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文学即宗教

阿来，1959年生于四川西北部藏区，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转向小说创作。1996年应聘成都《科幻世界》杂志，两年后成为主编，任职期间业绩斐然。个人主要作品有诗集《棱磨河》，小说集《旧年的血迹》《月光下的银匠》，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系列）《格萨尔王》（即将出版），长篇散文《大地的阶梯》。其长篇小说处女作《尘埃落定》曾被十余家出版社拒绝，搁置四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后震惊文坛，并斩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至今被译成16种语言全球发行。

2009年2月当选为四川省作协主席。

阿来：文学即宗教

在去见阿来的路上，我手里拿着他最新出版的《空山3》。看的时候做了很多记号，列了一些问题，其中多为叹惜和疑惑。这本书的封底上，写了这样一段话：“藏族青年拉加泽里为改变贫弱状况，放弃学业和爱情，走上伐树倒卖木材的道路。聪明的藏族青年游走在致富的玄机里，金钱使机村人陷入疯狂，在价值观混乱的年代，对与错困惑着新一代机村人。繁华小镇云雾般消散，信念，恩仇，斗争，疑惑，一如斯人远去，苍山已老，人何以堪。”

在我看来，这个内容简介不足以概括全书的精神内核。公平正义的缺失，灰黑势力的嚣张，人定胜天的狂想，自然环境的恶化，中国的乡村在文化瓦解以后的命运起伏，无一不使人产生故乡沦陷之感，主人公拉加泽里的际遇和悲喜，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机村发生的一切，演绎的并非传说，而是我们身边的生活。

相比成名作《尘埃落定》的传奇浪漫以及奔涌的诗情画意，阿来的《空山》系列有一种惊涛拍案的力量，呈现出一种神秘而真实的存在，让人读后生出阵阵隐痛，但是仅就阅读感受而言，后者显然不似前者那般酣畅淋漓和欲罢不能。

早春的北京乍暖还寒，我们的话题从《空山》开始，阳光跳到桌子上，阿来接二连三地抽烟，沉静而善谈。在古藏语里面，“阿来”意为刚出土的麦苗。在弥漫的烟雾中，我好奇和关注的是，如今拥有诸多头衔，在主席台和镜头前表现娴熟，西装革履春风得意的阿来，还是那个写出“那是个下雪的早晨，我躺在床上，听见一群野画眉在窗子外边声声叫唤”的阿来吗？

“不是所有的痛苦我们都必须承担”

吴怀尧：在中国作家群体中，你算得上是惜墨如金。十余年前写完《尘埃落定》，你说当时自己仿佛被掏空了，有一段时间没有激情，有两三年时间不能写作。我想知道，是什么原因促使你2005年开始着手创作长达六十万字的《空山》？当你写完这一系列时，感受和当年写完《尘埃落定》有哪些异同？

阿来：《尘埃落定》是我第一部长篇。这部小说在心中积蓄很久，所以，当写作的时候，情感非常充沛，进入写作后很恣意很畅快，但写作完成后，发现情感耗竭很大，好长时间再也没有写作的冲动了。不止是两三年，足足有五六年时间。后来想写了，但因为身陷在别的事情中，好长时间没有时间。直到2005年，开始《空山》的写作。记得是元旦假期，一个人跑到冬天的青城山，住在只有我一个人入住的宾馆，开始写作第一卷《随风飘散》。接下来，就是三年多将近四年漫长的写作。写《尘埃落定》时，当在电脑上敲完最后一个字符，还意有未尽，久久不愿离开电脑。到写《空山》，在终卷前很久，我就在盼望这个过程早点结束了。“尘”是飘逸的传奇，可以尽情挥洒，而“空”是沉重的现实，真实，并在真实中有所洞见，是我最大的追求，所以，这个题材对我自己而言太过沉重。但对一个作家来说，他不能逃避真实，也不能放弃在其中发表自己的意见，我不能因为沉重而放弃，但我确实盼望着这个过程早点结束。

吴怀尧：这和出版周期、平日的应酬抑或心里还装着其他的作品等因素有关？

阿来：想尽快结掉，是一种心情，并不是说在写作中真的急躁起来了。更没有别的因素的考虑。比如说出版周期吧，第三部交稿是去年3月，但直到今年初才正式出版。

吴怀尧：《空山》三部曲实际上是由六个独立中篇小说构成的，主人公不一样，主要人物不一样，主要事件不一样，但是合在一起之后，并不显得突兀和生硬，这种结构上的突破，在中国当下的长篇小说中并不常见。写什么和怎么写，形式及题材，是你创作中经常考虑的吗？

