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公诗法与佛禅思维

荆公诗法与佛禅思维[①]

张煜

摘要：本文从征典与造语、反常合道、化俗为雅等三个方面，细致探讨了王安石诗歌在作诗技法方面所受到的佛禅的影响。由小见大，揭示了禅宗对于宋代诗歌、尤其是江西诗派所带来的种种影响。

关键词：荆公诗法；佛禅思维；征典造语；反常合道；化俗为雅

宋代诗人与佛教的关系非常密切，往往表现在，除了思想、风格、意境受到佛教的很大影响外，作诗技法与佛教也有着诸多联系。本文以王安石为例予以论说。

一、征典与造语

王安石对于佛教典籍阅读极广，非常熟悉。尤其是晚年，他用大量的时间来阅读、钻研佛经，《宋史·艺文志四》曾着录其《维摩诘经注》三卷，尤袤《遂初堂书目》着录有其《金刚经注》，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五着录其《楞严经解》十卷，可惜均已亡佚。以下参考宋李壁注，对王安石诗中运用的佛语、佛典略举数例，以作考察。

从王安石诗中的用典来看，《维摩经》是他比较喜爱的一部佛教经典。该经以在家修行的维摩诘居士为核心，宣扬大乘佛教应世入俗的观点。其理论基于般若空思想，主张不离世间生活，发现佛法所在；不舍道法，而行凡夫之行；不断烦恼，而入涅盘之境。该经在中国有七个译本，以姚秦鸠摩罗什《维摩诘所说经》译本为最佳。其译笔流丽，被推为古来佛典文学中之优秀艺术作品，为历代士大夫所喜爱。王安石曾作《读〈维摩经〉有感》云：“身如泡沫亦如风，刀割香涂共一空。宴坐世间观此理，维摩虽病有神通。”[②]又如“且当观此身，不实如芭蕉”，出自《维摩经》“是身如芭蕉，中无有坚”（《补笺》卷二《赠约之》）；“颇疑道人三昧力，异域山川能断取”，出自《维摩经》“舍利弗住不可思议解脱菩萨，断取三千大千世界”（《补笺》卷一《纯甫出僧惠崇画要予作诗》）。其中既有对《维摩经》般若性空、无有差别思想的感悟，又有对于经中典故、字句的灵活运用。

《楞严经》也是一部重要的经典。该经共十卷，全称《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唐代中天竺沙门般剌蜜帝译。首楞严为佛所得三昧（三摩提）之名，万行之总称。本经阐明“根尘同源、缚脱无二”之理，并解说三摩提之法与菩萨之阶次。该经虽历来真伪难辨，但在我国佛教界流行极广，仍被视为佛教主要经典之一，有着广大的影响[③]。王安石对此书情有独钟，晚年曾着《楞严经解》十卷，甚至在给女儿的诗《次吴氏女子韵二首》（其二）中，他也写到：“秋灯一点映笼纱，好读《楞严》莫忆家。能了诸缘如梦事，世间唯有妙莲花。”（卷五十四）可见其对此书的重视。王安石的诗歌中，如“如输浮幢海，灭火十八隔”，典出《楞严经》“月光童子修习水观，见自身中与世界外浮幢王刹、诸香水海等无差别”（《补笺》卷二《次前韵寄德逢》）；“放言深入妙云海，示我仙圣本所寰。《楞伽》我亦见仿佛，岁晚所悲行路难”，典出《楞严经》“佛告阿难：‘汝应谛听，今当示汝所还地’”（《补笺》卷三《赠彭器资》）。

又如《华严经》，该经全称《大方广佛华严经》，在中国有三种汉译本。主要发挥辗转一心，深入法界，无尽缘起的理论与普贤行愿的实践相一致的大乘瑜伽思想。汉译唐实叉难陀的八十卷本，主要讲菩萨的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法门行相和修行的感果差别，以及依此修行实践证得广大无量功德等，最后宣说诸菩萨依教证入清净法界、颂扬佛的功德海相等。中心内容是从“法性本净”的观点出发，进一步阐明法界诸法等同一昧，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无尽缘起等理论。据说王安石曾作有《华严经解》一卷，其书今已亡佚。王安石诗中，如“舌根已净谁能坏？足迹如空我得寻”，典出《华严》第二《地法门》“菩萨得无量神通力，能动天地，以一身为多身，多身为一身，或隠或显，石壁山嶂，所往无碍，犹如虚空，于虚空中，跏趺而去，同于飞鸟，天地如水，履水如地”（《补笺》卷二十六《〈北山三咏·宝公塔〉其二觉海方丈》）；“不出阿兰若，岂遭乾闼婆”，《华严经》云：“阿兰若，名菩提场”（《补笺》卷四十《朱朝议移法云兰》）。

