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大师（西元445～518年）

僧大师，是齐梁时代的一位律学大师，也是古代杰出的佛教文史学家。他原籍是彭城下邳（今徐州专区邳县），生于江南建业（今南京），俗姓俞氏。幼小时随父母入建初寺（当时在建业城内）礼拜，欢喜踊跃，就不肯回家。父母依从他的愿望，允许他在寺内出家，奉僧范为师。到了十四岁时，又投定林上寺（在锺山）法达（昙摩密多的弟子，见「高僧传·昙摩密多传」）门下，法达「戒德精严，为法门栋梁」（「高僧传·僧传」）；同时法献也在定林寺弘化，「律行精纯，德为物范」（「高僧传·法献传」）；僧都从而服膺奉事，执操坚明。受具以后，又受业于法颖；法颖是当时的律学名匠，僧随侍尽心鉆研二十馀年，终于精通律部，有名于当世。法颖逝世（齐建元四年，四八二年）后，永明年中（西元四八三～四九三年）竟陵王萧子良每请他开讲律学；由于他披释精详，辩解入微，因此听众常七、八百人。又奉齐武帝敕，往三吴（今湖州、苏州、绍兴地区）去试简僧众，并讲「十诵律」，说受戒法。所得的信施，都用来修治建初、定林诸寺，并在两寺造立经藏。从此以后，在他后半生数十年中，经常为学众广开律席，「春秋讲说，七十馀遍」（见「出三藏记集」卷十二「僧法集总序」），他一生的主要事业，也就在于传弘律学。

僧所传弘的律学，即是中土流传最早的萨婆多部（即一切有部）「十诵律」。这是由于当时四部广律（「十诵」、「五分」、「四分」、「僧只」）虽都已在中国译出，而由北印度∵宾传来的萨婆多部「十诵律」在中国最为流行。法颖律师就是盛弘此律的巨匠，僧长期从他就学，故亦弘演此律。他在所撰「萨婆多部记序」中说∶「年逾知命，仰前觉之弘慈，奉先师之遗德，猥以庸浅，承业『十诵』，讽味讲说，三纪于∵。」可见其律学师承的严谨。

僧关于律学的撰述，有「萨婆多部记」五卷和「十诵义记」十卷，前者属于历史方面，即他所传弘的律学师承传记；后者属于义理方面，即他所传弘的律学义解记述。这两部律学著作都是他中年以后──即四十几岁到五十岁之间的作品，是古来萨婆多部「十诵律」学方面的重要著述。可惜这两部书都早已亡佚不传，只「出三藏记集」中略载它的目录和序文而已。

僧生平在弘传律学而外，对于佛教文史著述和文化艺术事业，也有非常丰硕的成就，略如下述∶

一、造立经藏中国佛教典籍至齐梁时已甚丰富；但历史上第一个搜聚卷帙建立经藏的，实即僧在建初、定林两寺所建立的经藏。而它的动机似乎受自其师法颖的影响。据「高僧传」卷十三「法颖传」载∶「颖以从来信施造经像及药藏。」僧更扩大这一事业，先后在建业城内建初寺和锺山定林上寺营建般若台造立经藏，并各有文记载其事（见「出三藏记集」卷十二「法苑集」目录）。其中定林上寺经藏的建立，还得到梁临川王宏的大力襄赞（同上）。著名文学家刘勰也相随从事整理厘定，并区别部类加以序录（见「梁书」卷五十「刘勰列传」）。后来慧皎在「高僧传」中也称述僧「造立经藏，搜校卷轴，使夫寺庙广开，法言无坠」的劳绩。

二、撰制经录僧在两寺建立经藏，编制成「出三藏记集」十五卷，实为中国现存的最古的佛教经录。其中目录部分系依据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加以考订并增补而成。僧在此书中自称∶「爰自安公始述名录，铨品译才，标列岁月，妙典可徵，实赖伊人。敢以末学，响附前规，率其管见，接为新录，兼广访别目，括正异同」「出三藏记集」卷二）。他在此书的撰制当中，曾经「鉆析内经，研镜外籍，参以前识，验以旧闻」（同书「序」），旁徵博考，确实费过不少功力。此书保存了古代译经史上许多原始资料，值得后世学人的凭藉研究和珍视。

