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15日∵∵
∵在夏、商、周三代，传统宗教具有国家宗教的性质，宗教也是社会上唯一的意识形态。春秋战国是中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与此相适应，意识形态领域中包罗万象的古代宗教也随之瓦解了。“礼崩乐坏”，违礼事件频频发生。疑天、怨天、骂天的思想广泛流行。职业祭司队伍——卜、史、宗、祝流于民间。政教合一的宗教一体化意识形态解体，诸子百家群起争鸣，华夏民族的宗教观念和宗教心理发生了一个极大的转折。当时，儒家只是百家中的一家，但是由于汉朝以后儒家取得了文化上的“***”地位，所以孔子的宗教观也就对汉民族宗教观的形成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同时也决定了日后***的宗教管理政策的基本走向。∵
“敬天法祖”的基本信仰
春秋战国，围绕着古代宗教的遗产，各家学派就“天人之际”展开激烈的争论。天人关系问题，实质上是人神关系问题，即是否承认天神主宰着自然和人类。在这个问题上，孔子承认主宰之天的存在。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但孔子所说之天虽然具有赏善罚恶，决定世人命运的能力，可是和古代宗教中的天神相比，天的人格性减少了，哲理性增强了。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被说成是一个自然之神，是人类尚无法认识、无法控制的各种异己力量的总和。孔子不突出天的意志性、情感性，而是强调更具有规律性色彩的“天命”。“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这种倾向，他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天命是一种非人格的，支配人类的异己力量。同时这种力量并非盲目的，而是有规律可循的，天乃“义理之天”。孟子讲：“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人应该尊崇天，服从天，“顺天者存，逆天者亡”。这些便构成了“敬天”的基本内容。他们虽然与古代宗教的天神崇拜有着直接的传承关系，但是却向哲理化的方向发展了。天命代表着宇宙间一种公正无私、确定不移、神鬼不欺的秩序，千百年来就是中国人坚信不疑的“绝对命令”，其他宗教的神灵都不能代替其至高无上的地位。
在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之中，儒家以竭力维持宗法血缘制度而着名。所以尽管孔子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鬼神观念持存疑态度，但是对传统的宗法性宗教中有关祖先祭祀的礼仪却大加赞赏，主张不折不扣地严格执行。子“所重：民、食、丧、祭，”除了民生问题，丧祭就是他最重视的问题了。他的学生曾参讲：“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慎终指丧礼，追远指祭礼，儒家认为，隆重地举行丧葬祭祀活动，是培养人们孝道的最好方法。“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孔子本人对祭祀祖先的宗教活动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子入太庙每事问”，严肃而又认真。“斋，必有明衣，布。斋必变食，居必迁座”，虔诚而又恭敬。他特别拘泥于祭礼中的一些细节，“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因为祭祀礼仪中的繁文缛节，正是培养人们宗法等级观念的好机会，《礼记·祭统》曰：“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而无乱也。”由于儒家的继承和发扬，“孝亲敬祖”成为中华民族精神观念中又一重要的方向。中国人自古以来不敬天，不信神，甚至骂天辱神者有之，但绝无人敢公开骂祖宗。天毕竟虚玄，而祖却是非常具体的，不敬祖就是自绝于宗法血缘体系，在社会上绝无半点生路。而依托于宗法氏族，又能给人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在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和睦的宗法大家族中，中国人并不需要另外的天国寄托精神，为宗族的繁衍和兴旺尽义务才是中国人真正的终极关怀。
“敬鬼神而远之”的宗教心理