《圆觉经》，具名《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一卷，唐佛陀多罗译。全经主要说明大乘***之理及如何观行实践之法。王安石诗中，如“终不与法缚，亦不着僧裘”，语出《圆觉经》“不与法缚，不求法脱”（《补笺》卷四《无动》）；“南阳居士月城翁，曾习禅那问色空。卓荦想超文字外，低回却寄语言中”，语出《圆觉经》“禅那寂观佛经，有问色、空二义”（《补笺》卷三十二《寄无为军张居士》）。

《法华经》，又称《妙法莲华经》，以后秦鸠摩罗什译的七卷二十八品流传最为广泛。主旨在于会三乘方便，入一乘真实。王安石《题徐浩书〈法华经〉》云：“一切法无差，水牛生象牙。莫将无量义，欲觅妙莲花。”（《补笺》卷四十）又“楼依水月观，门接海潮音”，语出《法华经·普门品》“梵音海潮音，胜彼世间音”。（《补笺》卷二十四《寄福公道人》）

另如“山祗啸聚荒禅室，象众低摧想法筵”，语出《涅盘经》“声闻缘觉及大菩萨同行佛所，闻佛说一味之法，然其所证，各有浅深。譬象、马、兔三兽渡河，兔渡则浮，马渡及半，唯大香象彻底。法筵龙象众，当观第一义”（《补笺》卷三十三《送道光法师住持灵岩》）；“力侔龙象或难堪，唇比仙人亦未惭。临路长鸣有真意，盘山弟子久同参”，驴唇仙人出自《大集经》（《补笺》卷四十八《驴二首其一》）；“寒守三衣法，饥传一钵歌”，三衣出自《四分律》，谓九条衣、七条衣、五条衣（《补笺》卷二十二《重游草堂寺次韵三首其二》），凡此皆可见王安石作诗所取佛典范围之广。

王安石对于禅宗的僧传、灯录也十分熟悉，在诗中用来得心应手。如“梵行毗沙为外护，法筵灵曜得重开”，《宋高僧传》卷十四“道宣传”云：“（宣）于西明寺夜行道，足跌前阶，有物扶持，履空无害。熟顾视之，乃少年也。宣遽问：‘何人中夜在此？’少年曰：‘某非常人，即毘沙门天王之子那咤也。护法之故，拥护和尚”[④]（《补笺》卷二十七《荣上人遽欲归以诗留之》）；“重将坏色染衣裙，共卧钟山一坞云。客舍黄粱今始熟，鸟残红柿昔曾分”，《五灯会元》卷九“仰山慧济传”云：“师（仰山）随沩山游山，到盘陀石上坐。师侍立次，忽鸦衔一红柿落在面前。沩拾与师，师接得洗了度与沩。沩曰：‘子甚处得来？’师曰：‘此是和尚道德所感。’沩曰：‘汝也不得无分。’即分半与师”[⑤]（《补笺》卷四十三《示宝觉二首其二》）。

一些佛教的专用语汇在王安石的诗中也是频频出现。如“窣堵朱甍开北向，招提素脊隐西阿”（《补笺》卷二十七《示俞秀老》），窣堵，梵言塔。招提，寺别名，指自四方来集之各方众僧（即招提僧）均可止宿之客舍。又如“潮沟直上两牛鸣，十亩涟漪一草亭”，《大唐西域记》卷二“夫数量之称，谓踰缮那。踰缮那者，自古圣王一日军行也。旧传一踰缮那四十里矣。印度国俗乃三十里，圣教所载唯十六里。穷微之数，分一踰缮那为八拘卢舍。拘卢舍者，谓大牛鸣声所极闻，称拘卢舍”[⑥]（《补笺》卷二十七《招吕望之使君》）。“跳过六轮中耍峭，养成三界外愚痴”，六轮，佛语，即六道轮回。谓众生各因其善恶业力而在六道中轮回生死。六道去处为天道、人道、阿修罗道、畜生道、饿鬼道和地狱道。三界，佛教指众生轮回的欲界、色界和无色界（《补笺》卷四十八《寄李道人》）。文繁不多举。

