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真和上与舍利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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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真和上与舍利信仰

王勇

摘要：鉴真携至日本的3000粒佛舍利，被视为唐招提寺的秘宝。舍利容器金龟舍利塔的独特造型，表明了鉴真东渡中经历的苦难。佛舍利为佛的化身，与转世信仰密不可分。鉴真携带大量的舍利至日，应与其转世信仰有关。由此着手，可以考察鉴真对肉身像的幢憬以及对坐亡的渴求。

关键词：鉴真；舍利；唐招提寺；肉身像；坐亡

中图分类号：K∵242；B∵9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7030（2010）02-0080-07

宝龟十年（779），即鉴真圆寂后的第16年，真人元开（淡海三船）撰写的《唐大和上东征传》一卷问世。此着是依据鉴真弟子思托撰写的《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现已散佚）节略而成，被认为是现存最古的鉴真传记，是鉴真研究的基本资料。

不过，在高僧传记中，一般多存在粉饰或灵验传说，其中的内容有多少值得信赖，经过认真的甄别才能确定。就鉴真来说，“如来肉舍利三千粒”名列在其携带至目的物品中，也现存于唐招提寺，故可以被视为史实；但有关舍利入手经纬、渡海途中的遭难以及至日本后的传承中，存在诸多的虚构部分。本文不去检验佛舍利流播日本过程的真伪，而是从史实和虚构两个方面，来探求鉴真精神世界之一斑。

一、佛舍利的流播

奈良唐招提寺每年6月5-7日三天，向一般参拜者公开国宝鉴真和上像。其中，6月6日为鉴真圆寂之日（阴历五月六日），举行被称为“开山祭”的舍利会，供养鉴真携带至日的佛舍利，仪式隆重而盛大，成为奈良夏季的一道风景线。

据永观二年（984）源为宪撰写的《三宝绘词》记载，“鉴真和尚建立的招提寺每年五月举行”舍利会。由此可知，唐招提寺的舍利会具有悠久的传统，至少在10世纪已经存在。另《三宝绘词》所载寺宝舍利3000粒，与《唐大和上东征传》所载第六次东渡（753）时携至日本的物品中列在第一位的“如来肉舍利三千粒”相符合，说明这些记载是有所根据的。

唐招提寺最为重要的建筑物，无疑为被日本着名画家东山魁夷赞为“唐招提寺交响乐第一乐章”的金堂和讲堂。在这两座建筑之间空地的东侧，建有二层的鼓楼，与西侧的钟楼对称而立。鼓楼是唐招提寺中唯一的～座二层建筑。

唐招提寺创建时，鼓楼原称为“经楼”，用来安置舍利。平安时代末期不幸遭祝融之灾，建筑物基本烧失，舍利遂移置于经藏。仁治元年（1240），被尊为“大慈悲菩萨”的中兴之祖觉盛（1194-1249），曾经在经楼的废墟处复建了二层的建筑，上层用作经藏，下层收纳舍利，故被称为舍利殿。“经楼”之名始于江户时代，据说是由于黄檗宗传人日本后而改为禅宗式的名称。

鼓楼的下层安置鉴真携来的“如来肉舍利三千粒”。舍利纳入玻璃制的容器后，玻璃容器瓶置于金龟舍利塔内。舍利、玻璃容器以及金龟舍利塔是唐招提寺信仰的中心，是秘宝中的秘宝。

敏达天皇十四年（585），为安置移居日本的司马达等献上的佛舍利而建造舍利塔，这被认为是日本舍利信仰的开始。鉴真携带至日的佛舍利倍受日本朝野笃信，大大促进了舍利信仰在日本的普及。据正仓院文书记载，鉴真圆寂的前一年——即天平宝字六年（762），石山寺的观世音像纳入佛舍利。又据《七大寺巡礼私记》（1140年成书）记载，鉴真圆寂的第二年——即天平宝字八年（764），东大寺东塔纳入了佛舍利10粒。由于这些均记载为“佛舍利”，故很可能就是鉴真携带至日的佛舍利。

鉴真携带至日的舍利自唐招提寺流出的明确时间为延久三年（1071），当时平等院经藏中的多宝塔纳入的舍利为“弘法、慈觉、鉴真”携带至日的佛舍利。这是舍利流出的最早记载，此后舍利频繁自唐招提寺流出，安置于他寺。唐招提寺舍利流出之事，说明了唐招提寺佛舍利的灵验。因此，由于担心舍利的过度流出，朝廷及寺院采取了多种严格的措施来阻止。用特殊容器收纳、口缘处贴天皇敕封等就是如此。

