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梁武帝佞佛

也谈梁武帝佞佛

唐黎标

梁武帝佞佛似乎已成历史定案。确实，梁武帝一生活了86岁，在位47年（502-549年），∵“几可谓以佛法治国”（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在他统治期间，佛教几乎被抬至国教的高度。他不但修造了大量佛寺、佛像，而且还翻译和撰写了大量佛教着作，亲自召集佛法大会讲经说法（据(南史》载，梁武帝前后设大会16次之多）。最为显着的一例是他曾3次舍身同泰寺。他的大臣们“前后用赎身钱至三亿万”（{佛祖统纪》卷38）才总算把他赎回。而据统计：梁代佛教最兴盛时佛寺多达2846所，僧尼82700余人。所以杜牧有{江南春)叹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但是，我们是否就可以下结论，说梁武帝真的佞佛呢?似乎不能这样说。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当时的社会状况。自魏晋以来，王朝更替频繁，梁朝以前的宋、齐两代即位为帝者16人，其中在王位争夺中被杀者达10人之多，因牵连而被杀的贵族更是数不胜数；此外由于频繁战乱而爆发的农民起义也此起彼伏。有鉴于斯，梁武帝即位后的当务之急就是协调各种关系，努力保住王位。他认为：“建国君民，立教为首，砥身砺行，由乎经术。”在他看来，儒、释、道可以视为能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来维护与巩固封建统治的三教。了解到这一点，对梁武帝推崇佛教也就不难理解了。此外，梁武帝“佞”佛还有其内在的原因：第一，梁武帝早先在竟陵王门下，与僧人有过接触，期间不能不受其影响；第二，出于对世俗权力和尊荣的贪恋，希望能在佛陀的关照下使这种幸福得以永恒；第三，梁武帝除了是威势显赫的帝王外，同时也是博学多艺的学者，{南史》卷7之《梁武帝纪》中说他“六艺备闲，基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草隶、尺牍、骑射，莫不称妙”，与时人沈约、谢眺、王融、萧琛、范云、任防、陆倕并称“竟陵八友”。魏晋以来重‘玄学”，尚清谈；而玄学的“道”、“无”思想与大乘佛教的”诸法性空”理论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所以梁武帝与诸文人在研讨玄学的同时，不能不对佛教的某些教义发生兴趣。诚如汤用彤先生说：“武帝……醉心于宗教理论教义，实染清谈之风。”第四，佛教自东汉初传至南北朝已500年，经过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交流最后达到融合，已经和儒、道一样成为中国民众的一个重要思想支柱。佛教的背后站着的不仅仅是普通群众，还有一大批士族权贵，而梁朝又是以士族地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加入到他们共同的信仰之中，无疑是与他们密切关系的最好方式。

必须指出的是，梁武帝在大肆推崇佛教的同时，也把道教抬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隋书，经籍志，道教部》说：“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即位，独自上章。朝士受道者众。三吴及海边之际，信之逾甚。”说明梁武帝即位后，道教也受到他的青睐，使之影响巨大。后来他虽然‘舍道归佛”，但对道教仍旧十分崇信。他常常为臣下讲（老子》∵《庄子L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勉学篇）说他：“泊于梁世，兹风复阐，∵{庄》∵《老》《周易)，总谓三玄。武皇、简文，躬身讲论。”但正如他的佛教思想杂有儒、道内容一样，他的道教思想也同样含有佛、儒的成分。

基于以上原因，对于所谓的梁武帝佞佛之实质就可以理解了。汤用彤先生深究个中三昧，他说：“梁时佛教常微有华而不实之嫌。朝臣信佛，自常附和人主，而僧人亦有名士风味。”这是很有道理的。实际上，梁武帝的佛教是搀杂了大量的以功利主义为核心的儒家教义的佛教。他的佛学以讨论“善恶”为根本特色，又以“忠孝”为善恶之枢纽；说到底还是以儒学为本，是“洋为中用”的模式。他思想的基本倾向还是重视对儒术、经学的恢复和建设，以礼教为治国的根本内容。汤用彤先生说：“其（梁武帝）提倡佛法，亦往往参合儒教。其议论佛理，亦常引及儒书，故武帝信佛之动机，实杂以儒家之礼教也。”梁武帝的目的是要建立一种以儒教为基础，又杂以佛、道思想的“三教一致”观，以达到三教同时为政治服务的目的。∵《魏书》卷98之{萧衍传》说：“其臣下奏表上书亦称衍为‘皇帝菩萨”，说明他是要走内圣外王的老路。他曾作过一首{三教诗》，可以作为这种情况的描述：“少时学周孔，弱冠穷六经。孝义连方册，仁恕满丹青。践言贵去伐，为善在好生。中复观道书，有名与无名。妙术镂金版，真言隐上清。密行贵阴德，显证表长龄。晚年开释卷，犹月映众星。苦集始觉知，因果方昭明。示教唯平等，至理归无生。分别根难一，执着性易惊。穷源无二圣，侧善非三英……”（《广弘明集》卷30）这说明梁武帝对儒、道、释三家之精髓是有精到把握的，并且认为三家可以同时为我所用。

最后，附带谈谈梁武帝“因佛乱国”的问题。很多研究者都把“侯景之乱”归结为他的“佞佛”，我认为这是不恰当的、片面的。第一，梁武帝曾总结魏晋以来特别是宋、齐等国“短命”的教训，认为因对皇族、士族权贵优容不够而导致“骨肉相残”，所以他即位后一方面对下层人民进行残酷盘剥，另一方面对皇族、士族、官僚及其子弟一味地迁就宽容，妄图以此换取士族地主阶级的支持。如公元505年，梁朝以几十万武器精良、军容强盛之师伐魏；但主帅萧宏（梁武帝的六弟）竟被一夜的狂风暴雨吓得惊慌失措，弃军而逃，不但使此次讨伐功亏一篑，而且还损失了五六万精兵。事后梁武帝竟还为萧宏摆酒压惊，百般抚慰。只是梁武帝的这种姑息迁就非但不能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反倒更加剧了其他各种社会矛盾，加深了社会危机，从而导致“轰然土崩”的结局。第二，梁朝风尚文弱浮华(方立天语乙《颜氏家训，涉务篇》叙述当时士大夫之风气时说：“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宽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持。郊郭之内，无乘马首……及侯景之乱，肤脱骨柔，不堪行步。体赢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卒者，往往而然。”建立在这样一个“体赢气弱”基础上的梁王朝，一旦遭遇压力，土崩瓦解也就势在必然了。

当然，笔者无意为梁武帝推崇佛教所带来的消极后果辩护，只不过我们应该看到这种作用的有限性。据法琳《辩正论》记载：就是在梁代佛教最兴盛时，全国佛寺、僧尼的数目也仅分别相当于同时期北朝的1／18和1／24。可见，梁武帝提倡佛教是有限度的。他不过是以对王权的自信而把佛教及其思想纳入自己设计的轨道，使之更好地为王权服务罢了。这也是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惯用的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