佛语、佛典的大量运用，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如《咏菊二首其一》：“补落迦山传得种，阎浮檀水染成花。光明一室真金室，复似毗耶长者家。”（《补笺》卷四十二）通篇纯用佛典来描写菊花，实为罕见。叶梦得《石林诗话》下云：“荆公诗用法甚严，尤精于对偶。尝云，用汉人语，止可以汉人语对，若参以异代语，便不相类。如‘一水护田将绿去，两山排闼送青来’之类，皆汉人语也。此法惟公用之不觉拘窘卑凡。如‘周颙宅在阿兰若，娄约身随窣堵波’，皆以梵语对梵语，亦此意。”因难见巧，举重若轻，显示出诗人高超的驾驭语言的能力。

二、反常合道，不犯正位

文学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不断地探索新的表现题材与方法，这与禅宗的万法皆无自性、不可执着粘滞颇有相通之处。王安石作诗喜欢使用翻案、夺胎换骨等技巧，对宋调的形成发生过重要作用，梁启超甚至认为“荆公之诗，实导江西派之先河”[⑦]。究其实，这与他们都对禅宗有着浓厚兴趣，受其影响有关。

荆公作诗好翻案，他的不少咏史诗，借古讽今，古为今用，是其宣传自己政治见解、理想抱负的艺术载体，但也受到后世的不少攻击。如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云：

荆公诗云：“谋臣本自系安危，贱妾何能作祸基。但愿君王诛宰嚭，不愁宫里有西施。”夫妲己者，飞廉、恶来之所寄也；褒姒者，棸子、膳夫之所寄也；太真者，林甫、国忠之所寄也。女宠蛊君心，而后憸壬阶之以进，依之以安。大臣格君之事，必以远声色为第一义，而谓“不愁宫里有西施”，何哉！范蠡霸越之后，脱屣富贵，扁舟五湖，可谓一尘不染矣，然犹挟西施以行。蠡非悦其色也，盖惧其复以蛊吴者而蛊越，则越不可保矣，于是挟之以行，以绝越之祸基，是蠡虽去越，未尝忘越也。曽谓荆公之见而不及蠡乎！惟管仲之告齐桓公，以竖刁、易牙、开方为不可用，而谓声色为不害霸，与荆公之论略同。其论《商鞅》曰：“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夫二帝三王之政，何尝不行，奚独有取于鞅哉？东坡曰：“商鞅、韩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则舜之术也。”此说犹回护，不如荆公之直截无忌惮。其咏《昭君》曰：“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推此言也，苟心不相知，臣可以叛其君，妻可以弃其夫乎？其视白乐天“黄金何日赎娥眉”之句，盖天渊悬绝也。其论冯道曰：“屈己利人，有诸佛菩萨之行。”唐质肃折之曰：“道事十主，更四姓，安得谓之纯臣？”荆公乃曰：“伊尹五就汤，五就桀，亦可谓之非纯臣乎？”其强辨如此。又曰：“有伊尹之志，则放其君可也；有周公之志，则诛其兄可也；有周后妃之志，则求贤审官可也。”似此议论，岂特执拗而已，真悖理伤道也。荀卿立性恶之论、法后王之论，李斯得其说遂以亡秦。今荆公议论过于荀卿，身试其说，天下既受其毒矣。章、蔡祖其说而推演之，加以凶险，安得不产靖康之祸乎？荆公论韩信曰：“贫贱侵陵富贵骄，功名无复在刍荛。将军北面师降虏，此事人间久寂寥。”论曹参曰：“束发山河百战功，白头富贵亦成空。华堂不着新歌舞，却要区区一老翁。”二诗意却甚正，然其当国也，偏执己见，凡诸君子之论，一切指为流俗，曽不如韩信之师李左车、曹参之师盖公，又何也？[⑧]

抛开由于两人政见不同而导致的对王安石变法的不满与攻击，荆公咏史诗之不同流俗已可见一斑。其中王安石对于冯道的评价，语出宋魏泰《东轩笔录》卷九[⑨]。关于五代冯道其人其事，后世对其毁誉不断。直至现代，尚有学者对其表示理解之同情。认为欧阳修身处承平之世，在《新五代史》中批判冯道的“无耻”，可谓站着说话不腰疼。“从公元九○七年朱温代唐至九六○年赵匡胤黄袍加体，五十余年间换了六个朝代，皇帝有十个姓，如果大臣、士人都要为本朝守节尽忠，那就会出现六次集体大自杀；如果要忠于一姓，就得自杀十次。”∵[⑩]事实上，冯道一生做了不少好事，“为人能自刻苦为俭约”，在乱世中，尽其所能安顿民生，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杀戮。王安石看出冯道的良苦用心，认为他屈己利人，具有菩萨舍己为人的牺牲精神。并认为只要有忠君爱民之心，则冯道之行为并不为过。这在理学盛行、注重名节的宋代，可谓石破天惊之论，需要巨大的勇气。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王安石学术思想中的心学的倾向，也包含了他对自己变法动机纯正、措施得当的某种自信。

