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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台山泼墨山水画的起源
李昌平
摘要:台州由于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成为儒、道、佛三教创宗立派的聚居地。中国佛教天台宗及道教南宗的祖庭所在地,为泼墨山水画风在台州形成和创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和艺术审美基础。以郑虔、项容、王墨为代表的水墨山水画家,与台州山水为伍,形成并创立了泼墨山水画风,而彪炳画史。
关键词:泼墨山水∵王墨∵天台山
“泼墨”一词最早见于唐朱景玄《唐朝名画录》中,在画录中逸品条为王墨,从史料记载中可以看出王墨的泼墨画法来源于台州的郑虔、项容,中国山水画中的泼墨技法,发端于台州。本文就这一画法的形成进行探源,对于当代的山水画创作具有启示作用。当代山水画创作趋于工艺制作,则违背了中国山水画,尤其是中国水墨画的艺术精神,所以,探讨泼墨山水画的起源对当下中国山水画创作健康发展则有一定的意义。
一、台州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具有丰厚的文化积淀
(一)台州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对台州文化的影响
台州地处浙江中部沿海,早在西汉昭帝始元二年(前85)首建回浦县,东汉改为章安,当时辖区有今整个浙江南部及福建北部的部分地区。在《山海经》中记载:“又南五百里,曰缑氏之山,无草木,多金玉。原水出焉,东流注于沙泽,”“瓯居海中”。台州因天台山而得名,地处东南沿海中枢地带,历史悠久,山海雄奇、景色秀丽,东面是一望无际的东海,形势十分险要。西、北、南三面是崇山峻岭、群峰叠翠的天台、雁荡、括苍三座海内名山。东面三湾——台州湾、三门湾、乐清湾,自然、人文景观尤为秀绝,我国着名人文地理学家王士性称:“吾浙十一郡,唯台一郡连山,围在海外,最为据险,另一乾坤”;着名思想家方孝孺称:“台州,浙江之东,多群山,东南极海上。天台、雁荡、天姥,皆穹窿崎峻,为海上奇观”,晋代孙绰在《游天台山赋》中所云:“天台山者,盖山岳之神秀者也,涉海则有方丈、蓬莱,登陆则有四明、天台,皆玄圣之所游化,灵仙之所涉宅,峻极之状,嘉祥之美,穷山海之瑰富,尽人神之壮丽矣!”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在《徐霞客游记》中的开篇之作便是《天台山游记》,可见台州在我国东南沿海具有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景观,确为泼墨山水画名符其实的物质载体。
台州传统的神学巫学,比较活跃、发达,自古有“东瓯信巫、祠皆见鬼”之说。两汉时期,中原华夏和东南越族经济文化联系不断加强,早期道学思想《易学》,流入东南沿海并对越族文化产生重大的影响,和本地的神学巫学、儒学、道家相互混通,兼取并蓄,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鲜明的台州道学学派。
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台州哲学产生重大影响的是玄学思潮。玄学是在东汉末儒学不振,经学衰微,佛道盛行的背景下产生的,当时士族名士想用老庄思想糅合儒学经义,挽救和重振儒家的衰颓危势。道学开启者,着名道学家葛玄、葛洪进入台州,很快就和本地道学结合,主张道教和儒学合流,台州道学成为南方道学的重要的发祥地,尤其是宋、齐年间,隐居天台山的道学家顾欢。
可见天台山、括苍山独特的地理环境随着玄学的兴盛,而得以彰显。而佛学在魏晋以来,与玄学相融,形成合流的局面,中国佛教八大宗之首的天台宗,以及道教南宗都在天台山形成。“靠着土地与特殊的气候,发展成一种特殊的性格,使他天生的擅长艺术,而且擅长某一种艺术。”(丹纳《艺术哲学》)故张彦远说:“江南地润无尘,人多精艺”,可见泼墨山水在台州的形成与天台山的地理环境,以及天台宗与道教南宗独特的思想体系,有着密切的关联。
(二)台州儒、道、佛三教合一的聚居地,为泼墨山水画形成提供了艺术审美的思想基础
魏晋时期,在寄乐与山水的过程中人的自觉感知方式∵和审美心理结构得到转化。从月换星移、万物荣枯的春秋代序中,发出了对人生易逝的叹息,对生命永恒的向往;另一方面,士族群体中自我主体意识的觉醒。
在山水画领域中,玄佛思想影响下的艺术审美心理已经具备基础,人们从语言上的审美追求,逐步向具象的自然山水转化与调节,即道的具象化,如宗炳“不知老之将至,于是画像布色,构兹云岭”。反映了对自然山水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高度。虽然顾恺之在《画云台山记》中论述了画山水画的理论,但真正意义上的山水画还是刘宋时期的宗炳和王微,宗炳在《画山水序》中记载:“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以形写形,以色貌色”。王微在《叙画》中则更一步说明了山水画的功能:“本乎形者融灵,而变动者心也,”“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明确揭示了山水画是以表现山水内在的道、灵为本质特征的,对于山水画的欣赏具有“畅神”的特点。南朝以后,画坛虽然从理论上初步找到了解决艺术精神与艺术形式的出路,但在实践上仍是追求形似和以颜色为准表现自然山水,那么水墨代替青绿,在于禅学思想对于山水画的影响。
