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广锠教授访谈录

方广锠教授访谈录

一、方先生您是国内知名的佛教学学者，您认为从事佛学研究的朋友应该有什么样的基础或背景知识？在世界观、方法论上应该有什么样的素养？

答：国内知名说不上。我不过是改革开放以后招收的第一批佛教研究生，资格老一点。

你提的问题很重要，经常有一些有志从事佛教研究的青年朋友向我提出类似的问题。其实，从事佛教研究，需要的知识储备也就是你提到的两类：基础知识与背景知识。当然，研究领域、研究课题不同，需要的基础知识与背景知识也有差异。但是，有一些知识是共同的，那就是佛教教理、教史这样一些基础知识；再就是中国、印度的历史、哲学史、文化史这样一些背景知识。

其实，凡有心从事佛教研究的人都知道应该具备上述知识，问题在于如何学习、掌握这些知识。很多硕士生乃至博士生，往往只通过前人的研究着作学习这些知识，那就很不够。要掌握这些知识，一定要读相关原典。我指导过社科院、大学的研究士，也指导过佛学院的研究生。我觉得，佛学院的研究生，佛教经典读得多，佛教基础知识就比大学的研究生扎实。当然，一般来说大学的研究生文史知识比较丰富，背景知识掌握得比佛学院的学生强。就是读前人的研究着作，也有一个读法问题。我要求我的学生，读书时要将同类书多找几种，有比较地读。我当年学习中国史，就把当时能够找到的翦伯赞、范文澜、郭沫若、周谷城、吕振羽等五家的着作一字摆开，一节一节比较着看。一边看，一边想，一边做笔记，必要的时候去查原始资料。有比较才有鉴别，自己觉得收获很大。有的人想学习佛教，但不入门。我多次遇到这样的情况：有人来报考我的博士生。我问他们看过一些什么学术着作，回答是看过地摊上的一些通俗读物，或者是寺院赠送的结缘书籍。通过这些书籍也能得到佛教知识，但要想考博士生，可就差得太远了。

你提到世界观，不知是否指信仰与研究的关系。我认为，从根本上讲，信仰与研究并不冲突。不过，信仰佛教者从事研究，应该抱一种开放的心态，要善于圆融学术与信仰的关系，要注意区分宗教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现在不少僧人学者，在这方面都做得不错。不信佛教者从事研究，则应该抱一种“同情的理解”。我始终认为，一个健康的社会，必然有宗教存在。反言之，没有宗教的社会，就不是健康的社会。既然如此，一个研究者，自然会希望，并努力通过自己的工作，促进宗教健康发展，而没有任何理由对宗教持排斥态度。

至于方法论，的确是研究中人人都会遇到的大事。俗话说：“工欲善其行，必先利其器。”有了好的方法论，事半功倍，否则会事倍功半。就我自己几十年的研究经验，我是赞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此外，要搞好研究，要注意三点：第一、必须充分掌握资料，包括原始资料与研究资料。我当学生时，老师教导我们要把有关资料一网打尽。现在我带学生，也把这句话原样传给他们。第二、要认真阅读、分析资料，善于发现问题，进而解决问题。这里就涉及到研究者本人的学术素养。同样的资料，在行家手中一下子就能发掘出内涵，发挥出作用；而外行可能还在糊里糊涂。所以我曾经写文章说：“研究需要资料，而资料只有在行家手里才能充分显示其价值。”有个年轻的朋友对我上面这句话很不满意，写文章进行批评。但我至今依然坚持上述观点。怎样才能从外行到内行呢？我想有两条：首先要加强上面提到的基础知识与背景知识的学习，特别是课题本身所需要的基础知识与背景知识。其次要搞明白自己所研究的那个问题的研究史。第三、从事研究应该坚持三条原则：一、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二、要全面、客观地考虑问题。三、有几分资料说几分话，有几分把握说几分话。

此外，还有两点，也是搞研究必须注意的。第一、要掌握语言工具，越多越好。我中学学俄文，后来遇到文化大革命，最好的学习年华被荒废了。上研究生后虽然学过日文、英文、梵文、藏文，但现在真正能用的只有日文。希望青年的朋友能够多掌握几门语言工具。第二、要善于利用工具书。好的工具书是相关知识的结晶与升华，充分利用工具书，可以使自己少走弯路。

