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佛教学者眼中的北京白云观

2011年4月7日∵佛学研究网

学界追述中国道观的实地调查时，一般以1931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即现在的东京大学，下同）文学部教授小柳司气太（1870-1940）的北京白云观调查为开风气之先。[1]1939年，时已入佛教僧籍的吉冈义丰（1916-1979）获得日本外务省中国留学资助，开始以白云观为中心的寺观实地调查，1941年在北京出版的调查报告《道教的实态》和1945年《白云观的道教》由于政治原因较少被关注，但吉冈义丰在战后出版的多部著作中，多次叙述他在白云观的宗教体验。[2]1942年，东京大学毕业生洼德忠受外务省东方文化学院的派遣来到北京调查道观，回国之后也发表了白云观的调查报告。[3]由于种种原因，1950年代-1980年代之间，海外道教研究学人只能从上述三种实地调查报告中去了解20世纪的中国道观，由此可以说，北京白云观是海外学界了解中国道教的“知识出发点”。

近来笔者在这三位日本学者从事研究的机构——战前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即今天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4]进行访学研究，发现两种尚未被关注的中国道教实地调查：一是1920年-1923年之间，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教授常盘大定（1870-1945）的中国道教史迹调查成果；二是早稻田大学讲师福井康顺（1898-1991）在结束北京两年留学生活之后，1933年8月提交给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的中国寺观现状报告[5]。这其中以常盘大定对北京白云观的实地调查，年代最早，影响亦最为深远。他在1920年日本三大报纸之一的东京《朝日新闻》发表北京白云观和全真道教的长篇专文，可谓日本学界介绍中国道观的第一人。1921年出版的《古贤的蹤迹》[6]和1923年出版的《支那佛教史迹》[7]两本中国调查报告书中，均有相当篇幅记述北京白云观以及山西、河北等地的全真道观。可能是由于常盘大定本人以佛教研究而著名，且对于道观的描述也夹杂于庞杂的佛教史迹报告之中，令以往学者较少留意到其中珍贵的1920年代中国道观实态报告。

洼德忠先生在1980年代回忆常盘大定说：“1934年我考上东京大学，不久有一本书深深地吸引住了我。这本书就是常盘大定博士的大作《中国佛教与儒教道教之关系》[8]。今天回想起来，∵正是这本书为我奠定了以后的研究方向。后来成为知交的、已故大正大学教授吉冈义丰，∵当时也是常盘博士指导的学生。直到今天我还清楚记得，∵我是在1934年末有幸拜读到常盘博士的大作的。后来我打算以书中一章为基础，∵撰写毕业论文。”[9]1939年6月，常盘大定指导的吉冈义丰在其推荐下，以研究计划《道佛二教融合的情况》获得日本外务省资助，开始北京寺观的实地调查。[10]可以说，吉冈义丰与洼德忠这两位日本道教研究领袖走上道教学术之路，皆与常盘大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文将以常盘大定的北京白云观调查报告为中心，以补学界对于战前日本道教研究史的一些认知。[11]

∵∵一、两年三访北京白云观

1908年，文学博士常盘大定开始担任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佛教哲学讲座的专任讲师，1926年升任讲座教授，直至1931年退休。在长达24年的佛教哲学教学与研究之中，常盘大定一直将中国佛教作为研究课题，尤其是1918年在东京大学开设中国佛教史的科目之后，他痛感从未踏足中国令其屡屡无法“读破”原典，遂在大正九年（1920），决定对于文献所见的中国佛教史一一亲自踏查。

虽然常盘大定的中国之行首先是对中国佛教史进行实地调查，但是他也了解研究中国佛教无法绕行道教的道理，坦承“在中国佛教史的研究上，无论如何也不能忽视道教。”[12]在踏上中土之前，常盘大定着重阅读了历史上几次佛道交流与论辩事件的文献，还特地到收藏着明代道藏的日本宫内省图书寮，借阅几册相关的道藏原典。[13]

1920年10月1日，常盘大定抵达奉天（即今沈阳），这次中国之行为期103天，行程主要经历奉天、北京、山西、湖北、湖南、江西、杭州。10月2日抵达奉天的第二天，常盘大定便到市内的延寿寺、全真道观太清宫游览；10月7日到达北京，9日在武内义雄（1886-1966）[14]向导下访问北京白云观，从山西返回北京后，10月19日随神谷衡平[15]再访北京白云观。[16]

