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释道安的“洋为中用

中国作为一个泱泱大国，早随着西汉张骞出西域，就开始向世界走去，随着印度佛教的传入，世界也开始来到了中国。也就是这些交往，就使世界四大文化主流中的印度的恒河流域文化，中国的黄河流域文化发生碰撞。许多人曾经研究，如何使这两大文化主流形成合流，直到东晋，和尚释道安才解决了这个问题。他采取一系列措施，完成了佛教民族化的过程，使印度佛教中国化。

释道安出生于公元312年，常山扶柳人（今河北冀县），卫氏望族出身，是一个地道的炎黄子孙。其7岁上学，学习《诗》、《书》、《易》、《礼记》、《春秋》等儒家书籍。12岁出家为僧，学习印度佛理。53岁南下襄阳，在襄阳研究佛学15年，颇有建树，成为东晋时期的佛教学者，佛教领袖。释道安最突出的贡献，是用中国传统文化解释外来文化，做到“洋为中用”。∵

一、∵中国人对佛理生吞活剥的理解长达300多年

印度佛教自西汉末、东汉初传入中国，到公元365年释道安南下襄阳，300多年时间里，中国人对佛教的理解，处在生吞活剥和牵强附会的阶段，并没有真正的理解和领会。其表现形式为：

其一，传教方式为道术附庸。印度佛教初传中国，语言不通，文字不通，外来和尚无法传播。这时期，中国道教传播已较为广泛，而道教初始阶段，巫术盛行。由于佛教传播困难，就仿学道教，借助于咒法神通之力。[梁]释慧皎《高僧传·康僧会》载，三国时期，康居和尚康僧会初至吴国，为了说服孙权信奉佛教，大肆宣扬“如来迁迹，忽逾千载，遗骨舍利，神耀无方”。孙权认为康僧会是夸诞之词，就将康僧会的军说：“若能得舍利，当为造塔，如其虚妄，国有常刑。”结果，康僧会将一个铜瓶放在茶几上，经过三七二十一天，“忽闻瓶中铿然有声”，空瓶中果然出现了一颗舍利，而且光芒四射，“泻于铜盘，舍利所冲，盘即破碎”，“置舍利于铁砧锤上，使力者击之，于是砧锤俱陷，舍利无损”。其实这不过是一种魔术，但这种假象很快迷惑了孙权。又据[梁]释慧皎《高僧传·佛图澄》载，后赵主石勒问佛图澄：“佛道有何灵验？”佛图澄深知石勒“不达深理，正可以道术为征。即取应器盛水烧香咒之，须臾生青莲花。……”诸如这些，都说明神通小术，本非佛法所尚，但是，当时的那些和尚均以道术附庸，藉此为弘教之一手段。这种方术惑人的传教方式，一直延续到释道安的师傅佛图澄。正如梁启超所说的“二千年来之愚夫愚妇，大率缘此起信”（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说明了方术惑人的影响极其深远。

其二，译经方式为术语名词比附。佛经的译业起于汉末，但当时的译业，一种是梁启超所的∵“未熟的直译”（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翻译文体之讨论》），由于草率粗糙，往往译理未尽，义难通晓。另一种是以术语名词比附的方式译经，就是以我国原有的术语、名词、概念去比附拟配佛经的术语、名词、概念。结果在寻章摘句中出现很多词不达意的情况。道安就批评安世高的译本有“仓卒寻之，时有不达”的情况（《出三藏记集卷十·道安〈大十二门经序〉》）。道安对这一阶段的译经，认为水货较多。谓之“译人考校者少”，“或殊失旨，或粗举意”，“皆葡萄酒之被水者也”（《出三藏记集卷十二·道安〈比丘大戒序〉》）。[梁]释慧皎《高僧传·安清》中记载，天竺“言训诡蹇，与汉殊异，先后传译，多致谬滥”。其情也反映了当时译经中“谬滥”情况。

