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僧诗集》序

《中国历代僧诗集》序

作者：吴立民

佛教传入中国随着佛经的译播和佛教的发展，僧诗就开始产生。千百年来，缁林诗风兴隆，弦歌继响，诗家辈出，或寓教于诗，寄禅于诗，或以诗喻道，以诗谈禅，杂以说唱，配以书画，使古老艺苑绽一奇葩，为中华诗坛增一瑰宝。

在两晋南北朝时，就有高僧支遁、慧远，鸠摩罗什等作了不少示法诗、喻道诗。到唐代，我国古典诗歌进入黄金时代，古代僧诗也得到蓬勃发展。王梵志、皎然、齐己、贯休、寒山、拾得乃至包括贾岛（曾为僧后还俗）如璀灿群星闪烁在盛唐诗坛。“若有人兮坐山楹，云衮兮霞缨，秉芳兮欲寄，路漫漫兮难征。独惆怅兮狐疑，骞独立兮忠贞。”此寒山语，虽屈宋复生，不能过也。释玄贤题诗竹上曰：“欲知吾道廓，不与物情违。大海纵鱼跃，长空任鸟飞”。道情风致，世俗难匹，三四句传诵后世，已成习谚，惜乎《全唐诗》未收，不免令人兴遗珠之叹。当此时也，中国佛教特有的禅宗兴起，更为僧诗的繁荣推波助澜。禅师善于“绕路说禅”，多用偈颂诗歌来譬喻不可说不可道之禅，故工于语言锤炼，加之禅者特有的大破大立，大死大活的气象，和“纳须弥于芥子，扬宇宙于大千”的胸襟，其于诗歌创作，更是得心应手，拈来即是，漫相比兴，无非隽语，所谓“罄澄心以凝虑，眇众虑而为言；笼天地于形内，搜万物于笔端”，良有以也。“拥毳对芳丛，由来趣不同。发从今日白，花是去年红。艳冶随朝露，馨香逐晚风，何须待零落，然后始知空。”（唐·文益）世界空华，幻生幻灭，何处是止境？何处求解脱！“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空不异色，色不异空，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实在就是流变，瞬间即是永恒！这些禅僧就是面对这些水光山色，鸟语花香，觉悟到万物之真常，生命之至理，并以至精至美之形式传达给后人，千载之后诵之咏之，犹令人深长思之。

有宋一代，卓然成家之诗僧，除智圆、重显等外，就是着名的九诗僧：希尽、保暹、文兆、行肇、简长、惟风、惠崇、宇昭、怀古。其诗作超轶绝尘，萧寥有世外之致。他们在唐代僧人诗的艺术基础上又有发展，即将思想之轻灵，文辞之优美及音韵之合谐更自然地融合起来，给人以洗尽铅华归于平淡，而又于平淡中见出隽永的意味。盖如“孤泉泻空白，众木依云寒”之清奇，“诗来禅外得，愁入静中平”之合蕴，“兰芳人未采，花发蝶先知”之自然，“吴楚十年客，兼葭一夜风”之忏秾，非有正法眼藏，从第一义谛悟入者，不能发也。

唐宋以降，以禅入诗作为一种传统，一直为后代诗僧所称扬，禅理禅趣诗始终兴盛不衰。直到近代，寄禅和尚（八指头陀）、弘一法师等所做诗篇皆传诵一时，籍籍喧着，在近代诗坛独树一帜，格外引人注目。

僧诗从内容上分，大体有以下类型：示法诗、悟道诗、颂古诗、山居诗、云游诗及其它。除去一些单纯宣传佛教教义、艺术上不足论者之外，僧诗精品可分为理趣诗、禅趣诗和情趣诗三类。所谓理趣，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曾解释说：“不泛说理，而状物态以明理，不空言道，而写器用之载道，拈形而下者以明形而上，使寥廓无象者托物以起兴，恍惚无聊者，着迹而如见”。不过这里的理非一般人情物理，而是指佛理。诗僧善于托物比兴，于寻常事物发现理趣或寄托情思。这种具有高度艺术性的佛理诗俯拾即是。“尘劳迥却事非常，紧抱绳头做一场。不是一番寒彻骨，争得梅花扑鼻香”。（唐、希运《尘劳迥却》）“四大由来造化工，有声全贵里头空。莫嫌不与凡夫说，只为宫商调不同。”（唐·从谂《鱼鼓颂》）。前者告诉人们欲修行悟道须刻苦自励，比为梅花未经严寒的磨炼，怎么可能有扑鼻的芳香？后者借咏鱼鼓揭示深刻佛理，鱼鼓之所以能发出声音，全因里面是空的。色不异空，色即是空的佛理即籍鱼鼓这一寻常事物而昭示于人。

