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僧诗的故国情怀

清初僧诗的故国情怀

杨旭辉

内容提要∵明清易代之际，文人逃禅生活方式的选择，使得大量的诗僧出现。面对现实人生，改朝换代的剧痛，使得虽已毁衣出世的诗僧，在诗歌中仍刻刻与众生同休戚，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故国情思。本文点面结合，胪举代表，侧重于对诗歌中内蕴的遗民故国情结的论述。

关键词∵诗僧∵诗歌∵遗民∵故国情怀

综观清代僧诗的发展轨迹，不禁让人惊讶地发现，清初诗歌的辉煌远远超过任何一个时期。在数十年内，一下子涌现出大量的诗僧、画僧，留下了众多的名诗佳画，绚烂多姿，令人目不暇接，在中国古典文学的满天夕阳中抹写了一缕属于自己的光辉。明末清初大量诗僧的出现，并不表明佛学思想本身在此时有了多大的发展。而事实与之恰恰相反，明清以来的佛学研究更多的带上了中国的文化特征，与印度佛教之正宗已有了较大的差别。对于中国人来说，往往更注重于“现实人生，而不注重死后存在等超人生的事”，“即注重于我们的这个世界，而不注重于在此世界以外的另一世界”。就佛学而言，其发展的轨迹几乎与之有着惊人的相似，“亦同样是渐渐把出世的色彩减淡，入世的气氛增浓”[1]，这样就使得中国佛学在研究中不知不觉地把中国人固有的潜伏性格发泄了出来。佛学研究中的这一新动向，也就很自然的在诗僧的诗歌创作中得以体现。陈垣先生的一段论述极其恰当准确地反映了这一现象:“世变之来，宗门不能独免，虽已毁衣出世，仍刻刻与众生同休戚也。”[2]

当然，这种动向的出现，无论是佛学，还是诗歌创作，都与明末清初“世变”这一特定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改朝换代的剧痛，是历次政权更迭必然在文人心中产生的一种心灵震荡，而明清易代之际，更多一层夷夏之别，成为不少士人心中难以解开的心结。正因为如此，清廷对汉族士子的倔强和不肯屈从，采用的政策和手段也就格外的严酷。为免遭清廷迫害，在剃发与屠刀之间，选择出世之路——削发为僧，不失为一条全身避祸的上策，宁可自己主动遁入空门，皈依佛祖，也不愿留在尘世间人格受辱。这种消极而巧妙的反抗异族统治之举，也就自然成为明朝遗民所选择的共同方式。在这一时期，就有朱耷（八大山人）、渐江（弘仁）、朱若极（石涛）、石溪（髡残）、戴本孝、方以智（弘智）、金堡（澹归）、薛□、张有誉等纷纷做了空门遗民。这一乱世社会的变态，造就了清初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诗僧群体，正如业师严迪昌先生所言:“甲申、乙酉之际，士林抱节守志之士和密图恢复事业者，为应对严酷惨烈的形势而愀然遁迹空门，寄身禅林的数以千百计；于是诗僧辈出，为清初诗文化平添了一抹奇谲色彩。”[3]（P.268）

吴梅村在读了诗僧读彻（1587——1656）的诗歌之后曾有过这样一番评论:“师虽方外，于兴亡之际，感慨泣下，每见之诗歌。尝自咏:‘剪尺杖头挑宝志，山河掌上见图澄。休将白帽街头卖，道衍终为未了僧。’益以见其志云。”[4]（P.1145）一首《自咏》确是诗人在经历甲申、乙酉之变后的内心独白，而“谁能甘饿死，自喜比夷齐”一句，则是其内心解不开的情结。顺治二年，清兵入南京，南明福王朝亡，此时释读彻居吴中，有诗述其当时心境极为明了:“老我生逢乖命年，惊魂未定是何天。兵戈无地堪逃避，上下移居当播迁。竹榻不妨虚自设，茅庵有主便依然。会心只合开窗面，好景都收在眼前。”（释读彻《乙酉之变避迹喝狮窝临年仍归一把茅度岁》）所以在国亡之后再到南京之时，不免抚古惜今，写下了名篇《金陵怀古》:

石头城下水淙淙，西望江关合抱龙。六代萧条黄叶寺，五更风雨白门钟。凤凰已去台边树，燕子仍飞矶上峰。抔土当年谁敢盗，一朝伐尽孝陵松。

全诗感慨极深，词特凄切，若无亡国之痛的经历是断不能有如此笔触的。诗人笔下山水之萧条与冷寂何尝不是自己的内心写照，连杭州的秀色也着实不能让他感到愉悦，竟然在诗中这样写道:“春水平湖映绿堤，六桥芳草正萋萋。东风不为游人待，催尽桃花衬马蹄。”（释读彻《自云栖过湖上杂咏》）这与画家陈洪绶在《题〈西湖垂柳图〉》中“外六桥头杨柳尽，里六桥头树亦稀。真实湖山今始见，老迟行过更依依”的诗意如出一辙，读之一过，恻恻动人。风景不殊，山河有异，本已极易引起诗人的兴叹，又何况面对满目疮痍！吴梅村不愧是大师的知音，在其圆寂后，对其一生的诗歌创作作出了极其正确公允的评骘:“苍深精老，沉着痛快，当为诗中第一，不徒为僧中第一。”[5]（P.1145）并作诗以赞之:“说法中峰语句真，沧桑阅尽剩闲身。宗风实处都成教，慧业通来不碍尘。白社老应空世相，青山我自笑诗人。纵教落得江南梦，万树梅花孰比邻。”[6]（P.328）

对于吴梅村而言，明亡屈节仕清，是他“误尽平生”的憾事，故而有“三月十九日（按:崇祯皇帝自缢梅山的忌日），集十郡名士，置酒于鸳湖”之祭举，而在席间“有僧缄诗投入，启视，一坐失色，方知为澹归所作”（事见陈垣《清初僧诤记·记余》引朱所和《贻吴梅村》诗的自注，以下关于释今释之事与诗皆见于此）。一首诗竟然能有如此之震撼力，作者澹归又系何人？澹归，姓金，名堡，字澹归，一字道隐。浙江仁和人（今浙江余杭境内），生于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卒于清康熙十六年（1677）。崇祯庚辰（1640）进士，曾官延平（治所在今福建南平）知府。明亡随永历帝（福王）南奔，后遭谗毁获罪，得脱后落发为僧，法号今释，仍不忘于明朝倾覆之恨。如此这般人氏，自然对吴梅村的变节大有异议，故作《贻吴梅村》一诗以讽之:“十郡名贤请自思，座中若个是男儿？鼎湖难挽龙髯日，鸳水争执牛耳时。哭尽冬青徒有泪，歌残凝碧竟无诗。故陵麦饭谁浇奠，赢得空堂满酒卮。”满含着故国之思，这不禁使人想到了唐朝诗人王维在安史之乱中所写的诗句:“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僚何日更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王维《菩提寺禁裴迪来相看说逆贼等凝碧池上作音乐供奉人等举声便一时泪下私成口号诵示裴迪》）无怪乎朱□在读了今释师的此诗之后，情不自禁的写下了和诗一首，这是对法师诗歌的最好品评:“五十年来屈指思，眼前白发昔婴儿。乾坤颠倒忘初位，日月沉埋异昔时。十郡丧心甘置酒，一僧冷眼独吟诗。与君重洒新亭泪，话到伤怀欲碎卮。”

诗僧“哭尽冬青”、“泪洒新亭”的血泪歌吟，显现出壮怀激越的故陵麦秀之悲，给人以强烈的情感震撼，殊不知，这样的情思往往是在遗世独立的“冷眼独吟”中渐积而成。弘仁的诗与画就通过诸如“老树”、“孤亭”、“晚秋”、“夕阳”、“寒月”这般冷峭、静远之意境，潜蕴着内心的沉郁。