二、方先生您长期从事佛教文献学研究，您认为佛教文献学在中国的佛教研究中具有怎样的意义？您从事佛教文献学的学术目标是什么？

答：上面谈到，要搞好研究，必须充分掌握资料。但如果资料本身出了问题，研究肯定要出偏差。佛教文献学不仅收集、整理资料供大家使用，并且鉴别、研究这些资料，以确保资料本身的真实可靠。因此，它是佛教研究的基础性学科。我想就敦煌本《坛经》举两个例子来说明佛教文献学的重要意义。

敦煌遗书中保存了好几个六祖《坛经》的抄本，其中一本中有这样一句话：“此法门中何名坐禅？此法门中一切无碍。外于一切境界上念不去为坐，见本性不乱为禅。”另一本把上面“外于一切境界上念不去为坐”，抄写成“外于一切境界上念不起为坐”。那么，到底是“念不去”，还是“念不起”？一字之差，禅法思想可完全相反。

还有，敦煌本《坛经》有这样一段话：“善知识，此法门中坐禅，元不着心，亦不着净，亦不言动。”不少学者依据后代的其它《坛经》版本，把上面这句话改成：“善知识，此法门中坐禅，原不看心，亦不看净，亦不言不动。”很显然，“不言动”与“不言不动”，意思也完全相反。

在这里，不解决资料本身的正确与错误，无法正确研究敦煌本《坛经》所表达的惠能禅法。而辨析哪一种文本正确，录校出正确的文本，就是佛教文献学的任务。由此大家可以明白佛教文献学在佛教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提到我的学术目标，则实在惭愧。20多年前考取佛教文献学的博士生时，老师向我交代：中国佛教研究需要佛教文献学，但我国现在还没有这样一门学科。你的任务就是把佛教文献学建立起来。20多年过去了，至今我还没有完成老师给我的任务。但我还在努力，力争在有生之年，与其他对佛教文献学感兴趣的学者一起，填补我国的这一学术空白。

三、我们知道长期以来，您一直在从事敦煌遗书的目录编纂与整理、研究的工作，您认为您的工作同以往中外前辈有关敦煌遗书的研究的继承性与区别性在什么地方？与国外同行相比，我们中国的敦煌遗书研究整理都有什么殊胜之处？

答：20多年来，我的大部分精力，都放在敦煌遗书的调查、编目，以及对敦煌遗书中佛教文献的录文、整理、研究。我的目的是想编撰一部囊括全世界所有敦煌遗书的总目录。通过编目，搞清楚敦煌遗书中到底有多少佛教文献已经被历代大藏经所收，它们有多大的学术价值；到底有多少佛教文献未为历代大藏经所收，又有什么学术价值。力争把未为历代大藏经所收，且学术价值较大的佛教文献录文、校勘成较为可靠的文本，提供给研究者使用，并收入新编的《中华大藏经》。目录是研究的导航，有这样一个目录，可以为研究者利用敦煌遗书提供较大的方便。但敦煌遗书数量太多，绝大部分断头缺尾，又分散在世界各地，因此工作的难度极大。

敦煌遗书的发现，促成了世界显学敦煌学的诞生。敦煌学从诞生之日起，我上面提到的对敦煌遗书的调查、编目、录文、研究，就一直有人在做，并取得巨大的成绩。我现在的工作，尽量吸取了他们的成果，是所谓“站在巨人的肩上”。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我本人是一个佛教研究者，对佛教文献比较熟悉，对非佛教文献就相对生疏一些。虽说敦煌遗书中95%是佛教文献，毕竟还有5%左右的非佛教文献，诸如经史子集四部书、西北史地、天文历法、文学、音韵、舞蹈、医药、乐谱等等。对于这些文献，我基本上依靠前人的研究成果。

要说与中外前辈的区别，那就是限于历史条件，前人的工作都是局部的。比如，英国收藏14000号敦煌遗书，英国学者编目的只有7000号。北图共有16000号敦煌遗书，以前公布的目录，只有1万号左右。法国的编目工作做得最好，但依然有500号还没有完成。总之，全世界汉文敦煌遗书总数约58000号，前人已经编目的约有23000号，约占全部汉文遗书的40%；没有编目的有35000号，约占60%。我正在从事的总目录，不仅包括没有编目的部分，还将已经编目的遗书按照新的体例重新编纂，并修正其错误。全部完成，总字数约达4000多万字。

虽然难度大、任务重，但我的因缘比较殊胜，使我相对具备一些优势。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20多年来，由于许多人士的多方帮助，我走遍中、英、法、日、俄、印度等收藏有敦煌遗书的主要国家与单位进行调查、考察，至今已经掌握敦煌遗书近57000号，这是前人没有做到的。

