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诗歌的禅影蹤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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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枚诗歌的禅影蹤迹

石∵玲

[济南]文史哲，2002年第1期

86页

【作者简介】石玲（1961-），女，山东平度人，文学博士，山东师大中文系副教授。（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山东∵济南∵250014）

【外字】字库未存字注释：

＠②原字去加曷

【摘要】袁枚的诗歌腾跃着鲜活的生命气息，灵动洒脱，清新自然，在清代乾嘉诗坛独树一帜∵。综观袁枚诗歌作品，禅影蹤迹不时闪现。拨开袁枚“不喜佛禅”的表象，即可看出他从思维方式、思想观念、表现内容等方面都对禅宗有所吸收与扬弃。

看到这样一个题目，或许使人心生疑惑：袁枚一向不喜佛禅，何以将其与佛禅扯在一起？其实，袁枚虽然口称不喜佛禅，而实际上却吸收了佛禅的思维方式、观念和精神。纵观其诗歌创作，禅影蹤迹不时闪现。

一

袁枚以“才子”着称于世，天资聪颖，才思敏捷。他在思想上的过人之处，在于精神上保持独立。他恃才傲物，心气很高，但并非目空一切，全面否定既存的精神产品。他广闻博采，兼取众长，“有如养蜜蜂，百花无不有”。[1]（P259）转益多师，既不迷信权威，也没有门户之见。读书是袁枚终生不易的嗜好，潘瑛、高岑《国朝诗萃初集》谓，袁枚“聚书数万卷于小仓山房，吟诵不辍者四十余年。诗自汉魏以下，迄于本朝，无所不窥，亦无所依傍。惊才绝艳，殊非株守绳墨者所能望其项背”。“无所不窥”、“无所依傍”正是袁枚读书的态度。他博览群书，又能驱使简策，出神入化，被称为“通天神狐”。所谓“我有神灯，独照独知。不取亦取，虽师勿师”，[1]（P417）兼收并蓄，融会贯通。

正是由于袁枚既有独立精神，又善于博采众长，因而其精神活动中常常存有一些看上去矛盾的地方，对于佛禅的态度就是如此。他既不礼佛，也不佞佛，不喜佛禅，又在思维方式、思想观念、诗歌创作等方面，对其有所吸收。

二

袁枚一再声称自己不喜佛禅。他不持斋，不佞佛，不信阴阳祈祷之事。彭尺木“来书教以禅学”，力劝他崇信禅佛，他却不以为然，表示自己“甘心为门外人”，并对“佛”的虚妄痛加指斥：

而无如二千年来，凡所谓佛者，率皆支离诞幻，如捕风然，视之而不见，听之而不闻，祷之而不应。如来，释迦与夏畦之庸鬼，同一虚无，有异端之虚名，无异端之实效，以故智者不为也。[2]（P338）

他临终前嘱咐自己的儿子，“至于诵经、念谶、做七、营斋，我平生所最厌者。……倘和尚到门，木鱼一敲，我之灵魂必掩耳而逃矣”，[3]（P1）避之唯恐不及。

不仅如此，袁枚对佛禅还时有调侃、揶揄。《牍外余言》载，“某禅师爱予慧业，强之学佛。予问：‘佛可娶乎？’曰：‘不娶。’曰：‘杀生乎？’曰：‘不杀生。’曰：‘然则使佛教大行，则不过四五十年，天下人类尽绝，而惟牛、羊、鸡、豕满天下矣。佛又谁与传道耶？将传于牛、羊、鸡、豕耶？’禅师不能答。”袁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令禅师非常尴尬。他在《杂书十一绝句》诗中写道：“不婚不嫁悟真如，我替如来大吃虚。未到百年人类尽，可将塔庙付龟鱼！”[1]（P898）对佛教禁婚的教条明确予以否定。

袁枚自谓“以著作争胜负，故不喜赌钱；以吟咏当笙簧，故不爱听曲；居易以俟命，故不信风水阴阳；听其所止而休焉，故不屑求仙礼佛”。[4]（P27）钟情于文学创作，以吟咏诗歌为乐趣，任天而动，悉取自然，对求仙礼佛采取了不屑的态度。

然而，这仅仅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袁枚对佛禅之学并非全盘否定，而是有所取舍，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不佞佛，也不辟佛”。[5]（P139）因为在他看来，“佞佛者愚，辟佛者迂”。[6]（P48）崇佞与排斥皆不可取：笃信者唯恐越雷池一步而走向僵化；规避三舍，不能吸收其合理因素即是迂腐。由此看来，令袁枚深恶痛绝的，是佛禅的祈祷、持斋、诵经等繁文缛节以及由此所带来的迷信，而对禅学的吸收则是在思维方式、精神实质的层面上。