弘仁（1610——1664）是明末清初一位着名的诗僧画僧。作为画家，他往往以沉稳秀劲的笔墨赋予山水一种幽深旷远的静谧之气；又以纯化到如折铁般的线条构图，传达出逼人的寒光冷韵，不失刚正不屈之气。大师之山水画“远”、“静”、“冷”的特点也无时无刻不在他的诗作中得以体现:“画禅诗癖足优游，老树孤亭正晚秋。吟到夕阳归鸟尽，一溪寒月照渔舟。”（弘仁《题画》）这样的题画诗与画面何尝不是有机的艺术整体呢？如此意境之形成并非刻意而作，其中的主导因素是极其深沉的历史内涵，只要我们简单检索一下大师的生平，一切都是那么顺理成章。弘仁，本姓江，名韬，字六奇，后改名舫，字鸥盟。安徽歙县人。为明末诸生，明亡后，奋起抗清，并投奔福建的唐王政权，唐王败后，遂至武夷山削发为僧，法名弘仁，字无智，号渐江，又号梅花古衲。在经历了“吴宫花草幽径埋，晋代衣冠成古丘”（李白《登金陵凤凰台》）的沧桑之后，故国的任何一片残山剩水都足以引发无限的愁思，千年江左兴亡，皆付与他凭栏一叹，无怪乎他会写出这样感人至深，摧人心肺的诗句（弘仁《题画》）:

偶将笔墨落人间，绮丽楼台乱后删。花草吴宫皆不问，独余残沉写钟山。

朱耷（1626——1705），又是一位极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原名朱统，是朱元璋之子江西宁献王朱权的后裔。明亡后，为了逃避政治迫害，改名朱耷，逃人奉新山中。二十三岁时，削发为僧，法号法掘，后又用过雪个、个山、传綮、驴屋、八大山人等。还曾当过道士，擅长画水墨花鸟，形象夸张，所写鱼鸟多为“白眼向人”之状；山水画意境冷寂，多为残山剩水，这些无不透露出国破家亡的伤痛和他本人孤傲冷峻的个性。

八大山人的诗文作品主要集中在他的画作题跋上，今人汪子豆汇辑为《八大山人诗钞》。从现存八大山人书画作品上的诗文来看，其总体特征和倾向是借书画抒发自己的遗民思想，表现自己的人品和气节，往往将禅家偈语和历史典故杂糅在诗文之中，因而使得诗文比较委婉深曲，表现出他避世遗名的情怀和亡国之痛。“竹外茅斋橡下亭，半池莲叶半池菱。匟床曲几坐终日，万叠青山一老僧”（《题荷花》），这是山人的自我写照。表面上看，万叠青山中的老僧，是整日“闲门寂寂掩中春，坐看枯荷带新雨”，倒也逍遥，殊不知却大有“鸟自白头人不识，可堪题向白头人”（《题(枯木孤鸟图>）))的感喟，并非如超然于物外的高僧那样心平如镜，而是蕴藏无尽的亡国之思，这种情感往往是通过他独特的诗笔和画笔表现出来的。他笔下的残山剩水，自有其特殊的意蕴，在两首题画诗中山人分别写道:“王孙书画出天姿，恸忆承平鬓欲丝。长借墨花寄幽兴，至今叶叶向南吹。”（《题兰石）))“墨点无多泪点多，山河仍是旧山河。横流乱石桠杈树，留待文林细揣摩。”（《题<山水册页>》）面对生灵涂炭和丧乱的时局，欲“复宗社于坠地，救涂炭于横流”（王维《谢除太子中允表》）而不能的现实，山人以极为精警的笔墨，饱蘸伤痛和泪点，写下了如此感人肺腑的诗句，与画面相得益彰，互为表里。

在山人五十七岁还俗以后，作品中的泪痕明显减少，而对现实的反抗精神得到了进一步的张扬，表现出一种势不可挡的锐气，这是他一生人品与气节的最后归宿。最后，我们不妨在山人诗歌荡气回肠的情氲中，结束对他的论述（朱耷《题<古梅图>》，俱见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八大山人《古梅图》手迹）:

得本还时末也非，曾无地瘦与天肥。梅花花里思思肖，和尚如何如采薇。分付梅花吴道人，幽幽翟翟莫相亲。南山之南北山北，老得焚鱼扫虏尘。

“生平负遥尚，涉念遗埃尘。一与乱离后，超然遂悟真。”这是明末清初着名画僧、诗僧石涛上人（1642——1707）在《生平行留题一枝兼别南京诸友人》一诗中对自我经历所作的艺术写照。上人本姓朱，名若极，小字阿长，明朝宗室靖江王朱赞仪十世孙。自遭催国难，少小剃发为比丘，法号元济（又作原济），号石涛，除此而外，尚有苦瓜、清湘、大涤子等别号。

康熙十九年（1680）之夏，石涛来到历史名城南京，寄居金陵长干寺，前后长达九年。南京曾是朱明王朝的京都，先代遗迹，随处可见。在九年的禅寄生活中，每每容易触景生情，不免感慨万千。形诸诗画，就有了《金陵怀古诗画册》，一诗一画，共计二十帧。这些题画诗，既有对朱元璋征讨四方、定鼎神州这一赫赫功业的深切敬意，又有对朱明王朝末年衰颓不振，以至最后倾覆的无限感慨。如第一帧题诗《伤心玄武湖》云:“水阔山横世莫侵，万口策注到如今。欲明玄武歌中月，不照咸宁创国心。”第五帧题诗《如此黄天荡》曰:“几朝血战几朝防，望入江天荡且黄。更想先时开浩森，至今无复水朝王。”第九帧题诗《九思朝天宫》云:“巍巍玉阙具民瞻，至道无声万象先。暂借星辰与日月，时时来往面朝天。”第十八帧之题诗《怕听凤城钟》云:“钟隐铜龙漏莫催，千官万乘几时灰。欲嫌宫阙无人固，便有旌旗撞不开。”（以上几首题画诗均见《大涤子题画诗跋》）在多次凭吊孝陵后，复作有《谒陵诗》，惜乎不存，不禁有失玉遗璧之憾，但我们却能在李驎读此诗后的跋语中得以感受其中的情怀:“屈左徒、刘中垒故未见楚、汉之亡也，而情所难堪已不自胜矣，使不幸天假以年而及见其亡，又何如哉？彼冬青之咏，异姓且然，而况同姓。宜大涤子谒陵诗凄以切、‘慨以伤，情有所不自胜也。雒诵一过，衣袂尽湿！泪耶血耶，吾并不自知矣，而他何问与？”（李驎《虬峰文集》卷一九）

晚年的石涛定居扬州，此时的情感已经到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境地，姜实节所作的描绘可谓形神逼肖:“广陵客子无聊甚，终日劳劳手不停。白发黄冠泪欲枯，画成花竹影模糊。湘江万里无归路，应向春风泣鹧鸪……”（石涛《大涤子题画诗跋）)卷二)。在如此境遇下，山人往往是以物寄托情思，以抒写其对故国的缱绻之情。“怕看人间镜里花，生平摇落思无涯。砚荒笔秃无情性，路远天长有嗟叹。故国怀人愁塞马，岩城落日动边笳。何当遍浇梅花树，头白依然未有家。”（石涛《清湘老人题记》）这是他诗画中的梅花形象。对山水的描绘亦与之同出一辙，石涛的友人张鹤野在读了他的山水画之后连题两首诗曰:“把杯展卷独沉吟，咫尺烟云自古今。零碎山川颠倒树，不成图画更伤心。”“寒夜灯昏酒盏空，关心偶见画图中。可怜大地鱼虾尽，犹有垂竿老钓翁。”（张鹤野《题苦瓜和尚山水册二首》）这正是诗人（画家）晚年旧创难愈、孤影只单的写照。