此前日本学人内藤湖南、田中庆太郎等学者文人，已经来到中国进行修学旅行，也将中国文化古迹的现状一一介绍回国。[17]但是对于日本知识界来说，中国的宗教胜迹仍是完全陌生的领域，因此在常盘氏踏上中国旅行之前，日本三大报纸之一的东京《朝日新闻》闻讯前来，邀请他将旅行见闻实时传回日本。常盘氏欣然接受约稿，考察途中，每到一地，往往彻夜通宵地将日间所见疾笔写就，即时发回东京。从1920年10月4日开始，“帝大讲师常盘大定”便固定地在《朝日新闻》的通信专栏“古贤的蹤迹”上面叙述他的中国宗教史迹见闻。截至1921年1月9日，此专栏一共发表了13篇中国纪行。

有趣的是，《朝日新闻》专栏旨在推介中国佛教史迹，却有2篇文章记叙全真道教：1920年11月19日、20日连载的《白云观》，介绍白云观与邱处机的渊源关系、道观建筑格局与宗教生活；1920年11月21日-23日连载三天的《全真教》，详述全真道教的创教历史、元代的佛道沖突，尤其提醒读者日本宫内省图书寮所藏道藏与全真教的关系。[18]

这2篇专论全真道教的文章篇幅皆在5千字左右，给当时的日本知识界带来了另外一种宗教陌生而生动的印象。文章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学界对于全真道教的关注，常盘氏陆续接到一些读者来信询问中国道教的相关知识。[19]1921年8月，此二文被收入常盘大定的第一回中国调查报告《古贤的蹤迹》一书中，并配有6幅照片和1幅建筑格局鸟瞰图。如此图文并茂的中国道观调查报告，在日本出版史上可算首次。

一片好评之中，常盘氏深感有必要进一步了解中国的道观及其历史，于是1921年10月第二回访问中国时，特地回访北京白云观，以期搜集更多的资料，归国后撰写专门的全真道教论着。1921年10月22日，常盘氏在记者丸山幸一郎[20]的向导下访问北京白云观。此行主要访问道士，并对老律堂前的两通碑刻（《邱长春行业碑》、《七真事迹碑》）制作了拓本。[21]1922年5月，这两通北京白云观的拓本还曾在东京大学举行的专题展览会上展出，作为一种从未被介绍到日本的中国宗教实态文物，引起了前来观展的日本学人之关注。[22]

1920年常盘大定实地调查北京白云观之时，在某些学术史的论述中“首开实地调查中国道教的先河”的小柳司气太，尚未到达中国，更未出版那本最早被译为中文的概论式道家研究《道教概说》（1923年）。常盘大定以日本最高学府学者的身份在报章上介绍中国道观与道教历史，应该算是普及道教的日本先行者。1921年秋天，小柳司气太紧随着常盘氏到达中国，在北京逗留九个月，其间也曾参诣白云观、东岳庙，但因为“当时尚无道教研究的目的，这些经验遂成过眼烟云”。[23]直到1931年8月小柳氏在日本外务省专项调查资金赞助之下，才着手北京白云观和东岳庙的调查研究，而这时距离常盘大定在《朝日新闻》和《古贤的蹤迹》等专书中介绍中国道观的生存实态，已有十年的时光。也是1931年夏天，福井康顺获得日本外务省在华留学生补助金，开始留学调研。福井在1933年提交的报告中说，“最近一段时间，北京白云观和东岳庙的历史研究忽然盛行起来”。[24]北京道观的研究忽然在日本学者之中盛行起来，其中原因除了1931年日本***的军国主义“大陆政策”目的之外，或许也有1920年常盘大定白云观调查的示范作用。

∵∵二、异国佛教学者眼中的全真道观

常盘大定踏足中国之前，从未接触过现实生活中的道观或者道士，而他对于道教以及道士的看法，主要来自佛教经典和各种地方志。1920年代北京白云观在异国文化背景与学院派佛教研究者的双重眼光注视之下，呈现出“既熟悉又陌生”的面貌。