二、佛舍利的容器

先看看收纳佛舍利的玻璃容器。该容器高9.2cm、肩幅宽2.0cm，呈烧瓶形，俗称为“白缁璃舍利壶”，一般认为相当于《延历僧录》（胜宝感神圣武皇帝菩萨传）所载、盛纳鉴真带去如来舍利的“西国瑁璃瓶”。鉴真把这些至关重要的3000粒舍利装入玻璃瓶中携至日本，在开创唐招提寺时奉献出来作为寺宝供养。

平安时代末期，大江亲通曾以当时现存的文献为向导，游历南都（即奈良）名刹。在访问唐招提寺时，亲眼目睹了已经移入经藏的舍利。此情形，他在《七大寺巡礼私记》（1140）中有详细的记载：“鉴真和尚将来三千粒舍利，纳入缁璃壶，安置于唐草模样的铜塔内。因瑁璃透彻，可拜见舍利也。”由此可知，至迟在12世纪前半期，鉴真携带至日的舍利已经秘藏于缁璃壶内，通过瑁璃壶微弱的透明度，里面的舍利依稀可见。此时，玻璃瓶的口缘处，应有天皇的敕封。此敕封的方式为历代天皇所继承，现在的封印为后小松天皇（1382-1411）敕封的。

据《七大寺巡礼私记》记载，舍利瓶安置于“唐草模样的铜塔”内。这就是龟的甲背之上承载的、呈金铜宝塔形的“金龟舍利塔”。如下文所述，金龟舍利塔别具一格的造形，蕴含着独特的传承典故。

白缁璃舍利壶和金龟舍利塔以及被认为包裹舍利壶的方圆彩丝花网，目前已经被日本***一起指定为国宝。但是，方圆彩丝花网却长期与舍利壶等分别保存，其真实价值并不为人所知。昭和二十九年（1954）八月，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受唐招提寺委托，对经藏进行调查，在置于角落的一个黑漆的小箱中，发现了传世年代不详的一枚花边饰带。

据参与调查的守田公夫先生绵密的研究，花边饰带的年代被断定为奈良朝，进而推测是由鉴真携带至日本的。此前，唐招提寺的末寺传香寺（位于奈良市）地藏像（制造年代为镰仓时代初期）胎内，发见了包裹舍利瓶的花边饰带。由此来看，唐招提寺发现的花边饰带也应是包裹鉴真携至日本的舍利瓶之物。如果此推测正确的话，那么被命名为方圆彩丝花网的花边饰带，可谓世界上最古、最为珍重的传世丝织品之一。

三、佛舍利的由来

被誉为唐招提寺“秘宝中的秘宝”的“如来肉舍利三千粒”，与携带至日者鉴真有着什么样的因缘呢?首先，关于舍利的数量，《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为“三千粒”，《延历僧录》中的鉴真传和思托传也记载为“三千粒”。但《延历僧录》中的胜宝感神圣武皇帝菩萨传“天平胜宝五年（753）五月”条却记载：“大和上等众僧，即贡如来舍利二千粒，盛西国瑁璃瓶。”其中的“二”很可能为“三”的误写，但无确证。

关于数量多达3000粒的佛舍利之由来，《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并未谈及。且《唐大和上东征传》依据的鉴真弟子思托《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的逸文中，也找不到相关记载。鉴真的法孙弟子丰安所撰的《鉴真和上三异事》粗略谈到了鉴真一行来日时的携来品：“将∵如来舍利、经像、律论、疏章、随身衣钵等。”与此相比，《延历僧录》（高僧沙门释鉴真传）的记载相当详细：于开元中，有崇福寺主僧明演来白云：“今崇福寺破落，请大和上降临于彼，讲律受戒，修营功德。”依请赴彼讲大律等，修造大殿。殿梁柱大四尺五寸径头，河深岸险难上。金刚变为牛引木。尽上寺竞，其牛即死。大工匠夜梦见金刚语云：“我相助造殿，上木已毕。”僧乃知牛是金刚作耳。又欲构塔，其江都县令陈明府向洲衙，马上忽见塔上雾气结成九层，语典言：“其塔本有七级，如今九层。”细看乃是彩云二重结于塔上。在后造塔三层，积上级九，八角高五十七丈，下三重基，基开四门八面。乃今罗喉法师，检校造塔亦毕，叹无舍利。时有梵僧，将舍利五千粒来，乃尽从请得。二千粒于塔上供养，便放光明，余三千粒随身供养。海若大风，时即见神人于塔边立，身等于塔。由此可知，原来拥有数量达5000粒舍利的人，即为《延历僧录》所载的“梵僧”。安藤更生博士在其着《鉴真》中，把“梵僧”译为天竺僧人。然而收纳舍利的容器，《延历僧录》（《胜宝感神圣武皇帝菩萨传》）称之为“西国瑁璃瓶”，故此容器也有可能来自阿拉伯或波斯，由西域的胡人携至中原。