难怪郑板桥在读到明清易代之际诗僧、画僧的作品时，不无感慨的题诗云:“国破家亡鬓总皤，一囊诗画作头陀。横涂竖抹千千幅，墨点无多泪点多。”（郑板桥《题屈翁山诗札石涛石溪八大山人山水小幅并白丁墨兰共一卷》）这是对明清之际诗僧、画僧现象的一个形象总结。参之以史籍，此殆非虚语。邵廷采在《明遗民所知传》中说:“僧中之多遗民，自明季始也。”[6]（P212）遁人空门作头陀，并不体现其初衷，而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选择，诚如归庄《送筇在禅师之余姚序》一文中所说:“二十余年来，天下奇伟磊落之才，节义感慨之士，往往托于空门；亦有居家而髠缁者，岂真乐从异教哉，不得已也！"[7]（P.240）对此，我们还可以通过板桥提及的屈大均这一典型个案，作一较为详尽的论说。

屈大均（1630——1696∵），初名绍隆，字翁山，又字介子。广东番禺人。顺治四年（1647），清军攻陷广州的次年，年仅十八岁的屈大均就参加了其师陈邦彦及陈子壮等领导的抗清斗争。顺治七年，清军再次围广州时，二十一岁的屈大均为避祸，于番禺县雷峰云海寺出家为僧，法名今种，名其居所为“死庵”，以誓不为清所用之决心。

遁入空门的今种法师并没有真正忘却世事，而是留意山川险阻，志图恢复。晚年他自己在《生圹自志》中曾这样自我总结:“六十六年之中，……险阻艰难，备尝其苦。”顺治十三年后，屈大均开始北游，谒南京明孝陵、哭拜北京崇祯死所，流连与齐鲁吴越间，与江浙抗清志士颇多往还。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他于顺治十六年，在会稽与魏耕共密策，导引郑成功和张煌言举兵攻人长江。在江浙吴越一带，屈大均与此间的抗清志士相得甚欢，且多至交知音。屈大均在好友魏耕去世后，曾多次说道:“平生梁雪窦，是我最知音。一自斯人殁，三年不鼓琴。”（《怀魏子雪窦》）“慈溪魏子是钟期，大雅遗音独尔知。一自弹琴东市后，风流儒雅失吾师。”（《屡得友朋书札感赋》）“雪窦山人去几秋，弹琴东市亦风流。相思最是耶溪月，夜夜清光为我愁。”（《送张南士返越州因感旧游有作》）屈大均的诗歌被东南志士诗人群落所接受的表面上是其诗中之“颢气”，这也就是浙江人毛奇龄在《屈翁山诗序》中所说的“廓然于天地之间，独抒颢气，濩濩落落焉，一切龌与龊不足以闻也”。而深究其内蕴，主要的还在于他尽天下之责的志行和豪情。与屈大均有生平知己之感，也是最早推扬屈诗的朱彝尊在序翁山《九歌草堂诗集》中就明确地指出:“至窜于《国荡》《山鬼》之林，散弃原野，翁山吊以幽渺凄戾之音，仿佛乎《九歌》之旨，世徒叹其文字之工，而不知其志之可悯也。予故序之，以告后之君子诵翁山之诗者，当推其志焉。”

纵观屈大均的诗歌创作，徜徉吴越间和在出岭前的诗作相比，情感之抒发更为沛然喷薄，诚如王瑛《岭南三大家诗序》所评:“如万壑奔涛，一泻千里，放而不息，流而不竭。其中多蛟龙神怪，非若平湖伐水，止有鱼鳖。”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朱彝尊之所说不虚。不妨举证二诗如下:“最恨秦淮柳，长条复短条。秋风吹落叶，一夜别南朝。范蠡湖边客，相将荡画桡。言寻大禹穴，直渡浙江潮。”（《自白下至携李与诸子约游山阴》）“牛首开天阙，龙冈抱帝宫。六朝春草里，万井落花中。访旧乌衣少，听歌玉树空。如何亡国恨，尽在大江东。”（《株陵》）这样的风格，也在其词作中得以张显，叶恭绰《广箧中词》评翁山词就说:“声情激越，喷薄而出”，“纵横排奡”，这在词坛上是极为罕见的文学奇景。