1920年10月9日，常盘大定第一次到访白云观正是下午四时多的晚课时间，全观道士集合于老律堂诵经，常盘氏驻足观看，并且拍摄了照片“白云观老律殿看经后”。（图2）这是他第一次观察道教科仪，印象是“道士们所做功课与佛堂所见颇为类似”。[25]

对于白云观三清殿、邱祖殿和四御殿都供奉着高王观世音菩萨像，常盘大定从佛教立场表示了不理解。他从白云观的建筑格局看到了“日本禅宗的七堂伽蓝配置”的影子，一一介绍从中心南北轴并列的诸多宫殿名字及所设神像，最后还测绘了《白云观鸟瞰图》。（图3）这张测绘图集中于白云观的中轴，在道观的中路，依次有灵宫殿、玉皇殿、老律堂、邱祖殿和三清阁、四御阁等五重正殿及钟、鼓二楼；东西两庑，东为丰真殿（1990年代重修以后改为三官殿）、戒堂、斗府宫，西为儒仙殿。[26]

作为一名佛教研究者，常盘大定希望在北京白云观这个全真道教的“本山”，找寻有助于澄清元代佛道争辩的实证材料。及至来到白云观观察了实态的全真道教，他渐渐地对于《辩伪录》、《佛祖通载》等佛书描写的“被扭曲”的全真道教，有了新的看法。从白云观老律堂和邱祖殿讲起，他在《白云观》中详述“不世出的英杰”邱长春的宗教活动以及十八弟子的西行经历，又在《全真教》提出金元时期全真道教改革“弊害百出的旧道教”的新宗教之意义，尤其赞扬全真道教实行社会救济和借鑒佛教建立清规生活。在金元时期的全真道教身上，常盘大定看到了他所提倡的“三教交融”之理想状态，深味着佛教裨益于其它宗教的无限可能性，比如他对王重阳《立教十五论》的文本分析指出全真打坐法多处袭用佛教禅宗义理，从而得到全真道教表现了“道教禅宗化”的结论。[27]

1920年初次在白云观见到观音像时，常盘氏还表现出震惊，当他在山东、山西、河南各地巡览一番，发现中国民间凡有道庙处便有观音像，于是开始思考其中蕴含的中国宗教融合意味。常盘氏认为这是元代以来全真道教三教调和的产物。全真道教不仅在思想资源上汲取佛教思想，而且在道观中安放观音像以及观音化身的娘娘像，还在仪礼中诵读《观音经》，体现了“二教的混淆”。[28]

常盘大定对于全真道教的兴趣，与他对传统道教的“迷信”认定是相互相成的。在《古贤的蹤迹》的多篇调查报告中，他描述在河南、山西、江苏等地接触乡村道教“迷信”风俗的亲身经验，同时也多次表达“全真道教最引人注目的便是排斥自古以来附随着道教的不死升仙的迷信”的观点。[29]这种倾向也体现在他对于北京白云观和东岳庙的不同描述中。东岳庙七十二司的神神鬼鬼们在其眼中代表了传统道教对于世俗生活的取媚。对于“白云观属皇帝管，东岳庙属天师管”这句出自东岳庙道士口中之语，常盘氏再三玩味此话所蕴含的“国家与宗教的对立、人间与天界的对立”意味，认为白云观是元朝皇室保护之下成立的皇室象征，而东岳庙是在天师之力以及民众的低级的迷信之上成立的，两个道观，存在着两种宗教体系的对立。[30]

在日本宫内省图书寮阅读《道藏》时，常盘大定对全真教的初步想法之一，是认为全真道教的突出功绩乃在“开雕道藏”。因此到达全真祖庭的白云观时，他留心打听密封的道藏存佚情况。1920年10月第一次访问白云观，他向观中道士请求登上藏经阁，但被拒绝。后来常盘大定打听到当时中国仅存的两部《道藏》，分别藏于北京和上海两家白云观，于是1921年第二回中国调查时，一进上海白云观便直奔道藏而去。可是他在观内向遇到的多名道士打听，皆不知《道藏》是什么经书，直至找到守卫藏经阁的道士，才知道《道藏》确实珍藏于此，但“若无上海某氏的介绍，不得出示经书”，常盘氏只能在观外匆匆拍摄照片便离去。两次寻访道藏真迹皆不遂愿，常盘大定甚为遗憾，直言若有机会可以将上海白云观搜藏的“民封”《道藏》与北京白云观的“敕封”《道藏》作一比较，定可大大促进道教经典之认知。[31]

