国，“士为四民之首，可为农人师，可为商人师，亦可为工人师”，因而非常注重接近士大夫等。为此，他们鉆研中国文化，注重通过译书、办报等方式介绍西方文化，与中国上层社会人士广泛结交，影响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有的传教士竭力在形象上使自己中国化。如英国传教士戴德生在创建中国内地会之前，就曾身着中国服装，将头发染成黑色，并按清朝习惯剃头留辫。创会后，他同样如此要求内地会的传教士。

在此阶段，中国人开始自己建立自立教会。如福州的保灵提出了“中国教会要自养”的口号，广州的陈梦南创立了粤东广肇华人宣道会，上海的黄益山自己购房立堂，山西的席胜魔开创了福音堂，山东的邹立文等人创办了山东酬恩布道会。这类在经济上实现自养的教会在19世纪末达到了100多所，在中国基督徒自主办教之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但总的来说，这些自立教会仍处于自发状态，规模较小，影响不大。而且，因中国信徒神学根基差，仍难以实现自传，教会对传教士和外国差会的依赖性仍然很大。因此，严格地说，其中的大多数还不能说是完全自立的教会，只是经济上的自养。∵∵

中国教会本色化道路的积极开辟

如果说19世纪推动中国教会本色化的主体是某些传教士，20世纪则逐渐转为中国信徒。20世纪初，义和团起义的失败和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中国蒙受了巨大的屈辱。一些爱国的基督徒受到很大刺激，不少原属外国差会系统的教会宣布自立自养，自立教会几乎同时在华南、华东及京津等地区创办。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上海的13位基督徒发起创办的中国基督徒会，该会影响最大时有330多处分会。与此同时，自立教会创办运动中还产生了一些中国土生土长的新兴基督教社团。这些教会的主要创立者都是中国信徒，传教的重点是中国的农村及中下层劳动人民。不过，这一时期的自立教会除少部分与差会断绝了联系外，大多与所属差会保持良好的关系，认为教会虽然宣布自立，但与原差会的关系犹如师生。

到1920年，自立教会占整个中国基督教教会的1.2%，不过，与差会仍保持密切联系而又谋求自立的则更多一些。由此，中国教会由原来的以西方传教士为主，逐渐过渡到华洋合办，进而向华人自办方向发展。但总体而言，早期的自立教会注重的主要是经济上自养、行政管理上自治，在组织形式和神学思想上仍承袭西方，尚未充分考虑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

新文化运动提倡的凡事不盲从的批判精神以及自1922年开始的非基督教运动，使得教会中的有识之士更加深刻地反省中国教会本身存在的问题，努力探索使中国教会真正成为中国人自己的教会的路径。其中明显的标志是1922年5月召开的基督教全国大会上第一次正式提出的“中国教会本色化”问题，大会通过的《教会宣言》可以视为中国教会最早的本色化宣言，为中国教会在理论和实践上探讨本色化奠定了基础。大会结束后，教会的一些刊物，如《生命月刊》、《真理周刊》等热衷于探讨本色化问题，如本色教会是什么，为什么要有本色教会，如何创造本色教会等。在大会精神的鼓舞下，1923年，中国基督教协进会还成立了本色教会委员会。

这一时期，自立教会的最大特点是与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不平等条约中的保教条款结合在一起。但也应当看到，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推动自立教会运动发展的主要是一股政治热情、反帝决心，或是寻求国人认同、保护教会生存的举措，教会自身在组织上、经济上準备不足。自立教会运动活跃的地方都是革命的中心区域，大多数自立教会的成立深受革命潮流的影响。北伐战争结束后，大革命时期出现的600多处自立教会，或停顿或解散或复归差会领导，到1935年只剩200多处，中国基督教会对本色化理论的探讨热情也不如上世纪20年代前期那么高涨。之后的30至40年代，由于形势变化、民族危机的加深，基督徒发表了大量有关国难与基督教或基督徒方面的文章，充分表达了信徒的爱国之心，也有一些文章探讨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以及对中国基督教进行反思。∵∵

出路：建立适合国情和时代需要的处境化神学

新中国成立前，受时代与教会自身条件的限制，中国教会的领导权一直被外国差会和传教士所掌控。但是，由自立运动而激发的爱国主义和民族自主意识、在运动中涌现的一批爱国爱教的教会领袖，成为中国基督教宝贵的思想财富和人才资源，乃至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三自爱国运动的基础和前提。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生活，中国基督教界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三自爱国运动，还在1956年前后掀起了一场神学讨论，讨论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如社会主义与传福音问题，教会与国家关系问题，理智与灵命问题等，综合起来就是基督教如何面对新的社会环境，如何走本色化之路。但这场讨论在随后的“左”倾运动影响下很快结束。

上世纪80年代，“处境化”研究方法传入中国，因其较本色化更有立体感和时代感，因而受到欢迎，大体上成为本色化的替代物。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基督教会在神学思想、组织建制和关心社会3个方面的处境化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但总体看，主要是神学家和教会上层领导人在做神学工作。为推动教会的神学建设，1998年11月，中国基督教会在济南召开会议，提出了“加强神学思想建设”的口号，号召广大基层教牧人员与信徒人人关注神学。此后直到今天，建立适合中国国情和时代需要的处境化神学一直是中国基督教会非常关心的问题。（信息来源：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