而天台宗以及道教南宗,其思想为泼墨山水画在天台山的形成具有独特的启示作用,∵“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将人的才能道德附丽在山水上。台州的山水足以令仁智之士,在心灵上找到契合点,追求隐逸和恬静生活,与山水为伍,成为一种社会时尚,而玄、佛思想则为台州泼墨山水画走向成熟,培育了社会审美的心理基础。
在文艺领域里,如王羲之、郗愔、陶宏景、司马承祯、贺知章等一批当时颇负深望的艺坛领军人物在天台山隐居或者游说。他们的思想和艺术,促进并奠定了台州文艺的发展。陶宏景,南朝齐梁间人,号华阳真逸,道教思想家,书法师承钟王,精书法和鉴赏,在书法中主张“返古归真”,思想上主张“贵无”学说和“佛道***”。司马承祯初师陶宏景,在思想上主张佛道***,并糅合了儒家思想。在《历代名画记》中有记载,李隆基有诗《王屋山送道士司马承祯还天台》写道:“林泉先适性,芝桂欲调神。地道逾稽岑(岭),天台接海滨(濒)。”司马承祯以老庄哲学自居,长于书画,淡于仕途。而贺知章是唐代着名的诗人和书法家,后于天台升仙,唐书《隐逸传》与《高道传》有记载。
智者大师作为天台宗佛教创始人,他的佛学体系,可以概括为“诸法实相”的辩证统一的宇宙论,“性具善恶,顿悟成佛”的佛性论,“止观***”的认识论,和“五时八教”的教相判辩论等四个方面。他的佛教理论和兼容各派的传授方式,圆融了儒、道、佛三教的哲学理论,又把印度佛教融摄了中国传统文化,并加以改造,发展和创造,体现了中华文化兼容并包,有容乃大的恢宏气慨和胸怀,为我国佛学、哲学的理论和创造,作出重大贡献,在世界哲学史上都有一定地位。
独特的修持方式,必然会给文人、士大夫产生独特的影响,正如南怀瑾所说:“于是自陈、隋之际开始,经历唐、宋、元、明、清千余年来,凡知识分子的士大夫,读书人,爱好形而上道,而又不肯舍弃世间与爱好学问的人士,都是从事天台宗止观禅定的修法。”指明了具有亦儒、亦道、亦佛的天台宗佛学的特性。禅宗对于水墨山水画的形成及影响这是学术界普遍认可的观点。而天台宗与禅宗,不管是渐悟还是顿悟,至于它的中心与目的,仍然不离佛学的原始要求。
真实禅宗的途经,归纳起来,便有工夫与见地两种条件,两者是缺一不可的,其中心与目的都是在修持过程中,升华人生的意境,达到空灵无相而无不是相的境界,而泼墨山水画是文人士大夫心灵上的载体,即道的具象表现。
二、玄、佛(禅学)思想对水墨山水画形成的影响
由“水墨”代替“着色”,实质上是社会思潮及社会审美心理的更替。如果说玄佛思想是中国山水画得以产生的思想根基,天台宗思想则是催化泼墨山水画发展、成熟的思想背景。无论是天台宗,还是禅宗,都是中国化的思想方式,以内在超越的修持方法来升华人生,如苏轼在《荐诚禅院五百罗汉记》中说:“士以功名为贵,然论事易,作事难,作事易,成事难。使天下士皆如言,论必作,作必成者,其功名者其少哉!”可见以儒家的思想而成为“圣”何其难,必然以入道入佛的思想来寻求人生的另一境界,苏轼《黄州爱国寺记》中写道:“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易经·乾卦·象》中所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这些精神,不但体现文人士大夫的心灵上,而且也融入了中国画的精神之中。
以老庄为代表的玄学艺术精神,在绘画艺术领域开拓出新的内容与形式,从而推动了中国绘画艺术走上自觉发展的时代。面对佛教在中国士大夫和平民中普遍传播所带来的审美兴趣的变化,玄学艺术精神开始向玄佛艺术精神的调节与转换,使之与变化的社会审美意识达成新的适应。包括以天台为终点地的唐诗之路,实质上是南北朝时期以来山水诗的延续,而达到新的高峰。
在整个实践过程中,山水画在颜色上向其与自身性格相符的意义进行重大转变。如杜甫《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诗中“元气淋漓障又湿”便有泼墨的意味。《历代名画记》卷十“王维条”中说“余曾见破墨山水,笔迹劲爽”,从中可知王维也用到水墨渲染。荆浩说:“王右丞笔墨宛丽,气韵高清。巧写象成,亦动真思,”这也说明王维是水墨代青绿。不过此时的所谓水墨并未完全排斥彩色,而由青绿变成淡彩。纯水墨画出现的时间,应该为晚唐时期,这更近于事实。此后水墨和水墨兼淡彩,成为中国山水画的主要表现技法,张彦远说:“夫阴阳陶蒸,万象错布。玄化无言,神工独远。草木敷荣,不待丹绿之彩。云雪飘飏,不待铅粉而白。山不待空青而翠,凤不待五色而尽J枪试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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