至如《明妃曲》二首（《补笺》卷六），更是自古颇为人误解，受人攻击。历来咏王昭君辞汉归胡的诗歌，多是同情她的不幸身世。可王安石偏偏要讲“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宋李壁注云：“范冲对高宗尝云：‘臣尝于言语文字之间得安石之心，然不敢与人言。且如诗人多作《明妃曲》，以失身胡虏为无穷之恨，读之者至于悲怆感伤。安石为《明妃曲》，则曰：“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然则刘豫不是罪过，汉恩浅而虏恩深也？今之背君父之恩，投拜而为盗贼者，皆合于安石之意。此所谓坏天下人心术。孟子曰：“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以胡虏有恩而遂忘君父，非禽兽而何？’公语意固非，然诗人务一时为新奇，求出前人所未道，而不知其言之失也。然范公傅致亦深矣。”清蔡上翔于此为荆公竭力辩护，认为“恩之为言，犹爱幸之辞云耳”[11]。而近代学者，如郭沫若则认为“大家的毛病是没有懂得那两个‘自’字。那是自己的‘自’，而不是自然的‘自’。‘汉恩自浅胡自深’，是说浅就浅他的，深就深他的，我都不管，我只要求的是知心的人”，所以“依然是厚于汉而薄于胡的心境”∵[12]。邓广铭、漆侠师生也都站在维护王安石的立场，撰文为王安石辨诬[13]。一首诗歌竟然引起如此轩然大波，这在诗歌史上亦属罕见。究其起因，都是翻案惹的“祸”。

作为一种创作手法，翻案为宋代文人所喜用。究其因，来自佛教尤其是禅宗的影响显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翻案法的使用在禅宗公案中可谓屡见不鲜。清人梁章钜指出：

诗文一诀，有翻进一层法，禅家之书亦有之，即所谓机锋也。神秀偈云：“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六祖翻之云：“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卧轮偈云：“卧轮有伎俩，能断百思想。对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长。”六祖翻之云：“惠能没伎俩，不断百思想。对境心数起，菩提作么长？”庞居士偈云：“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团圞头，共说无生话。”后有杨无为翻之云：“男大须婚，女大当嫁。讨甚闲工夫，更说无生话。”海印复翻之云：“我无男婚，亦无女嫁。困来便打眠，管甚无生话。”后之主席者，多举此公案相示。尤西堂《艮斋杂说》有三首云：“树边难着树，台上莫安台。本来不是物，一任惹尘埃。”“问君何伎俩，有想还无想？心起心自灭，菩提长不长？”“木男须婚，石女须嫁。夜半泥牛吼，解说无生话。”[14]

对于同样一个问题，可以有不同的表达方法，这样层层翻进，为的是破除日常知见所造成的习惯与障碍。既然一切事物都无自性可言，那么语言只是帮助理解“性空”的方便法门。世间并没有一样事物是恒久不变的，如果让心产生了执着，那反而是错解了佛法。又宋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三十《书梵志翻着袜诗》云：

“梵志翻着袜，人皆道是错。乍可刺你眼，不可隠我脚。”一切众生颠倒，类皆如此，乃知梵志是大修行人也。昔茅容季伟，田家子尔，杀鸡饭其母，而以草具饭郭林宗。林宗起拜之，因劝使就学，遂为四海名士。此翻着袜法也。今人以珍馔奉客，以草具奉其亲，渉世之事，合义则与己，不合义则称亲，万世同流，皆季伟之罪人也。[15]

虽谈论的是处世态度，但何尝不是对文学创作中标新立异、打破常规的一种体悟？

而为江西诗派所喜用的“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等艺术手法，在荆公诗中更是早被多次使用，只是他没有提出这样的口号罢了。而究其实，都是翻案法的某种延伸而已。钱钟书《谈艺录》云：“（荆公）每遇他人佳句，必********，脱胎换骨，百计临摹，以为己有；或袭其句，或改其字，或反其意。集中作贼，唐宋大家无如公之明目张胆者。本为偶得拈来之浑成，遂着斧凿拆补之痕迹”，“公在朝争法，在野争墩，故翰墨间亦欲与古争强梁，占尽新词妙句，不惜挪移采折，或正摹，或反仿，或直袭，或翻案。生性好强，一端流露”[16]。《谈艺录》中举了很多这样的例子，其实，荆公的这些作诗法，并不都是消极的，其中也有不少的创新。

宋惠洪《冷斋夜话》卷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