鉴真在其故乡扬州、游学地洛阳和长安、漂着地明州和广州等地接触了许多外国人。例如，第一次东渡的僧人中就有新罗人（或渤海人）如海和日本人荣叡、普照、玄朗、玄法等。在第五次东渡失败后的漂流地，还耳闻目睹了婆罗门、波斯、昆仑、师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外国人，并请胡人医生治疗眼病。在第六次东渡时，随行人员包括“胡国人安如宝、昆仑国人军法力、瞻波国人善聪”等异族人。

我们把话题转回到拥有舍利的梵僧。事实上，鉴真在崇福寺曾经遇见过梵僧。天平胜宝六年（754）二月四日，鉴真一行到达奈良，被安置于东大寺唐禅院。翌日，据《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唐道叡律师、婆罗门菩提僧正来慰问”，《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记载了慰问的具体谈话：明旦，即有大唐律师道蝽来相问讯，后有婆罗门僧正菩提亦来参问，云：“某甲在唐崇福寺住经三日，闭梨在彼讲律，闭梨识否。”和上云：“忆得也。”在本国见过一次的外国人，在第三国能够再会，即使是目前国际化飞速发展的当今时代，也不能不说很稀少。可以想象，盲目的鉴真虽然不能从对方的容貌加以确认，但在崇福寺讲经时，异国人梵僧曾经列席之事，并没有从记忆中消失。

由此来看，鉴真从访问扬州寺院、长相如菩提仙那的梵僧手中获取舍利，还是极有可能的。不过，根据专家研究，收纳舍利的白瑁璃壶、包裹舍利瓶的方圆彩丝花网，都使人感受西域的氛围。守田公夫先生有如下的论述：玻璃、花边饰带都带有浓厚的波斯要素，玻璃制的舍利瓶用花边饰带来包裹，或许是胡国人安如宝的建议吧。……通过所谓的二重透视，玻璃容器能够给观者以美的享受，甚至还有可能给人以诗的关感。也能使观者产生幻想神秘感。这或许是为了激发导入幽幻神秘世界的一种视觉心里作用吧。

从玻璃瓶的工艺到花边饰带的色彩、再到鉴赏的习惯，让人想像其中充满着异国情调的波斯风情。在此，舍利、玻璃瓶与花边饰带的人手过程，已不是最为重要的问题，我们还是把视线转移到它们是如何越海至日的吧。

四、龙王与金龟

《延历僧录》的《鉴真传》对于舍利的由来略有说明，而同书《思托传》对于携带舍利至日的苦劳则有详细记载：（思托）将舍利三千粒，请本国供养。海中被龙夺，船破，八十余人，各自救身。思托没命取得舍利，并救得真和上。又于一时，船飘落大阳，有四金鱼龙绕船，欲夺舍利。文中叙述的是前后两次渡航的状况。如果与《唐大和上东征传》对照的话，可知，“八十余人各自救身”指的是第二次渡航，船于天宝二年（743）十二月在狼沟浦遭难。文中“四条金鱼龙云云”乃指的是第五次渡航（748），鉴真一行途经黑海、蛇海、飞鱼海，最后漂流至海南岛。

关于鉴真一行的携带品，《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对第二次和第六次有详细记载，“如来肉舍利三千粒”存在于第六次携带品目录中，第二次未有记载。根据《延历僧录》的记载，舍利3000粒出现在第二次和第五次，不过从开始一直应该是“随身供养”，只不过传记的作者没有每次记录而已。《延历僧录》的《思托传》，彰显了两次保护舍利的思托的功劳，这无疑埋下了故事的伏线。如下，先看看肩负舍利信仰、容纳舍利瓶的国宝金龟舍利塔吧。