1921年第三度访问北京白云观，得知观内居住着不少年长老道士，可惜时间不允许停留访问，常盘大定遂发出心愿，若有一个月或者更多的时间在白云观游历，访问老道士，定能获益良多。[32]吸取常盘氏访道藏与口头访谈皆不成功的经验教训，1931年9月小柳司气太人还未到白云观，先通过日本驻北京文化事业部官员买通了方丈陈明霖，此后的调查便一路畅通无阻。[33]常盘大定的学生吉冈义丰进入白云观这块“田野”的方法更为彻底，类似于今天人类学者常用的“参与观察法”，他留学北京期间常身着道袍，住在白云观中，亲自体验道士生活。[34]1931年以后日本满铁调查部、东亚研究所、兴亚院等文化特务机关所进行的中国寺观调查，均不同程度地继承和发展了常盘大定1920年代中国寺观调查方法。

应当看到，1920年代的中国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尚无成熟的宗教学研究队伍，而当时日本佛教已经形成了成型的研究队伍，提出了较为成熟的资料研究方法，他们在佛道论争、造像、仪礼等方面势必涉及研究道教，于是便有了1920年代常盘大定的中国寺观实地调查。几次的中国实地踏查，令这位享有盛名的佛教研究者略略涉及全真道教史与道观生态，并在这两个领域留下了前行者的足迹。常盘大定“从佛道关系史带出来的道教研究”，构成了日本现代道教研究的知识出发点，也影响了吉冈义丰、洼德忠、道端良秀等一批从佛教转入道教研究的战后一代。

具体到北京白云观这个特定田野对象，可以看到，日本学者对于中国道观的实地调查研究是一场学术接力，从常盘大定到小柳司气太、吉冈义丰以及洼德忠，1980年代之后更有蜂屋邦夫、奈良行博等。如果将20世纪日本学者的中国道观田野调查，对照以欧洲传教士和学者们的中国旅行记，或许可以拼接出20世纪中国道观的生态史。

注释：

[1]小柳氏在1931年8月19日-10月5日展开白云观调查，此次搜集资料后来结集为《白云观志》。此次调查之始末，见小柳司气太1932年12月提交给派遣机构东方文化学院《小柳研究员调查报告讲演：白云观の研究》，《东方学报》（东京：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1932年第3号，第362-372页。此报告又以《白云观调查报告》之名，作为附录收入《白云观志：附东岳庙志》（东京：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1934年），第357-388页。

[2]吉冈义丰：《道教の实态》，北京：兴亚宗教协会，1941年。此调查报告出版时未具作者名，后被收入《吉冈义丰著作集·别卷》（东京：五月书房，1990年），第1-361页。吉冈义丰又将北京白云观的专门调查结集成《白云观の道教》（东方民俗丛书之二），北京：新民印书馆，1945年。

[3]洼德忠：《北京白云观の现况について》，《支那佛教史学》第7号之1-3期（1944年）。此调查报告后收入洼德忠：《道教と佛教》（东京：第一书房，1998年），第273-302页。

[4]∵1929年，日本外务省以中国庚子赔款的一部分成立东方文化学院，下设东京研究所和京都研究所，主要由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的学者担任所员。东京研究所的首任主任是著名汉学家服部宇之吉，本文涉及的常盘大定、小柳司气太、洼德忠等日本学者在战前及战争年代，均以东方文化学院研究员的身份获得外务省资助，展开中国宗教的实地调查。1948年，东方文化学院被废止，东京研究所合并入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5]福井康顺：《支那寺观の现状に就て》，东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1935年8月印刷。

[6]常盘大定：《古贤の迹へ》，东京：金尾文渊堂，1921年。此为1920年第一回中国调查的报告。

[7]常盘大定：《支那佛教史迹》，东京：金尾文渊堂，1923年。此为1921-22年第二回、第三回中国调查的总报告。

[8]常盘大定：《支那に于ける佛教と儒教道教》，东京：东洋文库，1930年。

[9]洼徳忠：《道教研究五十年》，《中国道教》1991年第4期，第41页。

[10]《吉冈义丰博士略年谱》，《吉冈博士还历记念：道教研究论集》（东京：国书刊行会，1977年）第6页。另参朱越利《吉冈义丰与道教研究及中日关系》，《中国道教》1989年第3期。

