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讲究“天人合一”。钱穆先生说：“中国文化的特质，可以‘一天人，合内外’六字尽之。”在他看来，“天人合一”能够把中国文化的全部秘密都穷尽了。应该说，这种概括的确抓住了中国文化的关键。人道顺应天道，确实构成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基本原型，它就像一个“全息元”，统摄并规定着整个中国文化及其延续。孔子在称赞“尧之为君”时说：“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则之”即效仿之、顺应之的意思。《易传》曰：“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圣人的一切作为，无不是效法天道或天象的结果。孟子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只要顺乎农业的节气，收获的粮食就可以吃不胜吃，就像荀子说的：“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先秦著作中不少地方都提到了“秉时”、“顺时”、“应时”，有所谓“不违天时”、“节四时之适”、“审时以举事”的说法。尽管荀子有“制天命而用之”的说法，但他依然强调“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主张“不与天争职”。总起来看，中国文化特别在乎天时地利人和，讲究春耕、夏播、秋收、冬藏，讲究“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人们的物质生产和日常生活节奏，完全同自然运律相吻合。这当然与中国古代的农耕文化有关，因为中国人的文化性格决定了不需要征服自然，不需要戡天役物，而只要顺应自然，就可以获得维系生存的基本条件。
其实，“天人合一”不仅是儒家的文化诉求，同时也是道家和佛家的文化偏好。老子所说的“道法自然”，庄子所谓的“因其固然”、“依乎天理”，都鲜明地体现着他们思想的自然主义性格。《庄子·天地篇》对“机械”、“机事”、“机心”的嘲讽，分明拒绝了那种背离自然之“大道”，致力于以人役物的取向。在道家看来，役物的结果只能是役于物，到头来人反而沦为物的奴隶。这种吊诡，已经被现代文明的历史命运所一再证明。禅宗有一首偈曰：“高坡平顶上，尽是采樵翁，人人尽怀刀斧，不见山花映水红。”另据《五灯会元》卷四“长庆大安禅师”记载：“雪峰因入山采得一枝木，其形似蛇，于背上题曰：‘本自天然，不假雕琢。’寄与师。师曰：‘本色住山人，且无刀斧痕。’”这些无不反映出禅宗那种纯任自然的情趣。正是由于顺乎自然，所以方能禅意盎然。在最高境界上，儒、道、释无疑都是彼此相通的。这也恰恰是它们三家尽管历史上不乏争执辩难，却始终未曾妨碍它们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文化传统的深层原因吧。
当然，天人关系不仅表现在外部自然界与人类自身之间，它还指自然无为与人为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天”“人”均非实体，而是两种状态或境界。例如《庄子》上说：“何谓道？有天道，有人道。无为而***，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相去远矣，不可不察也。”《庄子》记载：河伯曰：“何谓天？何谓人？”北海若曰：“牛马四足，是谓天；络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显然，即使发生在人世间，只要是出于事物的本然之性、固然之理、当然之则，也属于“天”；即使发生在自然界，只要是违背自然本性的人为过程，也属于“人”。当然，儒家同道家在这个问题上存有差异。与道家不同，按照儒家的观点，“络马首，穿牛鼻”之类当属“天”而非“人”。这正是魏晋玄学“自然与名教之辩”的症结所在。后来的宋儒朱熹恰好就是这样认为的，例如他明确说过：“如穿牛鼻络马首，这也是天理，合当如此。若络牛首，穿马鼻，定是不得。”显然在他看来，这是该当如此。由此也可以看出，儒家和道家的分歧并不在于是否追求“自然”，而仅仅在于确认何为“自然”。在道家眼里属于人为的繁文缛节，到了儒家那里却被看作是天道的体现。这种分歧说到底不过是枝节上的，而不是根本取向上的。
德国的荷尔德林有诗云：“诗意地栖居于世。”那是对早已逝去的生存方式的追还。我国辛弃疾则有诗曰：“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这是诗人对自己亲临状态的一种刻画。对于现代人来说，稼轩词的意境实在是有些过于奢侈。因为我们对田园的淳朴早已久违了。城里人很难有机会闻到稻花的芬芳，也难以聆听到一片蛙鸣，我们听到的往往是一片嗡嗡的马达声。乡下人又何尝不是如此？返朴归真，顺乎自然，乃是恢复科学技术古典精神唯一可能的选择。
海德格尔区分了古典技术和现代技术，他认为古典技术尚不存在与天道对立的性质，只是因为现代技术才形成了今天人类的生存困局。他开出的药方是技术的艺术化。在他看来，艺术不过是真理的澄明，而真理的澄明归根到底不过是本来如此者的显现，用中国先哲的话说，也就是所谓“道法自然”。因此，使现代科学技术摆脱戡天役物的姿态，恢复科学技术“道法自然”的原初本性。唯有这样，人们才有可能复归于“诗意地栖居”。正是在这些方面，中国文化传统的“天人合一”取向，无疑能够为现代人提供深刻启迪和精神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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