阿来：作为一个小说家，当然应该永远保持对形式的敏感，并对小说形式对内容的提升可能有充分的认识。但是，形式最终还是由所要表达的内容所决定的。

多年来，我一直想替一个古老的村庄写一部走向新生的历史，这是旧制度被推翻后，一个藏族人村落的当代史。在川西北高原的岷江上游，大渡河上游那些群山的皱褶里，在藏族大家庭中那个叫嘉绒的部族中，星散着许多这样的村庄。但我迟迟没有动笔。原因是，我一直没有为这样的小说想出一个合适从头到尾贯穿的写法，肯定会在呈现一些东西的同时，遗落了另外一些东西。我一直在等待天启一样，等待一种新的写法。后来我终于明白，这样一种既能保持一部小说结构（故事）完整性，又能最大限度包容这个村落值得一说的人物与事件的小说形式，可能是不存在的。所以，只好退后一步，采用拼贴的方式，小说的重要部分的几个故事相当于是几部中篇，写值得一说的人与事，都可以单独去看，看上去都可以独立成篇。但拼贴起来的时候，会构成一幅相对丰富与全面的当代藏区乡村图景。

当然，我并不想要一个所谓的拼图效果。之所以是这个形式，源自我要讲述的是一个村庄半个世纪的历程。这个故事是一个村庄的故事。但是，今天的乡村已经在城市所施加的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压力下破碎了。具体来说，要讲述一个村庄的故事，你就发现已经无法再像传统的长河式小说一样，有一个人或几个，始终处于舞台的中心，不同的年代，因为来自城市的政治指令与经济影响大不相同，失去自主能力的乡村就再没有一个稳定的中心，一条自主的贯穿始终的故事线索。所谓“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台”，构成村庄一个时期的中心事件与原来的故事并不连贯，故事也早换了别的主角。于是，对应这样一种小说中的现实，自然就出现了这么一种小说结构。六卷故事是这个拼图的六个大的部份，其实，我还写了十二个短篇，有大的碎片，应该还有小的碎片，这个拼图才算完整，但现在，包括十二个短篇在内的全本尚未出版，大家还没有看见。

吴怀尧：在你这种思考与表达的背后，是否还隐藏着某种强烈的个人情感？

阿来：其实就是希望社会成功转型，虽然历史的进步需要我们承担一些必须的代价，虽然历史的进步必定要让我们经受苦难的洗礼，但我还是强烈认为：不是所有痛苦我们都必须承担，如果我们承担了，那承担的代价至少不应该被忽略不计。

吴怀尧：《尘埃落定》刚出来的时候，有记者采访你，你说十年后人们还在读这本书，还在谈论它，它还在书店里的重要位置。事实如你所言，那么对《空山》系列，你也有这种信心吗？

阿来：写《尘埃落定》的时候，我尚且年轻气盛，现在就更不用说了。

吴怀尧：不少了不起的有作家缺乏自信，像写出《城堡》的卡夫卡，他的表现就令人惊愕，甚至临终前嘱咐好友烧掉自己的遗稿。你有过不自信的时候吗？

阿来：卡夫卡如果对自己整个写作价值都有怀疑的话，他不可能写那么多作品，而且他在世的时候对他没有任何好处的写作，他为什么会坚持下去？他有充分的自信。我当然也有不自信的时候，不自信是产生在什么时候呢，具体一本书写作过程当中，因为对自己期望比较高，对自己要求也比较高。写出来，比如某个段落，你觉得写得很一般，一个三流写手都能写出来，你就会怀疑，我还写这个东西做什么？不自信是我能不能接近自己设定的目标，而不是说我能否写完一个小说，或者这个出版后是否好卖，诸如此类的。这种不自信的过程，很多艺术家，画家，音乐家，越是天才，越容易在这个过程当中产生对自己的怀疑。产生怀疑的前提是，他觉得达不到自己设想的目标，这是一个短暂的过程。

“想得奖的作家是可耻的”

