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清末动蕩的历史,人们很容易将辛亥革命和60年前的太平天国这两个同样由广东人发起、同样以反满为宗旨的运动等量齐观。乍看之下,两次革命似乎确有不绝如缕的关联:都源自广东,都和外国有关联,甚至起事年份都是辛亥。但两次革命最大的区别,是儒生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

当太平军在三江两湖纵横驰骋,清廷的江山摇摇欲坠之际,曾国藩,一个在籍办团练的挂名侍郎,颇有名气的经学家和桐城派文人,写了一篇震聋发聩的《讨粤匪檄》,并且仿效桐城派前辈傅鼐的成制,建立了一支“儒生帅乡农”的全新武装——湘军,这支军队的各级将领,除了个别例外,大多数是举人、监生、贡生、低级候补官吏等中下阶层儒生,后来崛起的淮军、楚军,也都是以这种“儒生帅乡农”模式建立起来的。可以说,儒生们出于捍卫儒家地位、儒学道德人伦而发起的绝地反击,是清朝起死回生、反败为胜的关键,那些高呼“国家二百年养士之报”,冒锋镝舍性命,与“反贼”作生死之搏的举人、秀才和童生们,堪称维系清朝帝系不绝的根本。

那么,何以仅过了60年,曾经迸发出无穷战斗力——或曾国藩所云“忠义血性”的儒生们,竟一下消失无蹤?革命军兴,清廷所最能倚靠的,是由旧军改编、流品混杂的巡防营、江防营,而大批穿着学生服的书生,却吟咏着《革命军》、《警世钟》,义无反顾地向清廷射出自己的一枪?

废旧学,儒学教条反而在新学堂更加普及

事实上,辛亥革命前,那些功成名就之士,或称“高级儒生”,仍然大多站在清廷一边。儒学名臣、出则封疆大吏,入则部堂台阁的张之洞,在去世前10年潜心研究“儒学救国”、“保国保种”之术,提出著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体例、章程尽管现代化,但君臣父子、忠孝节义等儒家纲常却绝不能变,说的也还是儒学。同样在辛亥前去世的另一位儒学大师,被称作“晚清经学后殿”的孙诒让,也推出苦心编纂的“变法条议”40则,其中不但把各项改革救亡的措施都附会成《周礼》早已有之、“若合符契”的内容,将改良附会成“以《周礼》为纲,以西政为目”的“复古”,希望儒学能够救清朝,甚至希望儒学和清朝一起“中兴”。

早已因戊戌变法失败被排挤出清朝政治中心的康有为,则一如既往地固守“新派儒学宗师”的阵地,不但继续阐发《孔子改制考》、《孔子伪经考》中那些所谓“新发现”的“儒家学说”,将“康学”大力丸包裹上“儒学”的糖衣到处兜售,而且试图以西方教会的形势,把儒学真正改造成“儒教”,虽然“孔教会”直到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10月7日才成立,但“以孔子诞辰为纪年”、“尊孔教为国教”等主张,却早在辛亥前、甚至戊戌变法前便已喊得山响。

一些论者以为,清末大办新式学堂,废除旧学,导致民间对儒学典籍、教条陌生,是辛亥革命期间儒家不能再度力挽狂澜的奥妙所在,他们举出的例子,是1902年“教改”前夕,中国只有新派学生6912人,而辛亥当年则有新式学堂约52500所,新派学生逾160万人。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事实上,废旧学、兴新学,并未导致儒学的曲高和寡,相反,儒学教育的覆盖面甚至比此前更高。

1902年公布的《钦定学堂章程》规定,蒙学堂(学前班)四年,要通习《四书集注》,全部学时中,约1/3为“读经”和“修身”,而“修身”的内容为“教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敬长尊师、忠君爱国”,完全是儒家的道德规范。不仅如此,1906年颁布的官方教育宗旨,一共两类、五条,其中第一类“忠君”、“尊孔”是典型的儒家条文,第二类“尚公”、“尚武”、“尚实”虽有新学气息,却也依然能从儒学经典中找到依据,正如清廷官方所阐述的,兴办新学堂的目的,是培养更多谙熟儒家道德规范,并因此激发出忠君保国“血性”的“爱国者”,而不是培养儒学的掘墓人——在他们看来,那不啻培养自己的掘墓人。

由于新学校十分普及,受教育人数大增,加上民间以传统儒学教育为内容的私塾依然存在。不仅学校教育如此,在当时的官办、官商合办企业里也有“修身”教育,正在全国大办的新军,同样规定了“读经”和“修身”的课程。可以说,清末的教育改革,事实上让儒学知识在民间和社会更加普及,而非相反。

废科举,断了儒生改变命运的唯一路径

既然如此,何以咸同年间的湘军、淮军可以“儒生帅乡农”,起来挽救清廷,而辛亥时如此普及的儒学,却无力挽回历史的宿命?甚至,湘军的故乡湖南,成了最早响应武昌起义、最早派出援鄂军队的省份,淮军的故乡安徽,不但革命军风起云涌,甚至连巡抚大人都当了革命军的都督?

