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释视野下的盛唐山水诗

儒道释视野下的盛唐山水诗

刘之杰

发轫于东晋的山水诗到了盛唐进入一个全盛的时期。盛唐时期儒道释三教并存，影响所及，山水诗呈现出多元审美形态。同为山水之作，由于作者尊崇不同的思想学说，因而审美倾向各异其趣，表现形态各有千秋。作为代表，就一般而言，杜甫尊儒，李白崇道，王维奉佛，孟浩然则三教并重，他们的山水诗分别烙上了三家文化不同的印记，各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

关键词盛唐山水诗；儒道释；多元审美形态

中图分类号122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08)08－0125－05

一

中国山水诗发端于东晋时期，当此之时，儒道释研究发达，玄学之风盛行，玄学家们鼓吹“越名教而任自然”，崇尚自然任性，率性而为，自由、人性之光笼罩整个思想界。诸多名士还提倡清言雅行，任情物外，优游山水，因此东晋士人出游山水之风大肆盛行。在此背景下诞生了诸多以山水为表现对象的文学、艺术作品，更因此而诞生了一个新的诗派——山水诗。可见，从一开始山水诗即与儒道释结下了不解之缘。盛唐山水诗承袭于早期山水诗的发展态势不断发展，且因儒道释在新时期的发展，呈现出新的形态特征。

中国山水文化中一直都包含着丰富的宗教内容。“天下名山僧占多”，佛教自从传入中国就与山水结下不解之缘，举世闻名的佛教名山——五台、峨眉、九华、普陀等，不仅记录了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而且又是各代文物荟萃的场所，历代文人墨客均在此留下了丰富的文学、艺术作品，其中不乏脍炙人口、千古传诵的名篇名作。道教是产生于中国的古老宗教，和我国山水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也有密切关系。道教宣扬修道成仙，神仙居住修行的地方多是名山秀水，洞天福地，最早的昆仑和蓬莱两大名山更是道教文化和山水紧密联系的代表。举凡为道教所染迹的山水，其中就沉淀着中国特有的文化。在我国文化发展史上，我们的先人超越了实用观点和宗教观点而以审美观点看待自然，最终走向把山水作为审美对象。儒家中，孔子的“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当是儒家思想与山水文化相融的直接表露。

不仅如此，儒道释自身的相关思想原则，对于山水诗的兴盛也有重要作用。道家的创始人，把对山水的崇拜升华为一种审美境界。老子主张返归自然，以保持纯真的天性。庄子认为山水正是返归自然的理想场所。儒家则十分注重山水对人格修养的潜移默化作用，孔子认为山水的某些特点和人的道德属性有类似之处，人们在对山水的观赏中可以获得对自身人格力量的一种审美体验。孔子“慨然以天下为己任”，然而，他又主张“士志于道”，“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所以，在儒家人生哲学里又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文人士大夫们一旦仕途失意，或不满时政，往往寄情山水，或倾慕于山水的清雅绝尘，醉心于摹写山水胜景；或借歌颂山水自然的纯美，映射社会世事之污浊。更有信奉佛教思想和道家学说者，其身心两方面本就与自然山水契合，山水诗作可谓本色当行。在盛唐气象的包容下，儒道释空前发达，且大有渐趋融合的趋势，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盛唐时期山水诗作家的思想及其创作。

盛唐山水诗派是唐代诗坛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流派交相辉映，其主要代表人物为孟浩然、王维等。另外，李白、杜甫虽然不以摹写山水为“主业”，但其也创作了大量以山水为主题的诗作，在山水诗这一题材领域，堪与孟、王抗礼。故而，虽然很多盛唐诗人都写过山水诗，最能代表盛唐山水诗写作特点与成就的，恐怕还是李白、杜甫、王维与孟浩然。

二

如前所述，山水诗到了盛唐进入黄金时代，山水诗人群星丽天，盛唐山水诗人所处的时代背景一致，受到相同的人文精神的熏陶，其诗歌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的共通性。然而更多的还是各自的独特性。以四大代表而言，杜甫待山水以仁心，李白待山水以仙心，王维待山水以禅心，孟浩然待山水则入于儒，出于禅道，可谓仁心、仙心与禅心三心备之。杜甫、李白、王维、孟浩然诸位大家山水诗各异其趣的审美形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儒道释三教对于山水诗发展的不同影响。