[11]中国学界的日本道教研究学术史研究论述，就笔者眼力所及，唯葛兆光在《当代日本的中国道教研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年第2期第86页注释提到的一句话：“常盘大定到中国考察佛教遗迹，∵顺便就把白云观、东岳庙当做考察点，∵见《支那佛教史迹踏查记》”。

[12]常盘大定：《续古贤の迹へ》，《支那佛教史迹踏查记》（东京：龙吟社，1938年），第337页。

[13]日本宫内厅所藏《正统道藏》现存4115卷，其中杂有万历版抄本补卷。它原为九州岛的一小藩藩主于江户时代（1603-1867）后期购进，后献给江户幕府，明治维新后归宫内省（即今宫内厅）收藏。

[14]武内义雄（1886-1966）当时从京都大学毕业后旅居北京，1926年出版《老子原始》（京都：弘文堂书房），以治中国思想史而闻名。武内氏曾撰《访古碑记》详述他陪同常盘大定在易州、房山等地的实地调查经历，《武内义雄全集》（东京：角川书店，1989年），第181-218页。

[15]∵神谷衡平，京都大学毕业生，战后任东京外国语学校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16]常盘大定：《旅行の范围及顺序》，《古贤の迹へ》，第7-20页。

[17]∵可参内藤湖南等着：《日本学人中国记书记》，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18]东京《朝日新闻》，1920年11月19日-23日，第4版“古贤の迹へ”专栏。此二篇专栏文章均收入1921年的《古贤の迹へ》，第29-40页。

[19]∵常盘大定在1923年出版的《支那佛教史迹》之《北京白云观と京兆居庸关》，第142页介绍了1920年白云观文章的良好社会反响及日本学界对其1921年第三次访问白云观的期待。

[20]∵丸山幸一郎（1894-1924）于1919∵年到中国，任日文《北京周报》记者，与李大钊、周作人等多有交往。

[21]《北京白云观と京兆居庸关》，《支那佛教史迹》，第141-142页。此外还提到立于邱祖殿前的巨碑《邱长春真人事实碑》由于时间关系无法拓碑，常盘氏抱憾而去。

[22]∵见《常盘博士支那佛教史迹踏査报告会展览拓本目录》，东京：东京帝国大学启明会，1922年。

[23]∵小柳司气太：《白云观调查报告》，《白云观志》第359页。1980年代以来中国几种介绍日本道教学术史的文章，皆将小柳氏1921年的北京之行误为专为白云观调查而来，此当系未细看1932年小柳氏本人的调查报告所致。

[24]福井康顺：《支那寺观の现状に就て》，第7页。

[25]∵常盘大定：《白云观》，《古贤の迹へ》，页30。

[26]∵常盘氏的鸟瞰图比较粗略，在他所撰的《白云观》文字表述出现的东路南极殿、真武殿，图中没有绘出。与1934年小柳司气太《白云观志》的测绘图相比，可以看到常盘氏的鸟瞰图缺少以下建筑：东路的斗府宫和罗公塔、华祖殿、火神殿，西路的吕祖殿、八仙殿、元君殿、元辰殿、祠堂院，道观最后面的云集山房。

[27]∵《全真教》，《古贤の迹へ》，第36-39页。

[28]∵《北京白云观と京兆居庸关》，《支那佛教史迹》，第143页。

[29]《全真教》，《古贤の迹へ》，第39页。

[30]《东岳庙》，《古贤の迹へ》，第48页。

[31]《上海白云观》，《支那佛教史迹》，第347页。

[32]∵《白云观》，《古贤の迹へ》，第34页。

[33]小柳司气太《白云观调查报告》（《白云观志》第361-362页）对此“公关”手段有详述。另据报告所言，1931年9-10月的一个月之间，小柳氏隔天驱车从东城甘两胡同的住所赶往白云观调查，总共不过16趟左右，而非后来有些日本道教研究文章所敷衍的“1921-1931年小柳司气太十几次访问白云观，甚至住进了观内”。

[34]∵吉冈义丰：《白云观の体验》，氏着《永生への愿い》（京都：淡交社，1970年），第217-228页。（信息来源：《中国道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