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儒商始祖和经商灵魂大师

因为认识到国家希望图强，仅靠发展农业无济于事，所以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各国的工商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好贾趋利蔚然成风。不仅奴隶主贵族以经商为荣耀，士族官僚以经商为要务，即便是以义、礼为学术宗旨的孔子的学生，也跃跃欲试，在商场上大显身手。子贡就是其中的代表。

子贡，卫国黎地（今河南浚县）人，复姓端木，字子贡，另字子赣。他是公认的中华儒商始祖，和陶朱公一起并称“陶朱事业，端木生涯。”

子贡是中国有名的黄老学派创始人鬻熊（史称鬻子）的后裔，在他的身上，同样不可避免地带着道家色彩。17岁以前，在还没有加入到孔子门下的时候，他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经商。可以说，他首先是一个成功的商人，然后才去孔子那里求学，成为一名优秀的儒学继承人。“商而优则学”，是子贡给中国商人做出的一个榜样，也是他后来成为儒商始祖，成为名震天下的大商人的一个必要条件。

子贡在孔子七十二弟子中，最富裕有钱。他思路敏捷，长于交际，巧言善辩，往返于曹国和鲁国之间贱买贵卖，以经商为乐。他常乘四轮马车，带着丰厚礼品游历列国，结交诸侯，所到之处，国君都和他平等行礼。司马迁甚至说，孔子所以出名，实得益于子贡为其传扬。

公元前494年，齐国欲攻打鲁国。在外游历的孔子听说后，召集门下弟子，希望他们设法拯救鲁国。子路、子张、子石等纷纷请求前去救鲁，但是孔子没有答应。子贡请缨，孔子却爽快答应。在孔子心目中，只有子贡能当此大任。子贡先后会见齐国大将田常、吴王夫差、越王勾践和晋国君主，他凭借高超的外交才能，离间各国，使吴攻齐，使晋克吴，使越灭吴，从而化解了鲁国的危机。

司马迁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对子贡处理政治危机所显现出来的卓越才能表示了由衷赞叹，他说：“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

孔子得意门生子贡拥有如此卓然超群的才智，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能够轻松聚敛千金而成富商大贾。

司马迁作《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对子贡这个人物所费笔墨最多，其传记就篇幅而言在孔门众弟子中是最长的。这个现象说明，在司马迁眼中，子贡是个极不寻常的人物。我们循着司马迁的这个思路，再细细阅读《论语》等书，便可看出子贡这个人物非同寻常。他的影响之大、作用之巨，是孔门弟子中无人所能企及的：他学绩优异，文化修养丰厚，政治、外交才能卓越，理财经商能力高超。在孔门弟子中，子贡是把儒和商结合得最好的一位

子贡比孔子小31岁，也就是说，他17岁入门拜师时，孔子已经48岁了，推断这段时间，正是孔子政治上的抱负尚未得到施展，郁郁寡欢的时候，虽然门下弟子众多，可是却苦于鲁国的现状，没有用武之地。

据东汉思想家王充所撰《论衡·讲瑞篇》中记载，子贡刚拜在孔子门下时候，非常骄傲自大，认为自己很快就可以超过老师。拜孔子为师一年后，认为自己已经比孔子强了;第二年下来，他觉得自己的水平，充其量不过与孔子一样高;三年后，他自知不及孔子之万一，心甘情愿终身追随这位老师，他曾经钦佩无比地把孔子比做高高在天上的日和月，“不可及”，“无得而逾”!甚至后来，当有人认为子贡比孔子高明时，子贡立即就加以否定，说：“譬之宫墻，赐之墻也，及肓人;子之墻，数仞。”（《论语·子张》）意思就是说：“我好比是砌着矮墻的院落，人们站在墻边，一眼就能看清楚屋内所藏;先生则是那高墻深宫，只有走进去，才知里面的富丽堂皇。”

子贡对老师是这么的尊敬，而孔子对这位高足也非常喜爱。虽然对于子贡经商的行为，孔子并不赞同，不过，也并不否定。孔子“罕言利”，说过“小人喻于利”，那是因为，春秋战国时期，天下的人们只知道追逐利，而不知道“仁”“义”，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去”。为了匡救时弊，建立以“仁”“义”为核心的新的社会秩序，他自然也就顾不得说“利”了。不过，孔子却并不反对“利”。

《论语·子罕》篇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贡对孔子说：“这里有块美玉，是把它收藏在柜子里呢?还是找个识货的人卖掉呢?”）

