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浪诗话》与禅的简析

以《沧浪诗话》而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据独特地位的严羽，之所以能影响于后世诗坛．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其提出“妙悟说”的系统性见解分不开的。

《沧浪诗话》主要由：诗辩、诗体、诗法、诗评和考证五个部分组成，无不深入析说，反复详言，推阐“妙悟”之论。虽然后人的评价褒贬不一，但这里并不企望对此进行探讨，而是想以其最具代表性的《诗辩》中的“以禅喻诗”之论宋对严羽的诗学主张作一次宏观的论述和理论的简析，阐明其禅学与诗学融合之精要。

以禅喻诗是严羽的最大特点。由于禅宗发展到宋代，已渐成口头之禅，因而以禅喻诗、以悟入言诗者都不胜枚举。不过，核其精妙。则无过于严羽。邓云霄《冷邸小言》中说：“诗之最上乘者，须在禅味中悟入。”禅的作用是使人明心见性，指示人人自身本具之心性。使被蔽塞的生命源泉奔放开流、源源不绝地腾出，达到人格与智慧的究竟圆满——成佛。它要求直指人心，不需假助于经典，更反对生吞活剥、剽窃字句。一旦开悟，除却了执着，则诲阔天空，一任鸟飞鱼跃，大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景象。

严羽之所以成为以禅喻诗的集大成人物，是因为他正值末末衰世，目睹了整个宋代诗坛的种种弊端。当时，盛行的江西诗派虽主张“活法”，但他们在创作中往往把形式上相对的审美要求绝对化，过分追求形式的完美。形式上的竟奇尚新，在某种程度上离开了艺术意蕴和艺术形象，逐渐滑入到奇巧涩僻之泥沼。面对这种“以文字、议论、才学为诗”所导致的“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反复终篇，不知着到何处”（《诗辩》）的结果，严羽认为，诗歌虽只摄取人生世相中一瞬一隅，然有限中却包含着无限的内涵，能于一刹那之间揭示永道的道理。而诗的兴趣是不离形象，又不即形象；不离语言，又不在语言，如镜花水月，难以言传。所以要破邪显正，严羽只好借助于禅宗的话头来阐明诗歌艺术特性，似乎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正是为了倡导正确的诗风，他才从美学的高度总结了汉魏以来特别是盛唐诗歌的艺术成就，提出了自己的美学观点——“妙悟说”与“兴趣说”。二者之中．以妙悟说为严羽以禅喻诗的主旨，即所谓的“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

虽然妙悟之诗中固有不得不如禅者，即严羽所谓“其大概有二：曰优游不迫，曰沉着痛快”[优游不迫，是悟后的随波逐浪，涵盖乾坤之气象，是于一切时应一切事而毫不做作的纯任天然的从容顺应之气象；沉着，犹如步步踏实、步步为法的“香象渡河”；而痛快，则好比“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处处无迹，处处离法。沉着痛快亦是悟后透脱自在的境界，是绚烂之后归于平淡的境界——“透澈玲珑，不可凑泊”（《诗辨》），亦正是司空图反复强调的“韵外之致”和“象外之象”所需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但严羽诗论基本上是针对江西诗派而发的，自黄庭坚而下，无不在其针砭之列。他说：“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以是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汉之音，有所歉焉”。

严羽将“学力”与“妙悟”对举，谓“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从而阐明了韩退之的诗次于孟浩然之诗的原因。在这一点上，他确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指出：“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而古人未尝不读书、不穷理。”诗歌创作虽离不开形象思维与审美判断，但即使是长于形象思维和审美判断的，也要多读书，多穷理，要能够参透语言之外的真谛，借助语言文字，又不拘泥执着于语言文字的表面含义，这当然要取决于妙悟。因此，严羽虽然不否认“学力”的重要，但他更看重的是有别于做学问的另外一种思维能力，也就与逻辑分析迥异的直觉神会——悟。

严羽认为，要想成为第一流的诗人，就应先培养自己的鉴赏力，“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这种见解，与后来的歌德关于“鉴赏力是要通过第一流的作品．而不是第二、三流的作品来培养”的思想不谋而合，因为“识”即是鉴赏力，是进行创作的先决条件。如文苑禅风·《沧浪诗话》与禅的简析果能熟读从《楚辞》到李白、杜甫的各种名家之诗，酝酿于胸次之中，久而久之，自然就能深刻领会和把握形象思维和意境创造的作诗规律。一朝豁然贯通、智珠在握，即臻于“信手拈来、头头是道”的纯熟修养，则可抒发性情、因事见意、随物赋形，这便是严羽所说的：“谓之向上一路，谓之直截根源，谓之顿门，谓之单刀直入也。”

严羽以禅论诗，往往是结合禅家的大、小乘之说进行的：“禅家者流，乘有小大，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学者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若小乘禅、声闻辟支果，皆非正也。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第二义矣；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学汉魏晋与盛唐诗者，监济下也；学大历以还之诗者．曹洞下也。……然悟有浅深，有分限。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汉魏尚矣，不假悟也。谢灵运至盛唐诸公，透彻之悟也。”

“第一义”即“真谛”，又称“胜义谛”，是超特殊胜无漏无分别的智境（即圣者的悟境），严羽借之以为汉魏晋盛唐诗歌之悟。悟有“不假悟”和“透彻之悟”两种，前者指不借覃思功力，真率自然、粹然天成、浑然一体的艺术特点；后者指掌握诗歌写作规律，精工覃思，创造出具有鲜明形象、深远意境的作品。二者并无根本差别，皆属第一义之悟。而所谓“第二义”，即“世俗谛”，是虚妄流变、无明隐覆的凡夫的常识，是严羽所谓的“一知半解之悟”，主要指中晚唐及两宋诗歌——“兴趣”不足，或憔悴枯槁，局促不仲，“气象”清苦。

虽然，严羽以大、小乘禅来论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他的“学汉魏晋与盛唐诗者，临济下也；学大历以还之诗者，曹洞下也”之说，则不免过于幼雅，因为临济宗、曹洞宗皆属南宗下的支派．本无高下、优劣之分，只是家风有别罢了。

然而，严羽对自己的观点却十分自负．在《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中说：“仆之《诗辨》乃断千百年公案，诚惊世绝俗之谈，至当归一之论。其间说江西诗文苑禅风·《沧浪诗话》与禅的简析病，真取心肝刽子手。以禅喻诗，莫此亲切。是自家实证实悟者，是自家闭门凿破此片田地、即非傍人篱壁、拾人涕唾得来者，李杜复生，不易吾言矣。”

事实也许正是如此。在当时，严羽的“以禅喻诗”和“妙悟说”确为挽救宋诗的衰势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开辟了一条新的诗歌创作与批评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