三

禅宗是释迦牟尼佛教的心法，“禅”即梵语“禅那（Dhy∵āna）的略称，意译为“思维修”、“弃恶”等，新译“静虑”更为贴切。它起源于古印度的瑜伽（Yoga），意指调息静坐、冥想入定的修行，人与宇宙冥合为一。中国佛教常将“禅”、“定”并称，意为止散乱心，专注一境，寻求内心的宁静恬淡，达到无念无我的境界。

中国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它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思想体系。自从南宗禅兴起，便由禁欲苦行转向适意自然。应该说，随顺自然、任运而行的思想最早来自老庄。中国禅宗在发展流变过程中，吸收了老庄思想的种种因素。但后期禅宗的“自然”又不同于老庄的“自然”。庄子所提倡的“自然”，是一种境界化、神秘化的自然，是一种超然万物、毫无挂碍的精神境界。他所谓的逍遥和自由，指的是超越现实世界的逍遥神游，这种境界虚无缥缈，难以企及。后期禅宗则面向具体的现实，其无相而实相的本体论，力求回到日常生活中最平常的事物，回到那真实的本体存在。

后期禅宗还极力倡导“随缘”、“随波”、“随流”、“随时”、“任性”、“放旷”，强调随缘放旷、任性逍遥，具有一种现实性指向，其本体论注重人的存在。所有这些，在当时的境况下，是对“存天理，去人欲”、无视人的个性存在的突破，因而在明中叶以后受到人们的普遍推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禅的本质不在于发现终极实体，而在于如何在此生此世上过一无依无附、自由自在的生活。”[7]（P197）是对过于沉重的精神、道德因袭与负担的抗拒与否定。我们从石头希迁禅师的一段公案中可悟得其中奥秘：

僧问：“如何是解脱？”师曰：“谁缚汝？”问：“如何是净土？”师曰：“谁垢汝？”问：“如何是涅般？”师曰：“谁将生死与汝？”[8]（P256）

真正的解脱是自我心灵的自由。

禅宗强调“众生即佛”、“平常心是道”，“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尽凡心，别无圣解”。[8]（P371）其心性之学带有强烈的本体论色彩，重视万事万物的自然化个性化存在。洞山良价禅师有颂曰：

而今高隐千峰外，月皎风清好日辰。众生诸佛不相侵，山自高兮水自深。万别千差明底事，鹧鸪啼处百花新。[8]（P784）

强调事物本然的个性存在，也就是禅宗所喜谈的“本来面目”。

袁枚的诗歌受到了禅风的哺育，这一点，已为同时代人所注意。蒋士铨称袁枚为“诗佛”；王梦楼称袁枚“君不好佛，而所言往往有佛意”。[6]（P490）袁枚本人对别人以“正法眼藏”评价其诗也欣然接受。[6]（P490）所谓“正法眼藏”，佛家指至高无上的真谛妙论。禅宗以全体佛法为“正法”，朗照宇宙谓之“眼”，包含万物谓之“藏”。“神通”是梵文Abhi∵jna∵的意译，亦称“神力”、“通力”、“通”，是指由修持禅定所得到的神秘灵力。据《五灯会元》卷1载，当年佛祖释迦牟尼在灵山聚众说法，拈花示众，听者皆不明其中奥妙，唯有迦叶***破颜微笑。佛祖对他的心领神会极为赏识，随即当众宣布将“正法眼藏”付嘱摩诃迦叶。聪明的迦叶即为禅宗的开山祖师。从袁枚对“正法眼藏”、“神通”的心领神会，可以看出他对佛禅学说的稔熟。

四

袁枚对佛禅的吸收首先体现在思维方式上。乾嘉时期，朴学考据盛极一时。作为对明末“空谈心性”风气的***，清中叶的人们普遍以“形而下”的思维方式观照一切，诗歌也为“典故”、“来历”所肢解，成为考证的对象。“可惜超超玄妙处，灵犀一点少人知。”[1]诗歌的玄妙被严格的实证所掩遮。袁枚则吸取了禅家无相而实相的“形而上”思维方式，突破诗歌表现对感官经验的依附，赋予平平常常的生活和事物以诗的美感。

袁枚在诗歌创作上自觉采取了“形而上”的思维方式，在他看来，“著作之文形而上，考据之文形而下”。[2]（P497）著作与考据是两种不同的精神活动。“著作”主创造“凭虚而灵”，考据则“核实而滞”。[2]（P505）由此可见，袁枚非常注重艺术表现的空灵与独创。

“物高影自孤，人高境自空。”（《题叶花南庶子空山独立小影》）[1]（P409）袁枚诗歌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他的思维方式，所谓“夕阳芳草寻常物，解用都为绝妙词”（《遣兴》），[1]（P807）撷取寻常的题材创作绝妙的诗作，一种诗意蕩漾其中，如《推窗》：

