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霖法师（西元1905～1999年）

文殊院，位于四川成都。始建于隋代大业年间，此后历经兴废，在明末流寇之乱复毁点战火。至清季嘉庆年间，由一位本圆禅师出任住持，而予以重建，并更改寺名为文殊院。文殊院占地八十馀亩，建筑宏伟，有天王殿、三大士殿，大雄宝殿及藏经楼等大殿堂。大雄宝殿内，供本释迦如来及文殊、普贤菩萨像，藏经楼除收藏经典外，有座放置玄奘大师头盖骨的宝塔，工艺十分精美。

一九五三年，由蜀中高僧宽霖法师出任方丈，此后历经各种政治运动及文化大革命，宽霖法师坚守岗位，维护寺院，减少建筑、法器及经典的损失。文革过后，宽霖老法师重新修缮寺院，展开佛事活动，于此，介绍老法师的生平如下。

宽霖老和尚俗家姓王，名天顺，四川省新都县人，清光绪三十一年（一九○五年）、岁次乙巳的四月二十八日生。他的家庭是农村佃农，生活贫困，一家人三餐不继。十二岁之年，他的父母写下「舍白」（即卖身文契），把他「舍」给新都福建馆寺--旧时儿童出家，儿童的父母必须写一张舍白给寺庙，声明儿童出家后，父母即与出家者断绝一切关系，此即俗语「出家不认家」。

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的四月初八日，他的师公常参老和尚、和师父衍悟法师，为他举行了剃度礼，给他取法名宽霖、号广深，派字广泽。剃度礼十分庄严隆，佛龛前的花瓶里插满鲜花，香炉中点燃了香，佛像前供上鲜果，点着一对红烛，法座上放着绣有莲花瓣的大蒲团，靠背上铺着丝锈的红色帏幔。引礼师引穿着三衣，通报于常参老和尚。常参老和尚和衍悟师父来到禅堂，他二位身披金黄色袈裟，神色庄严，走到佛龛前，老和尚升座，衍悟法师侍立于侧。这时维那向常参老和尚展具三拜，稟称今有某某，曾蒙慈允，如期披剃。此时大磬长鸣，剃度者长跪座前，谛听老和尚开示，而后由老和尚执刀为之剃度后，再经过一番开示后，典应完成。

落发之后，宽霖在福建馆寺做了小沙弥，每日里撞钟击犍，礼佛诵经，学习佛门仪轨，不觉过了三年。到他十五岁的时候，蜀中名剎、成都的文殊院传戒，宽霖在师父衍悟法师的安排下，到文殊院受三坛大戒。戒期是在冬季十月十四到腊月初八，为时五十三天。他事先到文殊院登记，在知客僧的引导下，参谒过文殊寺方丈性观（明正）大和尚。继而经过了五十三天紧张忙碌的戒期，传戒圆满之日，传戒大和尚面对上百名戒子，每人付给他们一套比丘必备的用品--袈裟、戒碟、钵、锡杖，戒子们至此取得了比丘的身份，舍去了沙弥的名号。

宽霖圆戒之后，留在文殊院参学，早晚上堂过殿，每日读经坐禅，开始了另一段学习的生活。数年之后，他年龄日长，由清众担任执事，先后担任过侍者、衣钵、知客等职务。他在文殊院前后十年，奠定了佛学基础，娴熟了佛门仪轨；也使他由一个十几岁童子，发育成为一个壮实的青年。

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年），宽霖二十七岁，他向文殊院告假，出外行脚参访，朝礼天下名山大剎。他自重庆买轮东下，抵达上海，转往宁波，在四明山观宗讲寺，入弘法研究社受学，聆听谛閑老和尚、宝静法师讲天台教观。后来以成绩优良，宝静法师命他担任弘法研究社学监，及观宗讲寺堂主，他也依宝静法师学习古典文学。三年之后，他又赴杭州参访，向摩尘、心慈、静修等法师求教法义。并曾到苏州报国寺为印光老和尚礼座、及依德森法师修习净土法门。后来曾随侍宝静法师同去九江，登庐山礼远公祖师道场，时值黄龙寺方丈圆寂，寺中两序大众推请他代理方丈。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重庆华严寺方丈宗镜法师，一再函邀，请宽霖法师返回四川，到华严寺讲经。宽霖返回四川重庆，先后在华严寺、三学精舍讲经，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回到成都，先后在照觉寺、宝光寺、绵竹祥符寺、峨嵋山毗卢殿等道场宣讲经论。由此道誉日着，缁素钦仰。民国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回到文殊院担任藏主，潜心研读大藏经，并讲授佛学。三数年后，出任堂主并兼代知客。

一九四九新中国成立之后，宽霖法师仍驻锡文殊院，先后担任知客、监院等职务，协助老方丈道悟禅师管理寺务。一九五三年，老方丈道悟为他传法授记，由他接受衣钵，出任文殊院住持。当时新中国成立未久，不断的展开各种政治运动，如减租退押、三反五反、反右斗争、大炼钢、社会主义教育等，使得全国的出家和尚都疲于奔命。一九六一、六二年，全国发生极为严重的自然灾害，农村中饿死者不计其数。灾害过后尚未恢复元气，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六年夏天，号称「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在打倒牛鬼蛇神、破四旧立四新的口号下，全国的寺院多受到破坏，出家人也多被赶出寺院，遣返原籍参加劳动改造。做为成都名剎文殊院方丈的宽霖法师，首当其沖成为红卫兵斗争的对象。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红卫兵到了文殊院，对宽霖法师先后多次的批斗、殴打，戴高帽、罚劳动，施予种种精神上的虐待。是时老和年逾花甲，他以佛家忍辱的精神，忍受种种肉体上的痛苦，精神上的屈辱，但是他坚决不离开寺院。他困守在文殊院中，率领着一些未离寺的僧众，坚持护寺工作，尽量使文殊院的建筑设施，和所珍藏的历代文物减少损失。

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落实宗教政策，寺院恢复活动，宽霖老法师被宗教部门重任为文殊院方丈，负起清理和修缮文殊院的重任。经过数年努力，修缮工程告一段落后，文殊院恢复旧观，继而开始了寺院弘法活。老和尚为法忘身，以八十馀岁的高龄，为了佛教的复兴，他席不暇暖，奔走各地，讲经弘化。一九八六年，宽霖老法师又受命兼任云南省鸡足山祝圣寺方丈，他不顾年迈途远，到鸡足山晋山视事，以后并常去照应寺务。

一九九三年春，文殊院举行传戒，宽霖老法师任得戒和尚，遍能老法师任羯磨和尚，惟贤老法师任教授和尚。在一个月的戒期中，宽霖老法师由于在文革期间两腿两脚受过伤，加上风湿严重，行动极不方便。但传戒是佛门大事，他不敢稍有怠忽。他忍受着肉体上的痛苦，每天仍然坚持由侍者掺扶着升座，为戒子讲开示、授戒、举行佛事等。他谆谆告诫受戒的青年戒子，要精进修学，管好寺庙，发心住持正法。苦口婆心，真挚恳切，使听者无不感动。一九九○年代前后，他先后主持了文殊院、宝光寺、祝圣寺等大寺院的首次传戒法会，戒子遍及四川云贵各地。

一九八○年代以后，宽霖老法师除了担任文殊院方丈外，还先后担任着成都市佛教协会秘书长、副会长、名誉会长；四川省佛教协会副会长、会长；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及成都市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四川省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等职务。一九九九年六月八日，宽霖老法师世缘告尽，在成都文殊院示寂，世寿九十五岁，戒腊八十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