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孔子说：“卖掉!卖掉!连我都在等待识货的人来买呢!”）

这是《论语》中记载关于孔子和子贡唯一谈论经商的事情。虽然只有两行字，可是，却包含了很深的思想。

我们可以想象，子贡和孔子私下里讨论关于商道的话题，次数一定不少。这不但是因为他跟随在孔子身边的时间最长，而且深受孔子喜爱。在《论语》中，子贡和孔子的谈话，是得到记载最多的;孔子周游列国，打前站，安排一切用度，与国君和各路诸侯交涉、谈判，替孔子预先铺设好言路的，也一定是子贡。身兼商人、孔门高足、外交专家的子贡，实在对孔子学说的传播，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他的富有，连许多小国的国君都比不上;他的口才，连孔子都辩论不过，推许他为“辩士”，是孔子门下“言科第一”。正因为子贡这么优秀，孔子才特别疼爱他，称他“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赐之敏贤于丘也”（《说苑·杂言》），并把他比之为尊贵的“瑚琏”（宗庙之贵器）。

东汉石画像中有一幅《孔子见老子图》，孔门众多弟子，注名者不多，子贡是注名者之一，可见对子贡的重视，也反映了子贡是追随在孔子身边最为频繁的人之一。

《史记》中，对于孔子门下弟子的评述，以子贡为最高，着墨也最多，甚至超过了我们今天人人皆知的“亚圣”孟子。

子贡将儒与商结合在一起，很快就做出了一番大事业：从国家的层面上来说，他帮助鲁国解除困境，游说齐、吴、越、晋四国，成功地进行了外交上的斡旋。可以这么说，从他开创了中国的儒商这个特殊群体以来，几千年来。还没有人能够在建功立业上，达到他这样登峰造极的程度。

从个人角度来说，子贡也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讲究“诚信”，义、利并举，富而好德。

子贡，这位中华儒商的始祖，这位中华商道的开拓者和实践者，这位孔子门下的高足，留给我们的还有很多、很多。尤其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他多姿多彩的一生，为我们演绎了一个真正实现了自己人生价值的大写的“人”，向我们证明了人的尊严和价值，足为千秋典范。他的影响，并不会随着肉身的损坏而湮灭，而是和他的老师孔子一样，为后世所顶礼膜拜，千古传诵……

总的来说，春秋战国时期，各路诸侯以工商强国为逐鹿中原的实力基础，优胜劣汰，终成五霸、七雄。而商人在这种大环境中，如鱼得水，好贾趋利蔚然成风。或如管仲先商后仕，或如子贡先儒后商，或如计然以商为业，或如范蠡先仕后商，一时间，智者贤才尽入商海，巨商大贾尽显风流。

因为重商，使得商人阶层不断扩大，商人资本也不断扩大，商人势力更不断扩大。商人资本在流通领域的广泛活动，不断扩大了商品市场，生产朝着交换价值的方向发展。不仅大大刺激了手工业的技术革新和领域拓展，新的产品和新的资源得以充分开发，并大大推动了社会对物质需求欲望的不断攀升。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封闭的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受到了严重沖击，希望改变生活质量的农民，幻想着比种田更加容易致富的经商梦想。

2005年秋，我曾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参观，工作人员介绍馆内一套郭沫若在武汉抗战时穿过的西服：上衣、马夹、裤子，均保存完好，都为深蓝色细条纹。同时工作人员介绍，在裤子口袋的白布上，用毛笔写有“白圭”二字。“白圭”是出于抗战需要，郭沫若给自己取的一个假名。

1937年11月，郭沫若欲使用“白圭”的假名去南洋募集资金，后因应召赴汉组建国民革命军及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而未能成行。在他的抗战回忆录《洪波曲》第一章中，记述道：“香港的救亡工作在当时也相当紧张，公开的欢迎会、讲演会，差不多每天都有。我在进行着出国的事，连护照都已弄好了，用的是‘白圭’的假名。但有的朋友向我劝告：到南洋去并没有一定的把握，何不在国内先搞好一个基础，再去募集也比较容易一些。……”虽然此行未能成行，不过，郭沫若对“白圭”这个名字，却很是珍爱。1939年3月，他在《文化与战争》一文中，就是用这个名字署名的。国民革命军及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成立后，郭沫若出任了厅长，从此，穿着写有“白圭”二字的西服，奔走于武汉三镇，为革命理论书籍和进步期刊、图书、新闻、影视……做了大量卓越而富有成效的工作。后来，郭沫若去世以后，他的女儿郭平英于1985年4月将这套西服赠送给了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

为什么一代大文豪郭沫若，一个新时代、新思想的引领者，却对2000多年前的一位古人，这么情有独钟，这么钦佩和仰慕呢?