到了晚年，屈大均对于自己的禅寄生活，曾多次明意以辟世人之误解，指出自己并非真正皈依佛门，只是其中有很多难言之隐:“慨自庚寅变乱以来，吾广州所有书院，皆毁于兵，独释氏之宫日新月盛，使吾儒有异教充塞之悲，斯道寂寥之叹。”（《过易庵赠庞祖如序》）[8l（P.36>后来又在《归儒说》一文中云:“予二十有二而学禅，既又学玄。年三十而始知其非，乃尽弃之，复从事于吾儒。盖以吾儒能兼二氏，而二氏不能兼吾儒；有乙氏不可以无吾儒，而有吾濡则可以无二氏云尔。故尝谓人曰:予昔之于二氏也，盖有故而逃焉，予之不得已也。夫不得已而逃，则吾之志必将不终于二氏者，吾则未尝获罪于吾儒也。……今使二氏以吾为叛，群而攻之，吾之幸也；使吾儒以吾为叛，群而招之，斯吾之不幸也。又使天下二氏之人皆如吾之叛之，而二氏之门无人焉，吾之幸也；使天下儒者之人皆如吾之始逃之而终归之，而吾儒之门有人焉，则又吾之幸也。然昔者吾之逃也，行儒之行，而言二氏之言；今之归也，行儒之行，而言儒者之言。”[8](PP123—124）屈大均生前反复强调“归儒”，并非“方外”，却并未能改变世人指认其僧人身分于生后，将其诗作收入“方外”之列，斯诚为误读，更是历史之误会耶！

如果说以上所讲的还只是个案的话，在苏州灵岩山还有着一大批这样的诗僧群体，堪称清初诗僧之渊薮，徐枋有一首长诗《怀旧篇长句一千四百字》，其中有专门的一段，姑引次如下，权作面的交代，不再详加展述:“澄江尚书（按:张有誉，号大圆居士）莲社贤，开封太守（按:薛□，号米堆和尚）髡华颠。尚友每寻高士传，登仙独上孝廉船。居士现身栖宝地，头陀说法皈金仙。大圆镜中续无垢，堆山米汁真逃禅。”“争言万法还归一，逗我禅心耽寂灭。灭界遥闻大导师，邓山更有弥天释（按:剖石弘壁）。一笠披云出石头，一叶浮杯来震泽。再宿湖庄惠话言，十年湖畔逾阡陌。紫云仙人不可求，黄面瞿昙今再出。慈心为结人外契，时时清盼成莫逆。山中丘壑起津梁，烟云供养披昕夕。天上灵岩一退翁（按:弘储，号退翁），蔚然忠孝开宗风。空慈云覆世界，互古正气蟠心胸。欲令大地出火宅，欲令长夜闻晨钟。愿我尤深知己感，一言一笑心无穷。挥戈炼石有精意，只履双树垂芳踪。黄山气无上，徽音无忝明师匠（按:檗庵正志）。昔在朝端今凤麟，后归法苑称龙象。过余土室何殷勤，自谓当仁诚不让。”在明清易代这一特殊的社会背景之下，禅林社会也深深地打上了俗世的特征和情怀，表现出僧俗同步的文化态势。其实，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在清末社会的变革、动荡中，又一次得到了证实，苏曼殊和八指头陀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以上的胪列难免挂一漏万，但我们在这样的展现中足以体味出清初僧诗的整体印象。诸多诗僧，皆为诗禅并茂，内外兼擅的卓然大家。他们往往以彼岸超悟的智慧，融入此岸世俗社会，常以其独特的视角与心态，体察世情，感悟人生。发之于诗，虽入于空门，却出于实际。出世是诗僧的美学依托，而入世则是诗僧的价值取向，这就是清初遗民僧诗的魅力价值所在，读者不可不察。

参考文献：

[1]张东荪.中国哲学史上佛教思想之地位[J].燕京学报，1950，（38）.

[2]陈垣.清初僧诤记（卷二）[M].民国23年励云书屋刻本.

[3]严迪昌.清诗史（上册）[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8.

[4]吴梅村.吴梅村全集·诗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5]陈去病.五石脂[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

[6]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三）[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

[7]归庄.归庄集（卷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8]屈大均.屈大均全集（第三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作者简介:杨旭辉（1972——），男，江苏溧阳人，苏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古典诗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