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中国素食道路

佛教的中国素食道路

鲁伊

与其说是中土佛教选择了素食，倒毋宁说，中国人的素食传统积极主动地改造了西来的佛教。

明朝万历年间来中国传教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札记》中曾写道：

凡是人们为了维持生存和幸福所需的东西，无论是衣食甚至是奇巧与奢侈，在这个王国的境内都有丰富的出产，无需由外国进口……所缺的东西也有大量其他欧洲人闻所未闻的各种各样的产品来代替……蔬菜，特别是豆类等，生长的种类无限繁多……这不仅因为土地肥沃、气候温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更是由于人民勤劳的缘故……中国人日常食用蔬菜的数量比一般欧洲人多得多。事实上，老百姓中有很多人是终生完全素食的，或者因为他们贫穷而不得不如此，或者因为某种宗教原因而接受这种生活习惯。

如果从宗教的角度考察中国的素食传统，表面看，佛教毫无疑问是最具影响力的。“自唐宋以来，佛教徒应该吃素成为社会的共识，这也影响了社会上的一般信徒。”王学泰在《中国饮食文化史》中这样说。事实上，托荤——中国素食中这一独特的表现方式，便主要是以吃斋念佛的俗家施主们为服务对象的。

然而，在唐宋之前呢？

佛教的源头天竺，僧侣初时以乞食为主，很难对食物的荤素有过多选择。而在最初传入中国的小乘佛教中，更是认为，只要是“不见杀，不唆使他杀，不为己杀”，这样的肉食便是“三净肉”，食之无碍。时至今日，在小乘佛教所盛行的斯里兰卡、泰国、缅甸等地，僧侣仍可食肉。而大乘佛教虽然反对杀生、倡导食素，但在戒律中也并没有强行规定。事实上，真正将吃素作为一种戒规的，只有中国的汉地佛教。

确立中土佛教素食之规、乃至深刻影响了之后1000多年中国素食传统的人，公认是南朝梁时梁武帝萧衍。这位在位时间长达48年、在政权频繁更迭的南朝创下统治时间之最的皇帝，常常被描述为一个崇信浮屠的昏君。但细读他那篇流传甚广的《断酒肉文》，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清楚坚定地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的手腕高明的政治家。

在宣布禁断酒肉的行政命令之前，萧衍召集了僧尼1448人，在华林殿前听一位名叫光宅寺云法师的高僧讲《涅盘经》，做广大群众的思想工作。之后，他又在华光殿召集了200名专门研究佛教戒律的僧尼，让他们帮助寻找奉行素食的理论依据。当时即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律中无断肉法，又无忏悔食肉法”，并以“三净肉”为据。但这马上遭到法超和尚——从上下文看，极有可能是萧衍早已埋伏下的托儿——的反驳：“佛经上虽然允许三净肉，但本意上却是以永远戒断为终极目标的。”——简直可以作为强词夺理的范例。

恕我不在这里详细引述这场现实发生、但精彩程度却足可以同《三国演义》里的舌战群儒相媲美的辩论经过。最后的结果，是皇权战胜习惯。“帝与诸大德往返数翻，皆不能答。又敕景猷升高座，读《楞伽》、《央掘摩罗经》所明断肉经文……明断肉义。”全票通过，皆大欢喜。

显然，对于梁武帝来说，戒断酒肉，是主动的选择，而非被动接受。但他为什么要费如此大的周折，改变已经形成并被社会接受了的一种习惯？难道，这只是因为他的本性格外崇尚节俭？或许，别有深刻的社会和经济原因，绝非表面上看起来那样简单？

当我们回头再看《南史·梁本纪》中记载的《断酒肉文》颁行前后——南梁天监十年到十六年（511～517）——梁武帝的其他活动：减收田赋，鼓励生育，亲自耕田，赦免罪犯，兴修水利。凡所种种，皆是倡导农耕、增加生产力的措施。而当时的大背景，正是江南地区农业开发的关键时期，劳动力的紧缺成为相当严重的问题。僧众人等不事生产，又饮酒食肉，无疑对崇尚简朴的社会风气无补。在这一背景下，《断酒肉文》中“在家人虽复饮酒啖肉，皆是自力所办。出家人若饮酒啖肉，皆他信施”，显然成为促使政治家而非佛教徒的萧衍大力推行素食的一个十分现实的理由。

查史料，直到唐代，这种既要利用“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又需避免“凋耗物力，致感生灵”，在两者之间微妙平衡的现实考虑，一直在***督导佛教徒最终彻底戒除肉食的行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直到宋代，中国本土的佛教宗派禅宗兴起，并在丛林清规中明确规定了“荤戒”之后，和尚该不该吃肉的讨论，才算最终告一段落。

与其说是中土佛教选择了素食，倒毋宁说，中国人的素食传统积极主动地改造了西来的佛教。

出自:∵《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