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净山梵宇变迁及佛事盛衰概况

梵净山梵宇变迁及佛事盛衰概况

作者：乔松

历史上名播宇内的灵山佛地——梵净山，在其极盛时，数百平方公里的山麓峰腰，“九十九溪”的河口坝场，到处都是寺庙庵堂，数量之多难计其数，有灵异远播海内的金顶、“天街”，诸多“敕封”的佛寺梵宇及仙洞灵台。相传着名的寺庙有“四大皇庵、四十八大脚庵”之说。然而，梵净山自开山以来，历朝战乱多次波及，禅宇寺庙建毁交替，佛事活动时盛时衰，不少庙堂堙没，有的连遗址残垣也难以寻觅，昔日道场梵呗，朝山佛号，难以重睹盛况。所幸今日改革开放，礼佛者追崇圣迹，旅游者凝神佛光，灵山重振有望矣。

梵净山作为古佛道场，开山于何朝何代，因战乱破坏，史料难觅，难以具体确证。然其极盛时期，可以肯定为明万历以前。据今存明万历《敕赐梵净山重建金顶序)碑文所载：“盖自开辟迄今，海内信奉而奔趋，不啻若云而若水；王公大人之钦谒，恒见月盛而日新。久已灵驰于两京、倾动于十三布政、劳旌于抚按、烦顾于道府，诸侯莫不期以魂交黄帝而梦接安期。”这就是说，早在三四百年前，梵净山已是以其灵秀神奇而名震京城（北京、南京，均明时首府）和各省（明十三布政相当于全国十三省的区划）。礼佛朝山者有似云涌和水潮而至，王公大人、道府诸侯等都期望能亲自来灵山拜谒，禅林佛事受到各级***的眷顾，等等。可见当时的梵净山确实是名播全国的佛地灵山。

明代在梵净山修建或重建的庙宇，作为梵宇中心，在金顶及“天街”附近的庙宇群有：释迦殿、弥勒殿、通明殿、承恩寺、镇国寺、九皇殿等。在山麓各处有护国寺、天庆寺、坝梅寺、水源寺、明珠寺、天林寺、天马寺、太平寺、白云寺、钟灵寺等着名寺庵。据传，所谓“四大皇庵”是指四条上山主路的大寺：即东路的天马寺，南路的坝梅寺，西路的护国寺，北路的天庆寺，所谓“四十八大脚庵”现多已不可考。

清代在梵净山各地所建大小庙宇就更加多了，在印江有“开门可闻钟鼓，上路便遇僧尼”之说。可见寺庙林立的盛况（在这些寺庙中，也有不少是道教或民俗祭祀的庙堂，如真武观、三清殿、文昌阁、关帝庙、川主宫、万寿宫之类）。由于梵净山山体庞大，分属数府、县，因而在不同方位上同名庙字多座，如观音庙有8座，大佛寺有3座等等。这些寺庙，或因战乱破坏，或因年久失修，至共和国成立前夕，已多崩毁而难以考究。

历史上的梵净山佛教寺庙，不仅建筑规模宏大，而且庙产富厚，大小寺庙一般均有寺田。寺田或为官府划拨，或为信士奉献，或为寺僧筹资购置。例如，坝梅寺由官府划拨、信士奉献的寺产，在其鼎盛时，遍及坝溪、梅溪两岸30多里。明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坝梅寺僧人杨真宣，筹资用银买下坝梅山前后田地收粮42石。印江太平寺有寺田10余亩。民国初年，护国寺统管印江佛教会庙田达500余挑。大批僧尼多依靠寺田为生（或自耕或出租）。梵净山的寺院经济除寺田农业外，部分僧尼也从事手工业生产。如：印江太平寺寺僧炳坤与其姐涂桂兰组织生产织花棉线毯，做工精美，畅销川黔各地。江口寺僧生产的白麻线远销贵阳、常德等地。

梵净山寺僧的教派和传法世系，由于战乱破坏，很难找到确切史料佐证。据中国佛教史，明清以来，到贵州来传法的主要是禅宗的临济宗。从现存梵净山的僧墓僧塔来考查，一般也属临济宗世系。例如，据坝梅寺（承恩堂）碑载，受敕命重建金顶的僧人妙玄就是临济宗僧（据传，妙玄是万历皇帝的替身僧）。又如，天庆寺的墓塔所载，大方和尚为临济宗三十四世，深持和尚为临济宗三十五世。又据坝梅寺墓塔碑载，坝梅寺住持破山和尚为临济宗三十一世，开山和尚为三十五世，密空和尚为三十七世，承恩堂方丈严兴为三十九世，等等。在梵净山历代寺僧中，除明代万历时的妙玄外，其他名声较着，影响较大的有：康熙时的天庆寺住持深持和尚、光绪时的隆参和尚。

深持和尚据说是清顺治年间的一位翰林，因看破红尘，隐退梵净山，拜天庆寺大方和尚为师，康熙元年（公元662年）思南府营都督府都督王平，捐银360两，由深持和尚扩建天庆寺为九重殿宇，规模宏大，并新塑三世诸佛像多座，使天庆寺成为梵净山最大的寺庙之一。据传，深持还曾去天竺拜取来金刚经、法华经等佛经，藏于新修的藏经塔中，深持被尊为“天庆堂开山祖师”。