三、佛教文史著述僧一生撰制的佛教文史著述，有「出三藏记集」十五卷、「萨婆多部相承传」、「十诵义记」、「释迦谱」五卷、「世界记」五卷、「法苑集」十卷、「弘明集」十四卷、「法集杂记传铭」十卷。这八种著述，他曾总名之为「释僧法集」，并自序称∶「窃有坚誓，志是大乘，顶受方等，游心四含。加以山房寂远，泉清松密，以讲席间时，僧事馀日，广讯众典，披览为业；或专日遗餐，或通夜继烛，短力共尺波争驰，浅识与寸阴竞晷···仰稟群经，傍采记传，事以类合，义以例分；显明觉应，故序释迦之谱；区别六趣，故述世界之记；订正经译，故编三藏之录；尊崇律本，故铨师资之传；弥纶福源，故撰法苑之编；护持正化，故集弘明之论；且少受律学，刻意毗尼，···既稟义先师，弗敢坠失，标括章条，为律记十卷；并杂碑记撰为一帙。总其所集，凡有八部。冀微启于今业，庶有借于来津。」在这八部书中，集录了很多古记遗文，多是古代重要的佛教文史资料，极为可贵。现只「释迦谱」、「出三藏记集」、「弘明集」三书尚存，其馀五种均佚。

四、佛教工艺的业绩僧在他所撰述的「法苑集」中，搜集有关于佛教音乐、歌呗、法乐、梵舞、造像、雕制等记载和文献甚多；可见他对于佛教艺术的兴趣和修养甚深，曾被当时朝野缁素人士所一致推崇。如「高僧传」卷十一本传载∶「为性巧思，能目準心计，及匠人依标尺寸无爽，故光宅、摄山大像及剡县石佛等，并请经始，準画仪则。」其中光宅寺铜像，系梁天监八年（五○九年）僧奉敕监造，用铜四万三千斤，铸成丈九佛像，其庄严精美，被称为东方第一（见「高僧传」卷十三「法悦传」）。嗣天监十二年（五一三年），僧又奉敕监造剡县（浙江嵊县）石佛，前后雕刻四年，造成极精美的五丈坐佛和十丈立佛，并造龛台、门、阁、殿、堂，以充供养（「高僧传」卷十三「僧护传」）。在这以前摄山大佛和千佛巖，创始于齐仲璋，齐梁时代如豫章王、竟陵王等多发心出资依出造像，僧常为之规画并监造。据「出三藏记集」卷十二「法苑集」中有「太尉临川王成就摄山龛大石像记」；又陈江总「摄山栖霞寺碑铭」载∶临川王就石雕千佛加以莹饰镂刻。临川王是僧的虔诚信徒和有力护法，因之这项工程是出自僧的规画无疑。可见僧在佛教工艺方面的成就，也是非常出色的。

五、教学的风范僧当时以律学和文史著述驰誉江表，而他化导门下，于律部以外，也以经论文史为先。据「续高僧传·明彻传」∶「彻因从受学『十诵』，随出扬都，住建初寺，自谓律为绳墨，宪章仪体，仍遍研四部，校其兴废。···移业经论，历采众师，备尝深义。」又同传「宝唱传」∶唱投僧出家，咨稟经律，先后撰集「法宝联壁」、「续***论」、「法集」、「华林殿经录」、「经律异相」、「名僧传」等。宝唱自称∶「律师释僧，道心贞固，高行超邈，著述集记，振发宏要，宝唱不敏，预班二落，礼诵馀日，捃拾遗漏。」刘勰也依僧居处积十馀年，遂博通经论，区别部类，广制文记，于定林寺，撰制经证。这都显示僧的学风和他门下的文采风度。

他因戒德高严，博学多才，在齐梁两代，备受朝野崇敬。晚年脚疾，梁武帝还请他乘舆入内殿为六宫受戒。他的缁素门徒有智藏、慧廓、宝唱、明彻、临川王宏、南平王伟、刘勰等一万一千馀人。梁天监十七年（五一八年）五月圆寂于建初寺，年七十四。葬于锺山定林寺旧墓，弟子正度立碑，刘勰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