春秋时代，围绕着传统宗教还有一个重要的争论，即形神关系问题。人是否有灵魂？死后是否成鬼？是否存在彼岸世界？哲人与宗教家们为此进行了激烈的论战。孔子受当时无神论思想的影响，在形神观上怀疑鬼神的存在。虽然当时宗教势力尚且强大，但“子不语怪、力、乱、神。”实则关闭了通向彼岸世界的大门。可是孔子提倡孝道，主张大搞祖先祭祀活动，因而难免陷入“执无鬼而学祭礼”的尴尬处境。为了摆脱这种两难局面，孔子在宗教观上提出了一个新的命题，∵∵“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他教人们以虔敬的心情去从事宗教活动，但不必刨根问底地去追究鬼神的情状与有无。“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宗教活动重在参与者的主观心理感受，而不在乎对象之有无，人信其有神便有，不信其有神便无。神的主宰地位让给了人，突出了人在宗教活动中的主体作用。“敬鬼神而远之”构成了儒家宗教观的核心，对后世传统宗教的转型及中国民众对宗教的态度，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鬼神“远之”的立场，使儒学本身与传统宗教相区别。宗教立足于情感，而哲学立足于理智。儒家虽然也讲天，但消除了人们对天的亲近感、依赖感，这些情感恰恰是宗教赖以存在的基础。孔子要求人们与鬼神保持一定距离，用一种冷静、理智的态度思考宗教的社会作用，以便合理地利用它们。
其次，对鬼神、来世“存而不论”的方式，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现实的社会和人生。无论何种宗教，其本质都是相信并向往彼岸世界的，而孔子强调“未知生，焉知死？”不以彼岸为终极关怀。他建立了以“仁”为核心的哲学体系，“约礼人仁”，把宗法礼教的依据，从对天神、祖神的迷信，转向了对人际亲情的反思。儒家教育人在为家、国、天下尽义务的过程中来超越生死，实现生命的价值。“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精神构成了儒家的生命价值观。历代儒家学者中的主流，是以现世纲常名教为其终极关怀，轻视向往彼岸的宗教。
再次，对鬼神“敬”的态度，使儒家大多数成员并未走上反对传统宗教的道路，而是促使传统宗教向礼仪化、世俗化的方向转化。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疑天、怨天思潮遍及各地，骂天厚神者也大有人在，但传统宗教并没有彻底消亡，而是转型发展，这是和儒家子弟收集整理，坚持弘扬分不开的。不过经过孔门弟子整理的（三礼），已经充满了儒家的人文主义精神，人道胜于天道。所以，后世许多人不再把它看成是宗教，而把它视为纯粹的礼俗。
最后，孔子对鬼神存而不论的怀疑主义态度，使无神论也成为儒家的一种传统。大多数学者的无神论立场虽不坚定，但是能够抵制各种迷信、巫术活动，使国家意识形态在理性化的方向上发展。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无法取得“国教”的地位，从而确保了儒学的“***”地位。少数思想家的无神论立场虽比较彻底，激烈抨击了各种有神论的观点，但在社会上也未受到严重迫害，形成了中国人与世界上众多全民信教民族的重大心理差异。
“神道设教”的实用主义态度
儒家后学从孔子“敬鬼神而远之”和“祭如在”的思想中，发展出一种实用主义的宗教观，（易传）将其概括为“神道设教’。（观）卦的（彖辞）说：“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此处所谓的“神道”，原指阴阳变化不测之道，而后人多理解为鬼神之道，于是“神道设教”便成了儒家宗教观的一种简单概括，并成为封建国家制定宗教政策的基石。
儒家“神道设教”宗教观对后世的影响是双重的，对于那些相信彼岸世界的人来说，他们特别强调用“神道”来立教，用鬼神思想教化民众。对于少数无神论者，他们认为“神道”是工具，“设教”才是目的，人们编造宗教神话，举行隆重的祭祀典礼，原来只是为了神化礼教，儒家宗教观的实用性于此可见一斑。如荀子讲：“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这等于公开承认，统治者可以用自己也不相信的东西去教化民众，只要能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即可。“神道设教”的实用主义原则，成为中国古代统治者宗教政策区别于其他国家的最显着特色。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基本上不受自身宗教信仰的限制，可以完全功利地处理与宗教有关的一切问题。这在中世纪的基督教国家和伊斯兰教国家是绝对无法想象的。（信息来源：民族宗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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