隆参和尚早年削发晃州复兴庵，其后是铜仁东山寺住持。咸丰时，江口红号军起义失败，战乱中，梵净山各处寺庙多被破坏，灵山再度衰落。同治九年，隆参不避艰辛，多方募化，经数年努力，“道剪荆棘，路劈蚕丛”，初步恢复了一些寺庙。然而，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刘满（“黑地大王”）进山，战乱又起，寺庙再度遭毁，战乱平复后，隆参紧接着就进行修复寺院，“重新募化，依旧修造”，而“庙宇辉煌，神像皎洁，较从前尤甚”，并“为受害者几番超度”（《茶殿碑》），隆参和尚一生两遭战乱，不畏艰险，十方募化，为修复和振兴灵山不遗余力，“此所谓有非常之人，树非常之功者也”（《茶殿碑》）。

自宋代以来，各朝为了加强对佛教僧尼和佛事活动管理，在中央均设有专门机构（宋设宣教司，元设宣政院，明设善世院，清设僧录司）统一管理，统一发放度牒（僧尼证书）。各地方机构均设僧官（僧纲、僧正、僧会等）直接管理，各名山大寺由住持方丈具体管理。梵净山历朝管理情事已不可考。现可知者是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在护国寺成立梵净山佛教会，住持者即为隆参（名誉会长为朱仲衡，当时“护国营署”的“总师爷”），统一管理梵净山的寺庙和佛事活动。民国16年（1927年），各县分设佛教会分别管理，印江由懋生和尚住持，江口由义净和尚（大佛寺杨和尚）住持。抗日战争爆发后，据说为防止教乱，各县佛教活动先后分别停止，佛教会也就结束了活动。

几百年来，梵净山迭经战祸，其中影响最大的两次：∵—是明万历十八年至二十八年（公元1590—1600年）10∵年播州杨应龙之乱；二是清咸丰五年至同治四年（公元1855—1865年）10年红号军起义。

明万历年间，本是梵净山以其灵秀神奇的佛教名山享誉全国之时。然而，万历十八年发生了播州（今遵义）宣慰司杨应龙叛乱。明廷为镇压波及四川、贵州和湖广的叛乱，调兵遣将，前后打了10年。梵净山周边的10年战火，阻断了各地朝拜灵山的通路。万历二十八年杨应龙残部败退梵净山，占据寺庙进行顽抗。战争直接蔓延到梵净山各处的寺庙殿堂，结果是寺庙毁坏殆尽，寺僧各自逃亡，灵山变成荒山。事件平息后，万历帝神宗的生母李太后酷信佛教（明史称李太后“顾好佛，京师内外，多置梵宇，动费巨万，帝亦助施无算”），在她的推动下，以敕命重建，贵州布政司及下属思南府、石阡府、铜仁府及各地官绅善士纷纷响应，修复了金顶及“天街”各殿及金顶天桥，陆续又修复和创修了护国寺、坝梅寺（承思堂）、天庆寺、天马寺以及其他脚庵几十座。并钦命云南督臣以铜铸释迦、弥勒佛像各一尊，置于金顶释迦殿和弥勒殿奉祀，[弥勒佛于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因战乱遗失，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又重铸铜质弥勒、观音像各一尊，其后又因战乱而遗失]。万历末年重建后的梵净山又以佛教圣山“壁立黔南之境，轴连楚蜀之间”了。

咸丰年间，在太平天国起义影响下，咸丰五年爆发了铜仁府红号军起义，起义的首领是铜仁府上五洞举人徐廷杰（江口茶寨乡人）、梅济鼎（江口德旺乡人）、夏昶（江口太平乡人）等，主要成员也多是铜仁府属上五洞人，他们以梵净山为根据地，进行了反抗清王朝的武装斗争，起义队伍很快扩大到20∵000余人。先后攻占了铜仁府、松桃府、思南府、石阡府，以及印江、玉屏、思州（岑巩）、清溪等县城。并曾攻打邛水（三穗）、四川秀山、湖南晃县、凤凰、花垣等地，震动了清廷，咸丰帝急速下令川、湘、黔三省清军全力会剿，义军败退梵净山，以各大寺庙、脚庵为阵地，坚持斗争达10年之久。到同治四年义军失败时，寺庙已在战争中陆续被毁，僧人雾消云散，香客裹足不前，梵净山又出现“香灯冷落，人烟寂寞”的局面。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铜仁东山寺住持隆参和尚，不避艰辛，上山修复道路和寺庙，进行不几年，又发生“黑地大王”刘满以梵净山为根据地反抗清军的战乱，隆参和尚刚刚开始的修复灵山之事中断，梵净山幸存的寺庙和新修复的庙宇再次遭到破坏，直到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隆参和尚通过募化，陆续修复各大寺院，还整修了护国寺至金顶、天庆寺至金顶、坝梅寺至金顶、法华庵至金顶、水源寺至金顶5条朝山大路，在他的苦心经营下，梵净山的古佛道场又再现其灵异了。

然而，到解放前夕，梵净山终究还是衰败了，不知梵净山的佛神是否有所感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