该塔与台座都为金铜制，塔身高71.5cm，放在龟及莲花的台座上。与普通宝塔形的舍利塔不同，塔身施有莲花唐草式样的透明雕刻，以便透过白缁璃壶可以见到里面的舍利。此外，不能不提的是金龟舍利塔的台座造形。

这一独特的意匠依据的应该是，鉴真东渡途中，因风浪舍利沉入海中，金龟背负起舍利归还的传承。这一原初的形态，是通过拜观者认同“龟背负舍利”的客观记述，并增添了金龟与舍利互动联系的故事性，加入了龙的要素，从而作为奇想天外的故事而得以形成。

如果我们翻阅建久二年（1191）左右成立的《建久御巡礼记》的诸写本，就可以明确故事变迁的轨迹。镰仓时代初期的“久原本”仅仅记载“彼持来三千粒舍利，纳入瑁璃壶，置于龟上”。但乾元二年（1303）转写的“前田家本”却记载为：“终因波高风激，彼三千粒佛舍利遂沉入海。时和尚哀痛，泪如雨下。突然，龟背之上驮着舍利，此系返还佛舍利也。和尚大悦，携至本朝。尔后，按照龟背负舍利之形状制作，在龟甲之上安置瑁璃壶。至今仍礼拜之。”文中阐述了舍利宝塔的缘起，即由于龟背负沉人海中的舍利归还，为了报恩，鉴真制作了龟形的台座，把舍利纳入瑁璃壶，放在台座之上。

不过，比这一缘起故事更具文学性、把《延历僧录》（思托传）所载的龙神进行神化的，是贤位所撰的《唐大和上东征传》（1322年）：风波弥漫，黑云遂涌出海上，覆于船上。龙王乘云而来，夺取随身供养三千粒如来舍利，沉入海底。风定波收，仅至第六度，抵达日本秋妻屋之浦。时大和上着浦，自船而下，语弟子法进、思托曰：“今此舍利为龙神所夺，海东传戒必落空矣。而各恳切祈祷，如再感得，本愿成就。”其时泪流向湖上，祈请三宝八部龙王冥众。法进因故立誓发愿，若海神返给舍利，则建伽蓝弘佛法。今吉野佛国寺是也。思托则转读《华严》、《法华》等数部大乘经，诸人皆修功德而回向海龙。肝胆通冥，灵验时至，海面波平如砥面。灵龟负舍利，乘波而来。进至和上御前，忽然变身老翁，捧奉舍利，则曰：“我乃三千世界龙首无边庄严海云威德轮盖龙王也。”据此可知，鉴真一行渡海中遇难，佛舍利被龙王夺走。当他们登岸后，恳请龙王归还，于是灵龟背负舍利而来。当行进到鉴真面前时，灵龟突然变身为老翁，自称“我为龙王”。此故事极具文学色彩，令人津津乐道。

也如《建久御巡礼记》（前田家本）所载那∵样，这些记载容易使人认为，上述传奇故事在先，舍利塔只是这些故事的表现。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凝有龟的意匠的舍利塔，早于这些敷衍故事之前就已存在。据《圣德太子传历》“永久四年（1116）三月十六日”条记载，龟为木制；保延六年（1140）成书的《七大寺巡礼私记》中记载，舍利塔为铜制。由此推论，这些均属依据实物而衍生出的故事。

五、阿育王塔巡礼

龙王与金龟虽说是文学虚构，但不能据此否认鉴真与舍利的密切关系。

舍利是梵语Sarira的音译，汉译佛典译为“设利罗”或“室利罗”。释迦圆寂后，尸体火葬残留的结晶物，弟子、信徒称之为舍利，作为释迦真身在世之物而顶礼膜拜。与高僧及信者的舍利有别，释迦的舍利被特称为“佛舍利”或“如来舍利”。传说中，释迦灭度百年后，阿育王遣鬼神于世界各地造84000基塔，用以安置佛舍利。关于舍利的利益（功效），《金光明经》（舍身品）中载：“此舍利者，是戒定慧之所熏修，甚难可得最上福田。”《大智度论》载：“供养佛舍利，乃至如芥子许，其福报无边。”