禅与诗渊源极深。禅在“体”上即真实悟入色空不二，色空一如，在“相与用”上即真俗圆融，不沾不滞。所谓禅悟即消除身心内外的一切质碍，在根本的层面体证生命的真常，最如实地展露生命固有的圆融性与创造性，一旦悟入，则万法皆空，一切律法皆不碍我，然万法又无不是有，一切律法又成助道法门，读经参禅，皆是必修，棒喝怒斥，无非至理。禅家自性自度的思路对诗家解决习古与出新，遵守格律与独发性情的矛盾极有启发。宋代严羽首发诗禅一致之先声，所谓“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不知禅亦必不知诗”。其后清王鱼阳复云：“舍筏登岸，禅家以为悟境，诗家以为化境，诗禅一致，等无差别”。惟有妙悟，才能放笔纵恣，机趣灵活，师古而不泥于古，合法而不局于法，意与言合，言随意遣，浑然天成，殆不见牵率排比处。唐宋以迄晚清，诗坛有格调说、性灵说，还有神韵说、气象说、境界说，不一而足，然考其所自，皆源于诗禅一致之说。天下诗僧无论禀赋厚薄，才力高下，无不以求言外之意，弦外之音为极则，所假托者无非云山花木，河草鱼虫，然人人各有入处出处，故人人笔下各异其趣。同是写菩提树，神秀“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慧能则翻过来，“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在神秀渐修基础上单提向上，直彻真源，顿悟本来。同是写春，“归来笑拈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宋无名尼）写出春意的盎然，悟道的喜悦，而“卧向白云情未尽，任他黄鸟醉芳春”，则流溢着春息的芬芳，及悟后的洒脱超逸。同是咏月，寒山“月明光华不磨镜，挂在青天是我心”，以皎洁明月喻禅人空明澄彻之心，意境清新感人，可谓神韵。而宋尼妙总“云山海月都抛却，赢得庄周蝶梦长”，则又全盘放下，迳身独脱，于寻常景象中，别生一番意趣。

僧人出世非与世隔绝，遗世孤立。大乘菩萨道精神是无我为人，“众生有苦即我苦，众生有难我去度”，“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所以大乘行人必定充满慈悲情怀，决非身如槁木，心如死灭。其深蕴的情感发乎诗文，即僧诗中的情趣诗，如“松月影寒生碧落，石泉声乱啧潺湲。明朝更蹑层霄去，誓共烟霞到老闲。”（唐·皎然）有的表现高僧大义凛然，为法忘身的英雄气概，如“乾坤天地卓孤节，喜得人空法亦空，珍重大元三尺剑，电光影里斩春风。”（宋·祖元）有的表现忧国忧民的爱国豪情，如“相逢休话永嘉年，痛苦金瓯缺不圆。佛眼亦因尘劫闭，禅心如在滚油煎”！“谁谓孤云意无著，国仇未报老僧羞”（清·寄禅）。还有大量表现亲情友情的诗篇，真挚感人，堪称上品。如唐金地藏《送童子下山诗》：“空门寂寞尔思家，礼别云房下九华。爱向竹栏骑竹马，懒于金地聚金沙。瓶添涧底休拈月，钵洗池中罢弄花。好去不须频下泪，老僧相伴有烟霞。”宋简长《寄浙东黄转运》：“花落前林春又残，舍深苍藓拥柴关，十年霜雪独为客，万里梦魂空到山。溪竹旧怜同性直，岭云终约伴身闲。遥思谢博多公暇，应遍留题水石间。”这些诗篇见不到清冷枯寂的意境和愁苦悲哀的情绪，而是充满清逸超俗之气，洋溢着庄严豪迈之情。

苏东坡尝以有烟霞气为僧诗上品，确为的论。然若无千山万水先罗胸中，则烟霞气又何以一齐奔走腕下？必先有一番心地工夫，才可以文字般若显实相般若，借小喻大，因物出奇，于深山古寺寒潭影水中，点化出新奇的意趣。是故无论理趣诗、禅趣诗还是情趣诗，其上品无不从性地流出，故看似等闲为之，实则意味无穷。僧诗之能启人智慧，陶冶情操，净化心灵，即在于它有至情至性在，有禅的精神在。

古代僧诗浩若烟海，灿若星河，历代诗集或诗话多有载录，《全唐诗》中僧诗有二十卷，《全宋诗》所录诗人百多家，但远未搜罗尽净。专辑僧诗者如《圣宋九僧诗》、《颂古联珠通集》、《宗鉴诗林》、《碧岩录》等亦多达数十种。然所有这些诗集多为一朝一代或一宗一派之专辑，迄未有一部网罗诸宗，综合百代之僧诗总集，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由周艾若君发起组织的《中国历代僧诗集》编委会诸专家学者深感无僧诗则难见中国古诗之全貌，无僧诗总集亦难窥中国僧诗之全豹，故发愿填补这一学术空白，搜求考订，钩沉稽疑，积数年之功而成此巨着。是书之成，不特为海内外研究者提供了丰富可行之文献，使治诗学者有以观诗海之汪洋，亦且使学人明了僧诗之为中国诗歌之大端，佛教文化融组于中国传统文化之甚深渊源也。其上下求索之艰，非亲历者不能言，其荜路蓝缕嘉惠后学之功，又岂浅哉？僧诗宝藏待发者多，兹书首发其端，后学者勇猛精进，必能增益开发而光大之矣。

一九九三年立春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