其三，理解方式为囫囵吞枣。由于传教者常以惑人之术，译经者又多谬滥，造成人们对佛法的理解，多为囫囵吞枣。吴国主孙权、后赵主石勒、石虎通过康僧会、佛图澄的宣传信奉了佛教，然佛教究竟是什么？他们不知道，他们信奉的实际不是佛，而是康僧会、佛图澄这些和尚，正是康僧会、佛图澄“方术惑人”，赢得了他们的信任。石虎曾经问过佛图澄：“佛法云何？”佛图澄答复就是“佛法不杀”（[梁]释慧皎《高僧传·佛图澄》）。“不杀”并不是佛法的实质，而佛图澄也纯粹是针对石虎滥杀无辜的问题，在佛法里找答案。而石虎信佛也并不是了解佛法的实质，而是他认为自己“生自边壤”，“佛是戌神，正所应奉”（[梁]释慧皎《高僧传·佛图澄》）。这种外来人理当信奉外来神的认识，纯粹是一种盲从，并不是对佛法理解后产生的一种信仰。

二、释道安“洋为中用”，确立了中国化佛教理论

在中国弘扬印度佛教，如果不从佛教原理上适应中国的儒、道文化。那么佛教永远不会在中国人心目中扎下根来。释道安到襄阳后，潜心研究印度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努力寻找两者之间的结合点，促使佛教原理上同中国的儒、道文化融合。使人们感到佛教象儒、道文化一样，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从而使人们特别是上层社会支持佛教，信仰佛教。

中国开始有自己的佛学，是以般若学思潮的兴起为标志的。而般若学的兴起，正是释道安发起并领导的。释道安徙居襄阳后，十分着意弘扬般若学。当时，东晋社会广泛流行玄学风气。而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认为，佛教般若学讲的那些玄远抽象的精神，与中国的玄学是差不多的，可以会通起来研究。这种想法正合释道安之意，释道安早就意识到，佛教要在中国长期深入而广泛地发展，必须在佛教理论上适应上层社会的需要，不能总是停留在阴阳星算、神咒方术上。因此，他大力研究和宣传般若学说，撰写了十四种关于般若学说的着述。在这些着述里，释道安不仅用中国文化的语言、概念解说般若学说的意义。而更重要的是把这种外来思想和中国当时的社会需要相适应，变成中国精神文化的一个部分，变成中国的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中国实际生活中发挥作用。特别是运用当时玄学贵无派的学说，创立了中国般若学的“本无宗”理论。这种理论既不同于印度的般若思想，又不同于中国的传统思想，而是如释道安自己所说的，是印度般若思想与中国老、庄思想的合流。他采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周易》、《老子》、《庄子》来阐明佛理。如释道安《安般注序》中“阶差者，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就出自《老子》；“忘之又忘之”就出自《庄子》；“无事而不适，故能成务”即出自《周易》。而《周易》、《老子》、《庄子》三部书，又被当时玄学家们称为“三玄”，这样就很自然地使般若思想与玄学思想会通。释道安在般若学的研究中，还注重调和折衷佛、道、儒三家道德规范方面的矛盾。比如，中国传统的儒家主张三纲五常等道德规范；道家主张自然，反对以社会的道德来约束人；印度佛教讲的“寂灭”、“涅磐”等是追求超世间的佛教理想，同中国现实重世间的道德相矛盾（诸如出家为僧，不能孝敬父母等，就与中国传统习俗难勾通）。释道安在研究般若学时，辩证地解释出世间与世间、空与色的矛盾，认为出世不是完全离开世界脱离现实生活，而是在现实生活中体会变化无常的世间现象，舍弃迷念名利欲望的痛苦，达到精神安宁。如果能在这个现实世界享受内在精神生活安宁，实际也是一种涅磐。般若学中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就是表达“佛法不离世间法”的极境。释道安的这些解释，就与佛家、儒家宣扬的道德规范靠近了许多。易于被中国人所接受。佛家的般若学和道家的玄学本来不是一回事，般若学是一种以论证现实世界虚幻不实为目的出世间的宗教哲学，而当时的玄学则是一种充分肯定现实世界合理性的世俗哲学。但是，当时的清淡名士需要吸收般若思想来丰富玄学，佛教般若学也需要迎合玄学思潮来适应社会的需要，所以双方都不大注意这些分歧，而极力用一种牵强附会的态度去寻找二者之间的同一性。这就使印度的佛和中国的道逐渐成为佛道不分了。