首先,意欲“正本源、壹人心”的儒学,到了清末,自身就不那么“壹”,而是四分五裂,各说各的一套。

正统派里,既有主张“参用西法”的陈宝琛,也有主张守旧的叶德辉;主张变革的儒家宗师里,张之洞对“托古改制”不以为然,同属“托古改制”派的康有为和孙诒让彼此间不以为然,身为康有为弟子的梁启超,对乃师欲将儒学教会化的努力,态度也十分保留。除此之外,还有对他们均不以为然的章炳麟派。同样是“尊经”,陈宝琛眼中的“真经”,在康有为看来却说不定是“伪经”,反之亦然;同样是讲“华夷之辨”,叶德辉将清廷当作“华”,西方教育、现代文明当作“夷”,而章炳麟则把汉族人当作“华”,满清当作“夷”……儒学各派的自相矛盾,无形中削弱了“经典”的神圣性和权威性,这在清末这个古、今、中、外思想错杂的十字路口,无疑会严重影响其“战斗力”。

比这更重要的,是中下层儒生和清廷出现了利益背离。

自隋唐至清末,儒生和皇权就形成了一个奇妙的利益体:皇权向儒生提供源源不断的“上进”机会;儒生则以向皇权效忠、为王朝服务作为回报,二者间的纽带,则是科举制度。那些一边喊着“国家二百年养士之报”一边效死的基层儒生,实际上喊出了双重含义——“国家”得先“养士”,“士”才能以死回报这样的一个“国家”。

然而这一切都随着科举的废除而蕩然无存。1905年秋,袁世凯等人上书请废科举,9月2日,清廷颁布上谕,宣布“自丙午科(1906年)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其以前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从此断绝了基层儒生通过读书、科举改变命运的一切希望。

固然,取士制度的改革,目的在于与时俱进,救亡图存,更科学地选拔人才,但客观上这种做法却让曾是皇权最忠实支持者的基层儒生,一下成了被砸掉饭碗、前途和梦想的“仇恨一族”。而且兴办新学并非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迫于外侮的急就章,许多配套制度并未跟上,“分别量予出路”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空话,且越是低级别的功名,“出路”也就越差,早已出将入相的张之洞、陈宝琛,功成名就的康有为、孙诒让和盛宣怀们只看得见改制的好处,看不见“断人生路”的副作用,而大好青春虚掷、前途一片黯淡的基层儒生,则又往往只能看见“我的路在何方”的悲凉前景,而无暇体会这一改革“伟大深远的社会意义”。

练新军,“秀才兵”成为颠覆皇权的中坚

在这种情况下,基层儒生们不得不另寻进身之所。

他们中不少人看中了新军相对完善、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开始打破“好男不当兵”的传统,投身行伍,而他们中也的确很快涌现出“平步青云”的榜样,如原本只是个秀才的蔡锷,弃文从武后不但一举成名,而且从军校毕业到官拜协统(旅长,军衔相当于少将),不过7年时间。由于清廷自1905年起推出新军编练计划,欲在5年内编成全国36镇(师)新军,并普及各级军事学堂,军事人才十分匮乏,许多“海归”或“土产”的军校生很快被授予协统、标统(旅长、团长)或总教习之类要职。据记载,当时编制不到1.2万人的江苏新军第九镇号称“八千书生”,湖北新军第九镇和第二十一混成协共1.5万多官兵,儒生出身的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也占据相当比例。

那些留洋、入军校的儒生很容易受到新思想的影响,而基层士兵的“儒生化”,则让这种新思想的传播蔚然成风。辛亥革命前夕,革命党在汉口附近大量印刷革命作品,新军几乎人手一册,若非有如此比例的“秀才兵”,这种鼓动即便有条件去做,恐也是对牛弹琴。前途改变的感同身受,加上新思想的蔚然成风,就这样把大量基层儒生从维护皇权的柱石,变成了颠覆皇权的中坚。那些争执不休的儒学名臣、大师们徒然提倡尊经、尊孔,维护纲常,但当他们的前途不再和皇权、“国家”紧密结合在一起时,什么儒家纲常、尊孔读经,也就成了被赫拉克利斯举离大地的安泰,看似躯体完好,体魄强健,却早没了当初的力量。

研究辛亥,研究孙中山理论,人们往往重三民主义而轻五权宪法,且于“五权”中独轻考试权。事实上,“考试”并非单纯的教育制度,而是关乎一个政权生死的抡才大典。正是通过科举取士,异族统治的满清才在200多年里,将原本心怀异志的汉族儒生牢牢捆在自己的利益共同体中,尽管当年如顾炎武、黄宗羲等儒学宗师心怀故国;也正是因为科举的废除,和新的人才选拔机制扭曲,让千百万基层儒生离心离德,甚至倒戈相向,尽管从张之洞到康有为,从陈宝琛到王国维,绝大多数儒学宗师依然留着生理或心理的发辫,尽管儒学的社会、道德根基犹在,其根本的动摇,还要等到多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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