在中国，自六朝至唐，对安置佛舍利的阿育王塔的信仰，尤为兴盛。据《法苑珠林》及《集神州三宝感通录》等记载，跟随遣隋使至中国的会承（也写作会丞），结束了数十年的漫长留学生活，于唐贞观五年（631）欲搭乘第一次遣唐使的航船归国之时，与长安的僧侣们有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谈话。《法苑珠林》卷38《敬塔篇·故塔部·感应缘》所载全文如下：倭国在此洲外大海中，距会稽万余里。隋大业初，彼国官人会丞来此学问，内外博知。至唐贞观五年，共本国道俗七人方还倭国。来去之时，京内大德每问彼国佛法之事。因问：“阿育王依经所说，佛入涅粲一百年后出世。取佛八国舍利，使诸鬼神，一亿家为一佛塔，造八万四千塔，遍阎浮洲。彼国佛法晚至，未知已前有阿育王塔不?”会承答曰：“彼国文字不说，无所承据。然验其灵迹，则有所归。故彼土人开发土地，往往得古塔灵盘，佛诸仪相，教放神光，种种奇瑞。详此嘉应，故知先有也。”佛舍利被视为释迦的化身，建有阿育王塔之处被认为是佛教隆盛之地，因此，会承夸大其辞，试图表明日本也有阿育王塔。

明州的阿育王塔可以上溯到南朝的梁普通三年（522），在中国的阿育王信仰中，被认为是起源最古老的。至唐，其灵验流播于各地，深受全国各地信徒信奉。

《宋高僧传》卷3《唐京师大安国寺子邻传》中有如下的记载：开元十一年（723），僧子邻得到神告，三年前去世的母亲堕入地域，苦不堪言，故向神祈求保佑母亲。该神告知，如果礼拜明州阿育王塔的话，就予以赦免。于是，其至章山寺，五体投地加以礼拜之后，其母现于云端，告之曰：“承汝之力，得生忉利天矣。”

如上，舍利与转世相关，也许是鉴真对阿育王塔信仰的原点。唐代阿育王塔信仰的另一个特色，就是模仿或直接模造阿育王塔。长安奉慈寺的惟则特意造访明州，制作阿育王塔模型，“京邑人皆倾瞻归信焉”，《宋高僧传》卷27《唐京师奉慈寺惟则传》对此有详细记述。

天宝二年（743），鉴真暂居明州阿育王寺，热心巡礼阿育王塔、佛足迹、鳗井等佛教圣地灵迹。这并不是单纯漂流至明州而顺便采取的行动，而应该理解为出自鉴真对阿育王塔、也即对舍利的笃厚信仰。

如果我们注目于第六次渡航时的携带品中有“阿育王塔样的金铜塔一区”，就立即联想到位列同一份携带品目录首位的“如来肉舍利三千粒”，可以说鉴真与阿育王寺的纽带就是舍利信仰。

六、对肉身像的憧憬

唐代对肉身像的信仰相当流行，临终之际结跏趺坐，肉身不灭的“坐亡”，被认为是高僧的一种标志。

天宝十载（751）夏，鉴真一行第五次东渡失败，自漂着地海南岛返回扬州的途中，至韶州法泉寺（宋以后改称南华寺），参拜慧能禅师的肖像。法泉寺的开基慧能于先天二年（713）坐亡，不久全身加披漆布，成为肉身像，置于寺内的六祖殿供人祭祀瞻仰。据《宋高僧传》（唐韶州今南华寺慧能传）记载，开元十一年（723），新罗的商人怂恿某汝州人，欲盗肉身像的头部携往海东，后事发被捕。该事件也表明，高僧的肉身像广为时人敬仰，此种风气甚至传播至周边国家。

回扬州途中绕道去法泉寺参拜，对鉴真来说一定具有特别的意义。此后不久，日本僧普照与鉴真一行别离，独自赴明州阿育王寺。因疲劳加之悲痛，鉴真最后失明。因此，失明前拜观的慧能肖像，大概会在鉴真的脑海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鉴真去世之前，曾对弟子思托遗言：“我若终亡，愿坐死。汝可为我于戒坛院别立影堂，旧住房与僧住。”“坐死”即“坐亡”之意。鉴真可能考虑自己能像慧能一样，遗肉身像于后世。《唐大和上东征传》中描绘其临终的姿势也可佐证：结跏趺坐，面西而化，春秋七十七。化后三日，顶上犹暖。由是久不殡殓。去世后久不殡殓，也是弟子们努力制作肉身像的证据。这一情况也传到中国。对鉴真圆寂之事，《宋高僧传》有如下的记载：无痰辞众，坐亡，身不倾坏。……至今其身不施苎漆，国王、贵人、信士时将宝香涂之。但是，鉴真的肉身像，不知为何，结果未能实现，最后付于火葬。但流传至今的鉴真和上坐像，犹如其在世时的造型，具有肉身像般逼真的写实性。