第二、我应邀为英国图书馆敦煌遗书编目，又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工作多年。逐一亲眼考察、亲手触摸了几万件敦煌遗书。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经历。

第三、敦煌遗书中绝大部分是佛教文献，以前的编目者不少人本来并非研究佛教文献的。而我是一个佛教文献学研究者，能够如鱼得水地遨游于其间。

第四、以往的编目者基本上只从事编目，而研究者又基本上以研究为主。我把编目、录校、研究合为一个整体，使得整个工作的学术含量更高，质量也因此得到保证。

第五、近10年来，敦煌遗书的大型图录不断问世。电脑、电子本大藏经及其它电子资料日益普及。这是我刚开始从事这一工作时所不敢想象的，也是我的前辈所不具备的。新的条件给我的工作提供极大的便利。

第六、我所在的上海师范大学对这个项目很重视，提供了必要条件。

第七、最重要的是，20多年来，我们已经有了一个长期合作的团队。大家为了共同的目标，不计名利，共同奋斗。

得到如此天时、地利、人和，我必须把这件事情做成功、做好。这才对得起20年来给我提供各种帮助，促成了上述各种因缘条件的诸方人士。

要说与国外同行相比，我国的敦煌遗书研究整理都有什么殊胜之处，则必须区别不同的学术领域。应该说，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的敦煌学研究总体上落在国外同行的后面。所以，当时曾有“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某国”的说法。但经过20多年的努力，在历史、文学、天文、医药等诸多研究领域，中国学者已经走在世界前列。就佛教研究而言，应该承认，虽然在某些方面，我们的成果占据领先地位；但从总体看，我们的成果还不多，还需要努力。

敦煌遗书是中华民族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中国人做中国的事，总比外国人多一份内在的动力。敦煌遗书虽说蕴含着古代世界四大文化、六大宗教的信息，但最主要的还是中国佛教文献。佛教是目前中国最主要的宗教，利用敦煌遗书，从事佛教研究，可以为我们打开新的天地。可以预期，只要我们提高利用敦煌遗书研究新问题的意识，在佛教研究领域，我们也会做出许多殊胜的贡献。

四、我们知道，先生您除了对敦煌遗书有深入的研究，在佛学研究的其他领域中涉猎也颇广泛，您对于印度佛教，尤其早期的印度佛教，对于中国佛教，对于印度佛教和中国文化的交涉，也就是佛教的中国化，以及西域佛教受中国文化的影响都有较早的关注，请您谈谈这方面的看法。

答：我原来是研究印度佛教的，1984年开始研究中国佛教文献学。通过对佛教文献，特别是敦煌遗书的整理、研究，逐渐对中国佛教研究形成一些看法。

我认为，佛教作为一种宗教，既有比较精细、高深的哲学形态，也有比较粗俗、普及的信仰形态。由此，它能够适应不同层次人们的不同需要。我把前一种形态称为“义理性佛教”；把后一种形态称为“信仰性佛教”，也就是其他学者所谓的“民间佛教”、“民蟹鸾獭薄ⅰ懊袼追鸾獭薄ⅰ笆浪追鸾獭薄Ｒ謇硇苑鸾桃蕴骄恐罘ㄊ迪嘤胱晕抑の蛭卣鳎源蟛鼐惺杖氲挠《纫氲浼爸泄呱攀鑫谰荩宰非笞钪战馔盐饕勘辏欢叛鲂苑鸾淘蛞怨Φ滤枷胗胨φ任。院阂氲浼械男叛鲂月凼黾爸泄俗拍酥林疃嘁晌本谰荩宰非笙质览婕凹鐾龀任饕勘辍Ｒ謇硇苑鸾淘谖夜鸾淌飞洗τ谥鞯嫉匚唬鸾烫峁┝烁咚降墓歉捎牖钇闷玫牧榛辏男怂ゾ龆酥泄鸾痰男怂ィ坏叛鲂苑鸾探弦謇硇苑鸾逃跋旄蟆⒏睢⒏叮泄鸾痰於诵酆竦娜褐诨。侵泄鸾堂喑どΦ幕颈Ｖぁ７鸾痰恼饬街中翁淙桓饔刑氐悖惺笨蠢唇厝徊煌踔良馊穸粤ⅲ坏窒嗷ド浮⒒ノ来妫什谝黄穑啾冉隙嬖凇５绷秸呦喽云胶猓鸾痰姆⒄贡阆喽运吵坏绷秸叩牧α肯喽允Ш猓鸾痰姆⒄贡愠鱿治；Ｔ谥泄鸾痰难芯恐校秸卟豢善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