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在中国历史上赋予商人群体以灵魂大师著称的白圭。

白圭（前370年—前300年），（前463年—前385年），∵名丹，战国时人，出生在东周的都城洛阳，梁（魏）惠王时在魏国为相，期间施展治水才能，解除了魏都城大梁的黄河水患，后因魏政治腐败，游历了中山国和齐国后，弃政从商。白圭从商选择农产品、农村手工业原料和产品的大宗贸易为主要经营方向，展现了其高远的眼光和把握时机的能力，并总结了一套经营理念。《汉书》中说他是经营贸易发展生产的理论鼻祖，即“天下言治生者祖”。先秦时以经商灵魂大师著称思想家，同时他也是一位著名的经济谋略家和理财家。在今天激烈的商战中，商界仍以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为经典，奉“治生之祖”白圭为高人。

随着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扩大，必须通过社会交换互通有无，工商业的出现势在必然。古都洛阳作为政治、经济的中心，工商业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西周，这里就设有“泉府”作为金融管理机构，“空首布”作为货币广泛流通，表明商业的发展相当繁荣。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尽管周室国力衰微，但洛邑的商业贸易繁荣，人员往来频繁。《史记·货殖列传》载：“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贫人学事富家，相矜以久贾，数过邑不入门。”又载：“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张仪列传》说：“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苏秦传》说：“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充分说明，当时的洛邑不仅是政治、文化中心，还是全国性商贸中心。不少外地商人不远千里来洛阳经商，这里因此居住着大量的外地人口。所谓“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商，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商”，此时有名的富商巨贾弦高、白圭、吕不韦都曾往来、活动于洛阳。

白圭通过观察市场行情和年成丰歉的变化，奉行“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营方法，丰收年景时，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买进绢帛绵絮，出售粮食。用观察天象的经验预测下年的雨水多少及丰歉情况。若当年丰收，来年大旱，今年就大量收购粮食，屯积货物。想让粮价增长，就专买下等谷物;想让成色提高，就专买下等谷物。为掌握市场的行情及变化规律，经常深入市场，了解情况，对城乡谷价了如指掌。白圭虽为富商，但生活俭朴，摒弃嗜欲，节省穿戴，与他的奴仆们同甘共苦。

白圭经商速战速决，不误时机。他把经商的理论，概括为四个字：智、勇、仁、强。他说，经商发财致富，就要像伊尹、吕尚那样筹划谋略，像孙子、吴起那样用兵打仗，像商鞅推行法令那样果断。如果智能不能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善于取舍，强不会守业，无资格去谈论经商之术了。

白圭的这些经商理论，为后世商人效法和借鑒。中国古代商人把他奉为祖师爷，宋景德四年，真宗封其为“商圣”。白圭“人弃我取”和“知进知守”的理财思想对现代人理财也有指导意义。以至于在现代，“白圭”仍然是财富的代名词、经商灵魂大师。

白圭不但是一位商人，他还是一位战略家、思想家，在历史上，他第一个将经商等同于政治和军事：“吾治生产，犹伊尹、姜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疆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

他认为;经商和治理国家，行兵打仗，没有什么两样，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商场如战场”，他认为经商的人，不但需要大智大勇，更要有仁义之心。

白圭对拜他为师，求教经商秘诀的人，开出了四个基本条件：

第一，智。也就是说，要懂权变，要具备审时度势的能力，知道什么时候该韬光隐晦，什么时候该乘时而动，雷霆万钧。

第二，勇。商人不但要有智慧，更要有勇气，也就是说，要有决断于两军阵前的能力和决心。

第三，仁。这是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说，知道什么钱可以赚，什么钱不能赚，不能赚取不义之财，更不能昧着良心去赚钱。

第四，疆。也就是说，能够守戍，保卫住得来不易的胜利果实。经商和从政一样，打天下容易，守天下难。赚钱容易，能够守住钱，不浪费一分钱却很难。

白圭是经商这个行业最早收授门徒的人，他通过严格的挑选，收了一些学生。白圭招生的标準是很高的，他认为一个优秀的商人，要具备以下条件：要通权变，能够权衡利弊，把握时机，出奇制胜;要勇敢果断，当机立断;要有仁爱之心，能够明白取予的道理，遵守“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营原则;还要有耐心，有毅力，能够固守等待，不轻举妄动。虽然商人在古代“士、农、工、商”的行业划分中，位居最后一位，商人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一直都是比较低的，但是白圭却将当时社会的最高道德规范来作为商人的基本素质要求，可见白圭所要求的商人是一个具有很高的文化程度和高尚的道德品质的人，这和他以仁为本的经营理念是相合的。

笔者认为，白圭的经商理念对现代商人经商应有如下启示：应当预测市场行情、决策必须迅速及时加以贯彻、要善于用人、要处理好财务关系、要薄利多销等，最主要还有：从商创造社会财富的目的，是为了更多的人过上富足的生活。

郭沫若之所以欣赏白圭，笔者认为也许正是被白圭这种崇高的使命，这种无私的品质所感动，为天下谋福利，为国家和百姓赚取钱财吧。

今天，在有些省市的高中课外辅导读物《高中文言文助读》的135篇，有选了《白圭经商有道》，从青春时代就给青年一代灌输商道、商德，无疑是有益的。但愿在他们的将来，也能出现像白圭这样的中国治商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