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力主推行理学竟遭落职罢祠

朱熹一生从事理学研究,又竭力主张以理学治国,但却不被当道者所理解,加之他在政治道路上举步艰难,所以其结局十分不妙。然而他为了实现自己的学说,却表现了孔子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公元1162年,他向孝宗上封事说:“帝王之举,必先格物、致知,以及夫事物之变,使义理所存,纤细必照,则自然诚意、正心,而后可以应天下之务”。劝说孝宗以身作则,遵照儒家经典中的义理办事,“任贤使能,立纲纪,正风俗”,以期达到国官兵强,抗金雪耻的目的。至次年,朱熹又乘孝宗召见之机,重申前议说:“大学之道,在于格物以致其知。陛下未尝随事以观理,即理以应事,平治之效,所以未着”。上述建议的基本内容是要求用“三纲领”(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指导。先从皇帝本身做起,再施行于臣民。这些意见虽受到孝宗的赞许,但因阻力太大,未能得以施行。

在知南康军任上,朱熹又应诏上疏说:“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年谱》卷2)在这次上疏中,由于他力陈时弊,指斥朝中谏官失职,使皇帝言路闭塞,“所与亲密谋议,不过一二近习之臣。上以蛊惑陛下之心者,使陛下不信先王之道,而悦于功利之卑说,不乐庄士之谠言,而安于私督之鄙态。下则招集天下之士大夫之嗜利无耻者,文武汇分,各入其门。交通贿赂,所盗者皆陛下之财;命卿置将,所窃者皆陛下之柄。”(同上)这次上疏,虽是耿直之言,但却触怒了皇帝,幸好有人帮他说情,这才免于治罪。此后不久,朱熹便感到其理想难于实行而辞去官职,专心研究经学,讲论义理。不过,他并未就此罢休,还是继续向孝宗进言国事。有人劝他:“正心诚意之论,上所厌闻,戒勿以为言。”朱熹讲:“吾平生所学,惟此四字,岂可隐默以欺吾君乎?”(《宋史》本传)公元1188年,朱熹又借孝宗召他入对之机,大讲“正心诚意”,共上《奏札》5篇,其中以《戊申封事》着称于时。《封事》说:“今天下大势,如人有病,内自心腹,外达四肢,无一毛一发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与今日之急务为陛下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务则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纲纪,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六者是也。……今日官省之间,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顾乃得以窟穴盘踞于其间。是以纲纪不正于上,风俗颓弊于下。”此《封事》达于宫中,孝宗已就寝,又立即起床,秉烛披阅,并于次日下诏,授朱熹主管太一宫,兼崇政殿说书。朱熹虽力辞未就,但说明这次上奏得到了重视。

宁宗即位之后,朱熹得到提倡理学的宰相赵汝愚推荐,官拜焕章阁侍制兼侍讲。这是朱熹一生唯一的一次在朝中作官,他抓住为皇帝讲书的机会,多次向宁宗大谈“正心诚意”的意义,要求皇帝身体力行。他在进言中,指出朝廷不应在京畿百姓遭灾之年大兴土木,“以慰斯民饑饿流离之难”;二是要求宁宗“下诏自责,减省舆卫”;三是要求整肃纪纲,以维护朝廷的尊严,令“近习不得干预朝权,大臣不得专任己私”。(《文集》卷14,《经筵留身而陈四事札)这些言论,引起了宁宗的反感,而朱熹仍多次进言,“斥言左右窃柄之失”(《宋史》本传)。这更使宁宗对他产生了厌恶之心,仅在朝40日,就被撤去职务。此后,他只好回到家乡,专心从事讲学着书。不久,赵汝愚也受到实权人物韩胄等人的排挤而失去相位。接踵而来,便发生了一场反理学的斗争。公元1195年,由监察御史沈继祖出面。指控朱熹犯有十大罪,又说他是一个伪君子。甚至有人上书请斩杀朱熹,使他终于受到“落职罢祠”(取消做官资格)的处分。公元1196年,又“更道学为伪学”,列《六经》、《语》、《孟》、《中庸》、《大学》为禁书。公元1198年再下诏,令道学伪邪之徒“改视回听”,若“进非不悔”,则“必罚无赦”。同时又制定了《伪学逆党籍》,列为“道党”者共59人,其中包括宰执4人,待制以上13人,其他官员31人,武臣3人,士8人。这是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在这次事件中,朱熹受到了沉重打击,以至门人故交常过其门而不敢入。但朱熹却能镇静自若,照常“讲学不休”,直至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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