国宝鉴真和上坐像，表面涂有色彩，即颜面、颈脖为肉色，嘴唇施朱色，用墨线描绘眼睛，用黑白的细线描绘眉毛与胡须。不仅如此，最令人惊叹的是，连耳朵里的耳毛也栩栩如生，称之为“寿像”不为过。

综上所述，鉴真对死后的世界极为关心，重视肉身像和舍利具有继承精神的效能，在他的内心世界里，或许潜藏着人死可以转世的信仰。

七、鉴真与玄奘

为什么与鉴真相关的舍利传说如此之多?为什么鉴真一定要把舍利携往日本?为什么鉴真带去的舍利成为唐招提寺信仰的核心?这些问题，是解开鉴真的宗教体验以及精神世界的关键所在。

鉴真携带至日本的盛唐文物中，佛舍利和金铜塔与其它的实用物或鉴赏物不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舍利不是来自普通的高僧或居士，而是如来即释迦的舍利——即极为珍重的佛舍利。与骨舍利、发舍利并重的肉舍利，即使是一粒也功德无量，何况是把“三千粒”携带至日本。金铜塔也不是普通的塔，它是模造阿育王塔之物。阿育王塔是安置释迦舍利之物，故此塔与“如来肉舍利三千粒”密切相关，或许本来就是一体的。不过，这仅是笔者的推测。

鉴真的祖师道宣，对于佛舍利的灵验，有着异常的信仰。据其着《戒坛图经》记载，戒坛筑为三阶，戒坛为佛塔之形，其上安置舍利。此外，道宣的另一部着作《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对明州阿育王塔有详细的记载：“灵塔相状，青色似石非石。高一尺四寸，方七寸，五层露盘，似西域于阗所造。面开窗子，四周天全。……绕塔身上，并是诸佛、菩萨、金刚、圣僧、杂类等像。状极微细，瞬目注睛，乃有百千像现。面目手足，咸具备焉。斯可谓神功圣迹，非人智所及也。”由此可见，鉴真继承了道宣的律学思想自不用说，就连携带佛舍利和金铜塔至日，很可能也受到祖师佛舍利信仰与阿育王塔信仰的影响。天平胜宝六年（754）四月，鉴真在东大寺大佛殿前所筑的戒坛，为天皇、皇后、太子等授菩萨戒，此戒坛应如《戒坛图经》所叙述的那样，为三重塔形，其上纳佛舍利，安置“阿育王塔样的金铜塔”。鉴真携带至日的佛经中，有《戒坛图经》一卷，此可以佐证。

由此可见，鉴真拥有超越同时代僧侣的、高尚宏大的理想。如果在同时代寻找与其足堪比肩的人物，笔者自然而然地想起了玄奘三藏。关于二人的关联，小野胜年博士很早就已注目：

对于鉴真来说，与玄奘同样，佛舍利具-有重要的意义。玄奘在归朝之际，携归如来肉舍利百二十粒（当为百五十粒之误——引者注）。鉴真对玄奘的行历比较了解，这从其携带玄奘《大唐西域记》一部十二卷至日也可以佐证。这本书不仅是记载天竺、西域诸国的风土习俗、物产言语等的地理书，同时也是一部佛教灵迹的向导书。文中所谓“佛教灵迹的向导书”，可谓一言中的。《大唐西域记》的赞文中有：“佛以神通力接万物，以灵妙化导垂教。故不可思议之力玄妙，其理法超越人间界。”正如小野胜年博士所指出的那样，鉴真一定学到了“玄奘的实践热情与求法精神”。

笔者在另一层意义上，注目两者的类似之处。亦即，二人都是违反国禁、私自出国的异端者，都是其行动不被周围人士理解的孤独的宗教家。二人的不同之处在于，玄奘是跋涉流沙西行的求道者，而鉴真则为横渡荒海东征的传道者。

《扬州大学学》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