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6日，由文化部、***维吾尔自治区***、全国古籍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共同主办，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承办的“西域遗珍——***历史文献暨古籍保护成果展”，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展览中心开幕。据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介绍，现场展出了来自全国23家收藏单位的320余件展品，其中超过半数为孤本，有21部古籍已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展品类型包括汉文和20余种民族文字的木简、文书、古籍、舆图、拓片，时间跨度从先秦延续至明清。该展览全面展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古籍保护工作所取得的成绩，系统反映了***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化、多宗教以及历史悠久的鲜明特点。
《论语》∵十六国时期（304—439）写本
这些珍贵古籍或是当年从中原辗转流传下来，或是当时西域人学习汉字后写成，千百年后，它们在***各地被发现，其文化价值不仅仅在于为中华文化保留了珍贵典籍，弥补了现存遗藏的不足，也充分证明了西域和内地之间自古以来文化交融，联系密切。
在“西域遗珍——***历史文献暨古籍保护成果展”的丰富展品中，除了珍贵的孤本、各种语言文字的古籍非常引人注目之外，汉文典籍也占据了相当的比重。有的是记录了西域状况的中原王朝正史，像《史记》、《汉书》、《后汉书》、《隋书》、《辽史》、《元史》等，有的是西域出土的、表现汉文化在该地区传播状况的古籍，还有的是西域人士的汉文著作，特别是后二者，更能表现出西域与中原地区自古以来在文化上的紧密关系。
记载西域状况的∵史籍在西域出土
《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典籍记录了在先秦以前中原地区与西域的密切联系。但二书的神话色彩浓厚，历史参考价值有限。直到西汉司马迁着《史记》，成为有关西域的最早信史。《史记》记载了西汉王朝通西域的初衷，就是为了联合西域各国共同反击匈奴的残暴掠杀，还记载了出使西域的先行者张骞的考察成果。由于司马迁对有关西域的资料掌握不多，《史记》的记载并不系统。其后不久，西汉王朝在对匈奴的一系列战争中取得了重大胜利，打通了通往西域的道路，使者往来频繁，对该地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为东汉班固着《汉书·西域传》提供了便利条件，所以《汉书·西域传》成为正史第一部系统记录西域的专传。《传》载，西汉神爵二年（前60年），中央***在西域设立都护府，以安远侯郑吉为都护，治所设在乌垒城（今***维吾尔自治区轮台县）。至此，以今***为主体的西域地区正式纳入了中国版图。
德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一件吐鲁番出土《史记》残片，系《仲尼弟子列传》残叶，其正面所抄文字为《汉书·张良传》，与日本大谷探险队在该地区得到的《史记》、《汉书》残片可以缀合。《大唐西域记》是唐僧玄奘的西行见闻，也是有关西域的历史地理著作，其唐写本残片也在该地区出土，现藏于吐鲁番地区博物馆。西域的史籍抄本又在西域出土，的确是饶有趣味的现象。
出土文献可补史籍之缺失
东汉顺帝永和二年（公元137年），敦煌太守裴岑率三千人出击匈奴，斩杀匈奴重要首领呼衍王，取得了40年来汉王朝在这一地区的重大胜利，解除了匈奴对西域及河西的严重威胁，为该地区赢得了13年的安定局面。如此重大的战役，由于种种原因，记载东汉历史的《后汉书》却没有记载，原树于***哈密地区巴里坤县石人子乡，现藏于***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裴岑纪功碑》则记录了这一史实，虽仅60字左右，却足补史书之缺。
1965年，在吐鲁番安伽勒克南郊的废弃佛塔下面，当地农民发现一个陶罐内装有《三国志·吴书·孙权传》、《三国志·魏书·臧洪传》等古籍。其中《孙权传》写本为隶书体，共40行，计有570余字，已于2007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此外，***地区还出土《三国志》古写本5件，据学者判定，这些写本都早于南朝宋裴松之的《三国志》注本，可以据知《三国志》的最初形态，也可以校订后世刊本的讹误。
练习书法的人都知道东汉《曹全碑》，原碑明万历年间出土于陜西。曹全曾任西域戊部司马，率兵征讨弒父自立的疏勒国王和德，大获全胜，这与《后∵∵∵∵∵汉书·疏勒传》有出入，所以为史家所重。
此外，像唐代的《姜行本纪功碑》、《张怀寂墓志》等，也可与史传相印证，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吐鲁番的《千字文》
《千字文》是南朝梁周兴嗣奉命编成的一种四言韵文，囊括了丰富的天文地理、历史人文的知识，后世多用作童蒙识字课本，是古代最为通行的蒙学教材，至今使用者不乏其人。在近代西北地区出土的文献中，《千字文》写本为数众多。“西域遗珍”展上呈现的写本，出土于吐鲁番的一座唐墓内，存文字18句近70字，偶有错讹，大约是学生习字本，这说明同中原地区一样，《千字文》也是该地区的蒙学教材。
《千字文》前五句还出现在该地区出土的唐代卜天寿抄本《论语·郑氏注》卷后。该抄本卷末有“义学生卜天寿年十二”，可知抄写者的身份和年龄，限于年幼，抄本免不了错字、衍文和脱误，但字体工整有致，可见平常的练习功夫。
该地区一件官文书《唐西州典某牒为吕仙怀勾征案》的背后，是儿童的习字杂抄，抄的是三首古诗，其中第二首尚可核实，是隋岑德润的《咏鱼诗》。内容部分一个字抄写多遍，练习写字的意图很明显，想必这位卜天寿同学，也经过这样的练字过程吧。和田出土的唐人临写王羲之《兰亭序》，也是当地人练习书法的证据。
卜抄本卷末还附有一首打油诗，曰：今日书写了，先生莫咸池（嫌迟）。明朝是贾（假）日，早放学生归。一个下笔有错字、还净盼着放假的小学生形象跃然纸上，令人忍俊不禁。另一件展品——《论语》贾忠礼抄本，拆自墓主的纸靴，已经裂为数十片。类似的文书数量不少。《论语》是重要的汉族文化读本，也是童蒙的必背书。该地区多件《论语》及《论语》郑注写卷，以及《孝经解》残片等的出土，表明汉文化在此地的传播比较兴盛。
民间泰山信仰传到了龟兹
由中国人士撰造而不是译自印度的佛经，被称为疑经或伪经，总称疑伪经，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在佛教史上有重要地位。展品《观世音菩萨劝攘灾经》就是一部8世纪的疑伪经。据研究，该经产生地当在龟兹一带，而经文劝导信众依教修福禳灾，而所称的灾难，是“太山西角颓，须人二万、牛一万头助太山散化”，太山即泰山，是中国民间信仰中人死后的魂归之所，该经的内容表明，起源于中土的民间泰山信仰也流传到了遥远的西域。
“西域遗珍”展中陈列的展品，涉及到的语言有粟特文、突厥文、吐蕃文、回鹘文、西夏文、察合台蒙古文、汉文等24种文字，汉文文献古籍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也是所占比重较大的一部分，从官方文书到儿童习字杂抄，涵盖了古代西域各族人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是西域与中原地区血脉相连的有力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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