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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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之初,不过是作为诸种方术的一种,供有闲的上层统治者之味。其时出家者仅仅是少数来自域外的梵僧或胡僧,行事往往要比附儒家或道家的理论和语言,即使如此,还因服饰和容止之异,备受攻击和责难。但是,曾几何时,这一异国的宗教信仰却风靡整个中国,佛教的思想体系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流、撞击、融合中征服了广大的士庶,成为中国中古时代占着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佛教的僧侣团和寺院组织也遍布于大河上下,长江南北,直到辽阔祖国的每一个角落,在人们的生活中产生了巨大的深远的影响。

佛教在中古时代巨大深远的影响,使它成为治中古史者都必须研究、了解的事象,谁也无法绕过它。当年胡适在撰着中国哲学史的途中,便因对佛教的了解不够而被迫搁笔。时至今日,人们对于佛教在中古社会的影响有了更深入的认识,都感到若不了解佛教,便不足言真正了解中古社会。因此,近年来学界对于中古佛教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研究队伍的壮大,研究课题的拓展,研究成果的丰富,皆非昔日可以比拟。

不过,若是认真检阅一下,中国研究中古佛教的队伍和课题,便会发现,多数的学者,多数的选题仍然偏于宗教学和思想史的领域,因而对于佛教何以从一种异质的外来文化一跃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从少数的外来僧人发展为数以十万、百万计的强大教团,并不能做出全面的透彻的解释。

其实,佛教和一切重要的宗教一样,大致可包括四个不同的层次,从内到外,即:一为宗教信仰(基本宗旨),二为宗教理论(教义、学说、戒律),三为宗教实体(宗教组织设施、活动),四为宗教文化(在宗教推动和影响下形成的多层多向文化)[注:牟钟鉴〈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载《文史知识》一九八七年五期。]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佛教的不同层次,再作综合的观察和分析,有助于对佛教得出较为全面、完整、客观的认识。过去对中古佛教的研究在宗教实体和宗教文化方面显得比较薄弱,这种状态及须加以调整和改善。

当然,我们说过去时中古佛教实体的研究比较薄弱,但这方面也非一片空白。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何兹全已经强调了研究佛教实体即佛教寺院的重要意义。他说“佛教寺院是中古中国史上一个重要的事象。第一、从宗教史上说:中古中国时代是佛教思想支配下的时代,整个社会,整个人群的生活活动无不受佛家思想的影响及支配,但佛教之能如此发展,全赖寺院的活动、宣扬。佛教在中古中国上的重要,使寺院也成为重要。第二、从社会史说:中古时代的佛教寺院不但是宗教的组织,而且是社会的组织。中古中国的社会是封建社会,寺院便是这时代社会的一个缩影,便是这时代社会的一面。要全面的考察中古中国社会的构造,要彻底了解中国社会的性质,寺院一定要拿来作一个主要的研究对象”[注:〈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原载《中国经济》二卷九期一九三四年九月。]何兹全在三十年代先后发表了〈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两篇文章,“前者比较全面地研究了寺院经济各个方面,后者研究了寺院经济中的依附关系和人口分割”[注:〈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序言〉,北京师大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可以说这是中国学者研究中国中古佛教社会史的奠基之作。这两篇文章立即引起学界的重视和反响,金汉升、叶受祺、雨昙、武仙卿、陶希圣等都加入了这一学术园地的开拓、耕耘工作,三数年间对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的研究初步呈现出繁荣的景象。

可惜不久后发生的战乱,打断了中古佛教社会史研究的良好势头。战乱过后,又因种种客观因素的干扰和人们认识上的偏差,中古佛教社会史的园地长期受到冷落。直到八十年代,这种落后的面貌才有所改观,何兹全等前辈们重理旧业,以“老牛自知夕阳晚,不用着鞭自奋蹄”的献身精神,继续为佛教社会史的繁荣竭尽心力。一批中青年的学者趁时崛起,站在新时代的高度,把佛教社会史的研究推进到更广阔、更深入的境地。

本论文由十一篇各自可以独立成篇的单篇论文组成,这十一篇文章考察的对象各异。其中谈得较多的是寺院经济问题,但各自的侧重点也不相同,有的伦述其大田农作,有的论述其园艺种植,有的论述其商业借贷业。〈麹氏高昌的寺院经济〉和〈吐蕃时期和归义军时期沙州寺院经济的几个问题〉,是把这个地区的寺院经济作为麻雀来解剖的。由于吐蕃出土文书和教煌遗书的这两个地区的寺院经济提供了丰富具体的史料,我们希望这种解剖麻雀的工作,能够弥补由于材料缺略而对全国范围的寺院经济在某些问题上不能详论之不足。

通过十一篇文章对汉唐书院多层次多侧面的考察,我们看清了其时的佛教寺院的确是社会的一个缩影。社会的阶级结构和经济结构,都是在寺院中得到集中的反映。社会阶级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变革无不引起寺院中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变革。这就说明,僧侣虽曰出家,实际上并未与世隔绝。相反,佛教社会的一切都与俗世社会息息相关。我们要把佛教社会史的研究放在社会运动的广阔背景下加以把握。反过来,又把寺院作为观察社会演进的窗口,通过对寺院中发生的各种现象的分析,加深对社会演进趋势及其具体进程的认识。

分析问题的前提是事实的准确无误,弄清事实的目的是对历史现象和现象间的联系予以科学说明。于此两者,笔者都做了一些努力,限于学力,考证未必精审,说明也远未达到深入透辟,仅以一孔之见,就正于方家和广大读者而已。其间往往提出新说,或者对前辈和同仁有所商榷,其旨非为标新立异,亦未敢谓已必是,而人必非,乃是为了坦城地商讨学术。我想,在学术问题上要有所突破,首先必须要有理论勇气;而且在学术问题上,以诚相见,大胆争鸣,不仅是对学术本身的尊重,也是对商榷对方的尊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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