释道安用儒、道思想解释佛经，用儒、道思想研究般若学，从理论上确立了印度佛教中国化。使佛教很快适应了当时的中国社会。东晋上层人士密切地同释道安交往，给释道安享受王公俸禄，同样也是释道安的思想适应了他们的需要，东晋别驾、襄阳名士习凿齿在给孝武帝推荐释道安时，就很明确的把他与外来僧以方术骗人区别开来，说释道安“阴阳算数，亦皆能通”，但是从不应用，“无变化伎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而在佛理研究上却是“斋讲不倦”（[梁]释慧皎《高僧传·释道安》）。晋孝武帝认为释道安中国化的佛教思想完全适合中国国情，专门下诏书褒扬，称释道安的佛教思想不仅能“规济当今”，更能“陶津来世”（[梁]释慧皎《高僧传·释道安》）。

三、释道安确立中国化佛教理论的思想基础和组织保证

释道安确立中国化的佛教理论是经过长期酝酿后形成的指导思想。释道安之南下襄阳，就是他实施这一指导思想的步骤。当他率僧徒400余人南行至新野时，对众徒曰：“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梁]释慧皎《高僧传·释道安》）。他这种“不依靠国家政权，则法事难立”的观点，反映了他确立中国化佛教理论的思想基础。道出了他在指导思想上，已经在考虑：佛教如何与所在的社会相适应，如何使上层人士了解佛教，如何使佛教适应中国的传统文化等等。释道安所指的“国主”，是中国地域的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国主，是释道安所处的封建地主制社会的国主。所以，这种适应，有两个基本要求：一是从地域上，要求适应所在地中国的传统文化；二是在时间上，要求适应当时的社会制度。二者缺一，则必然“法事难立”。而当时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权就是统治中国南方的东晋。道安之南下，就是抱着“依国主，立佛法”的指导思想南下的。对儒家文化有颇深研究的释道安来说，南方才是他真正要寻的国主，南方的文化、政治才能使他更好地弘扬佛法、研究佛理。

释道安为了使中国化佛教理论能够迅速确立，并能在时间上持久延续，地域上广为传播，还在组织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两汉至西晋，不少统治者限制汉人出家。从而使印度佛教无法同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经过佛图澄的努力，才有成批汉人出家，才有释道安等僧的出现，使佛教中国化有了可能。释道安认为，要使佛教中国化能够延续下去，必须保证有一支精通中国传统文化的汉僧。所以，释道安将他所带领的一批汉僧，几次分散到了襄阳、南漳、南京、杨州、庐山、江陵、松滋、四川等地，贯穿了长江流域全线，盖满了东晋全域。释道安先后在襄阳、长安直接指导各地弘法活动。从而使传播中国化佛教理论有了组织保证。释道安之后，释道安之徒释慧远继承释道安的事业，在庐山继续领导着各地佛教活动，保证了佛教中国化的延续。

释道安在指导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都确保了印度佛教中国化的实施。由于释道安的佛教理论适应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需要，使他的佛教理论同封建社会一样，在相当长的时期，具有较强的生命力，甚至形成佛、道、儒三教合一的格局，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社会之中。这个功劳，得益于释道安的“洋为中用”。释道安是炎黄子孙，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他在接受洋文化时，一不是崇洋媚外，忘记自己的老祖宗；二不是闭关自守，拒绝接受外来文化。而是“洋为中用”，既吸收外来文化中有用的部分，又发扬中华传统文化。在当今改革开放，中国大踏步走向世界的时候，释道安的作为不能说不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