（一）孔子“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的山水审美原则

盛唐时期儒道释三教并存，其中儒家思想作为正统无疑影响着整个士人集团，士大夫阶层的山水诗创作也必然折射出儒家思想的光辉。

由于深受孔子“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的山水审美原则影响，很多山水诗人的山水诗虽主要着眼于自然风光，但亦不忘民间疾苦、黎庶沧桑。杜甫把山水诗和纪行诗两种题材合二为一，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山水诗。组诗“发秦州”与“发同谷县”共24首，诗人于山重水复之秦陇艰难跋涉之时，每经一地，即作山水诗一首，将两组诗连缀起来，由秦入蜀山川之全景尽收眼底。秦陇山水以其雄峻奇丽契合了诗人“忧黎元”之胸襟、“肠内热”之品性、“凌绝顶”之豪气。杜甫对自然山水的审美情趣与其胸怀、品性、抱负是一致的，其笔下的山水以壮美为主调。诗人白居易出任杭州期间，吟赏山水风光之余，也不忘民间疾苦，所以才会有“四面湖山归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之情吧。大自然绮丽的景致常常诱使诗人陶然忘机，但这与圣人之道并不矛盾，儒者在实现社会理想的过程中，也追求“竹柏之怀与神心渺远，仁智之性共山水高深”的审美理想。

以儒家思想为精神支撑，许多山水诗人在战乱动荡之世，虽受尽颠沛流离之苦，心灵深处存养的恻隐仁爱之情却更加醇厚充盈。如杜甫在描写自然景物时，除一般诗人共有的山水胜情外，每每能将“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宽广慈怀展衍至一切生灵身上，最终造境于深含道德伦理意味的景物意象和山水意境，从而将盛唐诸公之无我山水境界转化为有我之境，使山水诗由写悦目怡神之景发展到“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这正是杜甫开创之所在。其那些造境富于特质的山水纪行诗、郊居闲吟诗以及对景咏怀诗，实有集山水诗及风景诗大成之意味。

儒家思想不仅影响着山水诗的思想内容，也极大地影响着盛唐山水诗的创作风格。清淡与雄浑是盛唐诗歌的两大主旋律，两者与士人的进退、出处之道遥相呼应。当士人淡泊名利，潜心山水时，其山水诗多以清淡为特征，如王维。当士人怀才不遇，寄情山水以畅谈自己的政治理想时，多有雄浑之势。这方面李白是突出代表。李白最初进出长安，交游干谒，想圆“济苍生，安社稷”之梦，然而命运乖违，壮志难酬，于是吟啸纵酒，娱游山水，将政治失意后的目光转向山水，漫游占其生命历程多半，足迹遍及长江南北，大河上下，大量山水诗也随之产出。华夏大地的奇山秀水在李白笔下多有传神的表现，但因其一直难忘功名，故而即使是失意之作，其山水诗也充满昂扬的气势。如其《望庐山瀑布》其二：“西登香炉峰，南见瀑布水。挂流三百丈，喷壑数千里。欻如飞电来，隐若白虹起。初惊河汉落，半洒云天里。仰观势转雄，壮哉造化功!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空。……”当李白高歌“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时，坚信理想彼岸∵指日可达；当他“仰天大笑出门去”，自信“我辈岂是蓬蒿人”时，更是踌躇满志，欲“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可见儒家用世思想对诗人的影响。

不独李白如此，李白《赠孟浩然》诗中所言“红颜弃轩冕，自首卧松云”的孟浩然，看似仙风道骨，飘然遗世，深受佛老思想的影响，是位地道的隐逸诗人。其实在他的诗作中，固然有山林隐逸者幽居情景的描写，还有旅途情景的叙述，但也不乏壮阔山川景色的描绘。从《临洞庭湖赠张丞相》中不难看出孟浩然还怀有济时用世的强烈愿望，“临渊羡鱼”而坐观垂钓，把希望通过张九龄援引而一登仕途的心情表现得很迫切，有一种不甘寂寞的豪逸之气。该诗境界宏阔、气势壮大，尤其是“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一联，更是非同凡响的盛唐之音。可见，盛唐山水诗的审美形态实在难以摆脱儒家思想的影响，醉心山水的诗人大多仍难以忘却世俗之心。