连宵风雨恶，蓬户不轻开。山似相思久，推窗扑面来。[1]（P269）

由于风雨大作而将门窗关紧，风雨过后将其打开本是生活中极为平常的事情，而用“山似相思久，推窗扑面来”将其升华，以山的扑面而来表现人对山的喜爱之情，诗意顿出。诸如此类的例子在袁诗中不胜枚举。

当然，如果仅凭袁枚运用“形而上”的思维方法这一点就认定其诗歌受到禅学的影响，那是缺少说服力的。“形而上”本是中国一个古老的哲学范畴。《易•系辞上》中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指精神，器指物质。也就是说，“形而上”并非禅学所独有。我们之所以将袁枚与禅学放在一起来谈，是因为袁枚的许多思想观念继承了晚明的个性思想，而晚明个性解放思潮与禅宗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晚明文人的思想观念中吸收了不少禅宗的内容。袁枚在受到个性思想影响的同时，也吸收了禅宗的许多观念和精神，接受了禅宗的思维方式。这使袁枚得以超越当时盛行的“形而下”思维模式，超越以考据为诗的时代风气。

佛教的基本宗旨是解脱人世间的烦恼，证悟的最高境界是寂然界，即涅槃境界，禅宗所谓坐禅、禅定都是为了达到这种境界。袁枚的一些诗作表现了摆脱红尘喧嚣的宁和，呈现出禅的宁静平淡的境界。他常常以月色、秋水来营造“空”、“静”的意境，如《船上卧月作》：

无心推篷看，不意与月见。欣然卧以观，清光悬一片。白云如覆被，人面渐贴镜。相对久无言，吾亦见吾性。[1]（P16）

再如《水西亭夜坐》：

明月爱流水，一轮池上明。水亦爱明月，金波彻底清。爱水兼爱月，有客坐于亭。其时万籁寂，秋花呈微馨。荷珠不甚惜，风来一齐倾。露零萤光湿，屐响蛩语停。感此玄化理，形骸付空冥。坐久并忘我，何处尘虑撄。钟声偶然来，起念知三更。当我起念时，天亦微云生。[1]（P121）

在清寂恬淡中，心灵与宇宙化合，进入“形骸付空冥”的境界。在这样的一些诗作中，诗人常以月色的空明、秋天的清丽创造“空”、“寂”、“静”的近乎禅宗的意境。

从袁枚的性灵说亦可以见出禅宗的影响，他所强调的诗人之“赤子之心”，与后期禅宗中的“本心”、“真心”之说很是相近。袁枚认为，“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6]（P74）这与李贽的“童心说”可谓一脉相承，而童心说正是建立在禅家“本乎真心”之上的。所不同的是，袁枚扬弃了禅家宗教的涵义，重视人的自然情感和真实个性。他对诗歌的灵动活脱的追求，与禅家的“活泼泼地”有很大的相通之处。

“活”是南宗禅最重要的一个特征，主要是指无拘无束的处世方式，或者一种灵活自由、活泼无碍的思维方式，灵动通脱、活泼无碍。作为艺术表达方式的“活法”，是由北宋吕本中提出来的，大致指胸襟的通达决定诗歌语言的活泼自然、文字句法的灵活运用。“活”对袁枚诗的影响是极为鲜明突出的。他论诗讲求“鲜活”，写诗追求“鲜活”与灵动：“凡菱笋鱼虾，从水中采得，过半个时辰，则色味俱变；……可悟作文之旨。”[6]（P568）“要教百句活，不许一字死。”（《答东浦方伯信来问病》）[1]（P924）他在《品画》一诗写道：

品画先神韵，论诗重性情。蛟龙生气尽，不如鼠横行。[1]（P666）

特别追求横行的生气。他强调，“一切诗文，总须字立纸上，不可字卧纸上。人活则立，人死则卧，用笔亦然”。[6]（P682）极力标榜杨万里的“诚斋活法”。诗家的“活法”与“禅机”在深层思维方式上具有相通之处。

钱钟书先生曾经说过：“放翁善写景，而诚斋善写生。放翁如画图之工笔；诚斋则如摄影之快镜，兔起鹘落，鸢飞鱼跃，稍纵即逝而及其未逝，转瞬即改而当其未改，眼明手捷，蹤矢蹑风，此诚斋之所独也。”[9]（P118）这种“兔起鹘落，鸢飞鱼跃”、“蹤矢蹑风”的灵动风格，也是袁枚诗歌的突出特点。如《亲种》

凉月香灯梦未消，青衣作赋诮张超。凤凰飞去箫声远，不管梧桐叶尚摇。[1]（P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