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门修证法要（六）

但《大学》为何不说「安而后能思」呢？这就可见古人用语之精密了。

虑固然就是思，然而此字正反合义，比思字多一层转折：它既是深思熟虑之虑，也是忧恐疑乱之辞。例如《国策‧楚策》：「此谓虑贤也」，鲍彪注「虑，犹疑也」；刘琨答卢谌：「不虑其败」，刘注「虑，忧也」；《管子·轻重甲》：「天下有虑」，高注「虑，乱也」；《汉书‧沟洫志》，「虑殚为河」，颜注「虑，恐也」。大约人总是因为有了忧疑困惑才会去仔细思虑，所以慧琳《一切经音义》注说虑是「疑而思之也」。疑而思之，故虑既有思义也有疑义，深谋远虑叫做虑、犹疑纷乱之思也叫做虑（如疑虑、顾虑）。

用虑来谈修行问题，为何比只说「思」更深切呢？

《二程遗书》卷一曾举一事：「吕与叔尝言患思虑多，不能驱除。曰：此正如破屋中御寇，东面一人来未驱得，西面又一人至矣。盖其四面空疏，寇固易入，无缘做得主定。又如虚器入水，水自然入。……盖中有主则实，实则外患者不能入，自然无事」。

这一段，日本儒者贝原益轩解释道：「与叔之心，专欲除去思虑。程子之意，要中有主则不除思虑而自然无思虑纷扰。程子曰：欲除思虑则不除，亦是此意」（《近思録备考》卷四引）。

吕与叔是吕大临。他所烦恼的「思虑多」，指的就是疑惑纷扰之虑。程子说中有主则思虑自除者，则是我们从前介绍过的静安工夫。

可是静安工夫除了可让人除去纷扰之虑外，作用尚不止于此，它还可生发聪明睿智，故《遗书》卷六云：「圣人『修己以敬，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于恭敬，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无气不和，四灵何有不至？此体信逹顺之道，聪明睿智皆由是出」。

「修己以敬，以安百姓」，语出《论语·宪问篇》。「笃恭而天下平」，出自《中庸》。「体信顺达」，出自《礼记·礼运》，讲的都是安。安而聪明睿智出，便是安而后能虑。

这两种虑，一是要去除的，一是去除以后才能生出的。

若用佛教术语来说，前者乃是妄心妄念，后者才是真心。工夫所在，在于止妄修观，以生正念正思惟。儒者不止而止，不除妄虑而能虑，工夫不同，分念虑为两层却颇相似。

因此，读「安而后能虑」一语，首应知此虑专指睿智深思之虑而言。

这样的虑，其实正是思的本义，而且如此看「安」与「思虑」的关系，更是早在《尚书》就有了。

《书‧尧典》说：「钦明文思安安」，郑玄注「深虑通敏谓之思」；《书‧洪范》：「思曰睿」，又「五曰思」，孔疏：「思者，心之所虑，使行得中也」，都以思为虑为睿。

而这样的思或虑，是不能如现在一般说思考、考虑时那样，仅从理性思惟看的。故「钦明文思安安」，《经典释文》引马注就说：「道德纯备谓之思」。《逸周书·謚法篇》解思也说是道德纯备或「大省兆民」。

这是因心之所虑而使行为得中，不偏不倚，自然就显现为道德纯备之象。道德纯备者，人也才会赞其能思能虑。虑而有此效能，所以又称为睿。

近世论事，每将理性思考和道德实践打为两橛，不知「思曰睿」，无思虑则亦无所谓道德实践也。

为什么无睿思就无道德实践可言？《论语‧阳货篇》不是说了吗？「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孔门重仁，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光有仁心行吗？仁者也有可能只是烂好人，或许还是个笨蛋，因为行仁是需要智慧的。

这是由仁这方面说。反过来，由学思那方面说，则子夏也讲得很清楚：「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看起来好像都属「道问学」之事，非「尊德性」范围，但子夏说：不然，能博学近思，本身就是仁了。读过《中庸》就知道：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与笃行是一个连贯的动作，笃行实践之根，正在博学慎思。若无此工夫，妄谈笃行践仁，殆即孔子所谓愚人也哉！

《遗书》卷十四载明道语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学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彻上彻下之道」。说得如此郑重，正可见这里恰是关键。凡知仁而不知学者，皆非儒家也。

当然，儒家之所以如此说，是因其所谓思从来也就不是近代知识及纯粹理性含意的思，与笛卡儿以降所云「我思故我在」是两回事。故《论语·季氏》载：「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这九思，思的都不是外在物事与他人，而是就自己的伦理实践身分去想，考虑我在此间处理得恰不恰当。

儒者所谓格物致知，即指此言。反对格致的人常质疑：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事物无穷，岂格得完？推崇格致者则把它比附于近代科学，如胡适就说格物致知乃「大胆疑古，小心考证」的实证方法，是理智的态度、科学的路。他把宋明理学比拟为中国的启蒙运动，原因即在于此。

但伊川曾云：「格物穷理，非是要尽穷天下之物，但于一物上穷尽，其他可以类推。至如言孝，其所以为孝者如何」（遗书‧卷十五），又说：「致知，但止于至善。为人子止于孝、人父止于慈之类，不须外面。只务观物理，泛然正如游骑无所归也」（卷七）。格物的物，不是竹子木头等外在事物，而是孝慈等人伦实践活动。就其活动、探察其所以为天理为人理之故，而得行其当，才是格物穷理，才是致知。

程朱一派把这套工夫称为近思。朱子与吕东莱合编《近思录》，远绍子夏「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近则就表明了儒者所思宜近取诸身，程子所谓：「格物之理，不若察之于身，其得尤切」（遗书‧卷十八）。

阳明之法，其实也是如此。差别仅在对「格」「致」之解释不同，路数却是一样的。《传习录》卷上：爱问：「先生以博文为约礼功夫。深思之未能得略，请开示。」先生曰：「‘礼’字即是‘理’字。理之发见可见者谓之文。文之隐微不可见者谓之理。只是一物。约礼只是要此心纯是一个天理。要此心纯是天理，须就理之发见处用功。如发见于事亲时，就在事亲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事君时，就在事看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处富贵贫贱时，就在处富贵贫贱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处患难夷狄时，就在处患难夷狄上学存此天理。至于作止语默，无处不然。随他发见处，即就那上面学个存天理。这便是博学之于文，便是约礼的功夫」。你看这一段，工夫不就是一样的吗？

不过，历来儒者由格物致知说诚意正心的争议太多。学者由此入手修行，反而葛藤滋扰，易陷于无穷争论中。故今我不主张如程朱阳明般由格致诚正入，建议仍回到《大学》所说「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来看。

能静能安，心气平和中正，思虑才能清明。这不就是程子所说天下平、百姓安则天地位万物育，聪明睿智皆由是而出吗？以此睿思，虑之深远，自然行皆得中，钦明文思安安了。安而虑、虑而安，荀子所谓「大清明」，殆即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