（二）庄子欣然乐于“山林”与“皋壤”的山水审美精神

儒、释、道三教中，唐代统治者更为尊崇道教，道教在唐代也极为发达。道家认为道“无所不在”，自然本身就是道的化身，倡导“以人合天”，主张以无为清静之人合归于无数本然的“道”及“无”，而山水的自然是道及无的一种外在体现，因此道家对自然极力推崇，主张将身心投入自然的怀抱，以求达到与天地并生、与万物为一的境地，从而获得精神自由。道家思想对唐代山水诗的发展与成就有着重要的影响。

盛唐山水诗人，任情于自然、山水风光，不以外物为累，游走于山林之间，山水诗群落心灵与自然拍合而心融神释，所创诗作多是对庄子的批判精神、自由意识、超旷哲学的实践。如李白的“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等，即是对庄子“睥睨万物”、“物物而不物于物”、“逍遥游”、“齐生死，一物我”自由、超旷思想的诗的阐释，闪烁着自由放逸、遗世独立的精神。

秉承庄子“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庄子·知北游》）的山水审美精神，盛唐山水诗多有一种翩然出世、悠然如仙的意蕴和气质。在李白笔下，自然山水充满灵性，而且个性鲜明，摇曳多姿：《蜀道难》无比雄放，山川奇丽惊险；《古朗月行》十分朴直，形象瑰丽神奇；《峨眉山月歌》的意境空灵明朗，《梦游天姥吟留别》的意境迷离惝恍。其《渡荆门送别》中的“山随平野尽，江人大荒流”二句，堪与杜甫的“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旅夜书怀》）媲美，二者各有千秋：杜诗壮观，李诗高远。李白的山水诗作充分体现了庄子傲世与放达的自由精神。

作为一代山水大师，孟浩然的思想颇为复杂，儒家的积极用世思想、禅宗的隐逸避世思想都在其生命的历程中有过反映，道家的超然世外的思想亦颇为鲜明。孟浩然禀性孤高狷介，虽始终抱有济时用世之志，却又不愿折腰曲从。对于不被用虽有过激愤，但他不像杜甫耗尽一生采用外向的方式跟不平、污浊的社会抗争，而是逐渐趋于内向，淡化心中郁积的愤懑，使自己的心灵尽量归于旷达超逸，寻求庄子所咏叹的山林之乐，有意识地转向山水，凭借山水澄净忧心，澡雪心灵。当他求仕无门时，便南下吴越，寄情山水。遇景入咏时，他常从高远处落笔，自寂寞处低徊，随意点染的景物与清淡的情思相融，形成平淡清远而意兴无穷的明秀诗境，借以寄寓不同流俗的清高和无亲无友的孤寂。其《夏日南亭怀辛大》以山水自适的情怀，抒发自己独自乘凉时的感慨，表现出些许孤寂些许遗憾，流露出诗人清高自赏的寂寞心绪。诗人把桃花源作为仙界，以求获得精神上的忘我，其《武陵泛舟》正是这种审美理想的支撑，披露诗人心志淡泊，情怀旷远。孟浩然山水诗最突出的特色就是清淡，闻一多说：淡到看不见诗了，才是真正孟浩然的诗。孟浩然以其清淡的整体风格，为盛唐山水诗的清纯境界呈示出个性化的成功范例。

（三）清幽淡远空寂超旷的山水诗辉映着佛光禅影

日本的池田大作说：“佛教就是把自然的包罗万象和一切众生普遍存在的生命之法，作为自己根本的宗教。佛教的第一宗旨和生命中存在的‘法’相一致，并从中指出人和自然走向融合、协调的道路。”唐代士大夫学佛成风，王维、孟浩然等人大多有习禅经历或与禅僧有密切的往来。他们的诗中不少是隐寓了禅理，自然美与禅理，客观与主观浑融一体，形成了山水诗空灵清朗、悠远深长的特征。