吴怀尧：你年轻时写给自己的诗中有两首，《群山，或者关于我自己的颂辞》和《三十周岁时漫游若尔盖大草原》，前者我在网上读过，记得里面有“苍天何时赐我以最精美的语言”的句子，后来我看你接受采访时说，两首诗对你很重要，差不多决定了你后来的文学走向，能具体解释一下原因吗？你认为文学在我们庸常的生活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阿来：我想对于每个人来说，其作用是大不相同的。

文学对我来说是宗教信仰，是非常纯粹的精神世界。在我成长的年代，如果一个藏语乡村背景的年轻人，最后一次走出学校大门时，已经能够纯熟地用汉语会话或书写，那就意味着，他有可能脱离艰苦而蒙昧的农人生活。我们这一代的藏族知识分子大多是这样，可以用汉语会话与书写，但母语藏语，却像童年时代一样，依然是一种口头语言。汉语是统领着广大乡野的城镇的语言。藏语的乡野就汇聚在这些讲着官方语言的城镇的四周。每当我走出狭小的城镇，进入广大的乡野，就会感到在两种语言之间的流浪。看到两种语言笼罩下呈现出不同的心灵景观。这是一种奇异的体验，我想，世界上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这种体验。正是在两种语言间的不断穿行，培养了我最初的文学敏感，使我成为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

佛经里有一句话，大意是说，声音去到天上就成了大声音，大声音是为了让更多的众生听见。要让自己的声音变成这样一种大声音，除了有效的借鉴，更重要的始终是，自己通过人生体验获得的历史感与命运感，让滚烫的血液与真实的情感，潜行在字里，在行间。

吴怀尧：你说自己特别感激八十年代。期间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呈现井喷状态，国外文学的各种思潮奔涌而来。你个人实现两级跳，从教师到编辑，从编辑到作家。到九十年代初，你开始写作《尘埃落定》，用你自己的话说，“投入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在写的时候，你有预料到这部小说会被多家出版社拒绝吗？《尘埃落定》完稿后曾搁置四年之久，这期间你是否怀疑过自己能否将文学之路走通？后来又是什么原因，使你在创作的道路上一往无前？

阿来：我不想深谈这个事情了。但我可以说，我对自己的写作从未有过任何的动摇。一往无前，是因为我认为写作是这个世界最值得我去努力的伟大事业。

吴怀尧：最近十年来，每逢诺贝尔文学奖颁布的前几天，国内的媒体和文化界就开始躁动不安，表现得很没出息，据说有的作家私下都写好了获奖感言。有人说这是放眼世界，与国际接轨，但我觉得它暴露出深重的文化自卑。过去我们是被别人征服，现在主动向别人臣服。我知道你对世界文学和哲学多有研究，难道只有获得西方人的首肯才能证明我们文化的价值吗？你觉得中国文学未来的走向是什么？它在世界文学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阿来：文化的规则不是一个拼图游戏。如果一定要看成一个拼图，那么，无论一个文化如何古老，最终的命运还是决定其自新能力的强弱。从根本上说，得不得一个什么奖实在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作家会得奖，那代表外部世界的某种承认。但那不是文学的根本，因为奖项更多还是一种商业的或者政治的策略。我也得过奖，但我十几年前就说过，今天可以再说一遍：想得奖的作家是可耻的。至少，一心想着得奖的作家是可耻的。

吴怀尧：写作二十多年来，你自己的作品获过不少奖，同时也取得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但我有一个猜想，想跟你印证一下：这些外在的荣耀，可能会给你些许快感，但是无法触动你的内心。什么时候，你才会真正喜由心生？呵呵，不要告诉我你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阿来：我在中国文坛是恰恰不是那种大家都宠爱的得奖无数的作家，只不过少数几个奖项给了大家这种印象。商业上算成功，但也不巨大。如果文学被你视为终身的事业，那么，什么样的收获都不应该在你的意料之外，那是题中应有之义，所以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惊喜。更重要的是，文学的目标是内在的，而不是这些外在的东西，这些东西至多表示外界对你工作的某种承认，但并不是你达成自己目标的可靠保证。我的荣耀，我对自己的肯定来自于写作过程中，想表达的东西得到了充分而完美的表达，那时，我会为自己感到骄傲。

吴怀尧：你写东西的时候，一般是先想好标题，还是写完了之后再去定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