在唐代的佛教流派中，王维信仰的是南宗禅。南宗禅是佛教思想与中国本土的儒道思想相结合的产物，它那套随缘任运的人生哲学，为知识分子提供了最新的最完备的处世良方。王维把自己对佛法的理解融汇到人生观中，把宗教情感化为诗思，诗禅一体，创造出“空”、“寂”、“闲”的山水诗意境，这种诗境在盛唐山水诗人群落中具有共性特征。

佛禅的教义建筑在空虚与无我的基础上，“空”不仅是自然原生态的表征，也是诗人心灵与自然交融的内在特征。王维的山水诗最多“空”的意象：“空山新雨后”、“积雨空林烟火迟”、“空翠湿人衣”、“空堂欲二更”等。“空”字以虚幻不实、空寂明静之义存在于佛教经义中，王维从“空”的理性出发，寻找契合审美主体感觉和印象的物象，寻找一种与自然和谐的生态。由空而转入寂，他写幽静的环境，清冷的氛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写花落、月出之动态和鸟鸣之声态反衬夜景的闲静：“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创造静谧的意境，表露恬静的心境，既是王维山水诗的重要特征，也合乎禅宗以静心而达到彻悟人生要义的宗旨。在《积雨辋川庄作》中再现他的幽雅恬淡闲适的禅寂生活：“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山中习静观朝槿，松下清斋折露葵。”在《终南别业》中表现自己心境的悠闲自适：“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行得随意，止得适意，看得无意。云也悠然，心也悠远。王维的这些诗，以其空灵的意境所蕴含的禅味机锋，传达出令人玩味无穷的思致和哲理。

不只是虔诚奉佛的王维，盛唐山水诗人普遍深受禅宗文化超脱觉悟的涅盘精神的影响，他们从知觉观照到感情格调、意境创设都带有禅宗文化影响的深刻印痕。一度热衷仕进的孟浩然也曾遍访禅师，游历禅院。其“空”境的创设略近于王维，《题大禹寺义公禅房》云：“夕阳连雨足，空翠落庭阴。看取莲花净，应知不染心。”心空则深得禅悦，心净则彻悟莲花净沽。此外如“朝游访名山，山远在空翠”、“谈空对樵叟，授法与山精”等均显现诗人进入到忘情尘俗的境界。以雄奇瑰丽的边塞诗着称的岑参也难免禅宗的影响，“空”象也时现诗中，如“空山终日尘事少，平郊远见行人小”、“夜来闻清磬，月出苍山空。空山满清光，水树相玲珑”等。

不但虚空，寂静、闲适也是佛光禅影下盛唐山水诗人追求的美学趣味。王昌龄在惬意于“静坐山斋月，清溪闻远∵流”时，孟浩然也沉醉于“松月生夜凉，风泉满清听”的幽静世界里，而裴迪则投身到“出入唯山鸟，幽深无世人”的静谧空寂的环境中。诗人笔下的自然真可谓万籁俱寂，而诗人也便心与境融，心念不起。自然与人高度融洽，人与自然达成情感融通的交流，人处于自然之中当然也就无处不适，无时不可，顺任自由，随机消闲。孟浩然于是在“共喜年华好，来游水石间”之时，得以目见“烟容开远树，****满幽山”，品味“琴歌野兴闲”，感受“壶酒朋情洽”，兴尽之后“莫愁归路暝，招月伴人还”。一石一木，一山一水，一酒一琴，一人一月，触处皆春，无物不情，惬然自得，适意安闲。更有甚者，盛唐人的山水诗中还有与禅境相互交合，山水景象传达禅学义理，几乎可以当作禅偈的作品，如储光羲的《咏山泉》：“山中有流水，借问不知名。映地为天色，飞空作雨声。转来深涧满，分出小池平。恬淡无人见，年年长自青。”诗人描写寂静的山水，寄寓淡泊无心的禅意，揭示宇宙永恒的真谛。归结起来看，“禅宗在影响士人的生活内容、生存方式乃至人生态度的前提下，进入诗的内核，而成为诗的内容和机趣。禅之于诗，即以特殊的角度使诗人获得更有利于创作的审美机制和审美效价。因此，诗人追求原始幽寂而纤尘不染的境界，与禅宗文化在本体精神和深层旨趣上正相契合”。

唐王朝容许儒、道、释三家并存，形成了思想信仰比较自由的空气，这种自由空气给山水诗创作带来了新气象，形成了盛唐山水诗思想内容与审美形态的多元化。葛兆光说：“如果说儒家学说主要使中国古典文学强调社会功能而充满了理性的色彩，佛教主要使中国古典文学具有了缜密的肌理与空灵的气象的话，那么道教则主要使中国古典文学保持了丰富的想象力和神奇瑰丽的内容。”此论可与李杜王孟四大家所代表的盛唐山水诗的多元审美形态相印证。

杜甫思想的核心是忠君恋阙、仁人爱物，诗思一以贯之的是“致君尧舜”的执着，山水吟咏也多所感伤激愤，诗风顿挫沉郁。他将此前的山水胜景多与遗世心理相关合，改为山水观览之兴趣与世事时事之关注相关合，这无疑是其成就“致君尧舜上”的艺术表现。山水意象与人生境界的契合无问，及其艺术表现的自觉性和独创性正是杜甫山水诗有别于陶谢王孟诸家的主要原因。李白并不把山水形象融化为诗人自我形象，只是用作表现或寄托诗人情怀的客观对象，这是其与杜甫山水诗不同审美形态的分水岭。李白山水诗的总体风格是雄奇、豪放，其突出特点是大自然山水形象的理想化、狂想化和个性化，终以卓然独具的艺术风采和强烈的时代精神，达到了审美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奠定了他在中国山水诗发展史上“奇峰突起，意境独辟”的特殊地位，其山水诗也被人誉为“中国古代山水诗之冠”。王维为人情致高远，在审美上以虚静为怀，超越功利，其山水诗追求“神似”，追求画意，追求空灵的意境，寄寓佛理禅趣，形成才高意远的美学品格。王维是一位集大成的山水诗人，他精于禅的内省功夫，使山水诗的表现由外至内、由形而神以质的转变，而中国诗歌原有的冲和澹泊的艺术风格和美学趣味则得以最大可能最大强度的发扬，这是其于山水诗的最突出最重要的贡献，对中国诗学及美学重神韵特性的形成具有极大影响。他以多方面的艺术修养和深得禅机的思维智慧，将山水诗推向了高峰。孟浩然深受禅风熏染，在佛光禅影中追求诗歌的最高境界——自然美，诗中多禅意和禅趣。但他又兼受儒道思想的影响，他的山水诗中清高绝俗的情趣、恬淡潇洒的风度，重然践诺的侠义精神烙着儒道释人格风范的印记。同时他虽然声称出世却又时刻不忘人世，其思想深处是儒家的社会价值观和人格理想，可是虽有入世之心，却又报国无门，故而亲近山水，在山水诗的境界里诉说对人生哲理的参悟，对不满世事而决然遗世独立的宣泄，他的山水诗作充分体现了儒佛道在中国并存共荣乃至渐趋融合的特征，这也是盛唐山水诗发展的重要原因，创作内容、风格、体裁更加多样。

总而言之，在儒道释并存互融的时代背景下，盛唐山水诗人以一种最朴素自然的语言实现了曲尽物态与妙写心境兼得而美的诗学目的，以一种最平和坦然的风度体现出兼容并蓄而高瞻远瞩的时代精神。盛唐山水诗的创作蔚为大观，诗人们对山水的体会更加深刻，把握和刻画山水的艺术能力进一步提高，山水诗的创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盛唐山水诗是对前此山水诗传统的第一次集大成，儒家的理性，道家的仙性，佛家的祥性，进一步与山水文化交融，诗人认识山水的视野进一步拓宽，山水诗创作更加丰富多彩，这必然也将是对中唐以后山水诗新境界的一种开创，它的成就和成功，预示着山水诗发展的未来。

责任编辑彭勃

出自:∵《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