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度和中国的佛舍利庄严

关于印度和中国的佛舍利庄严

一、印度佛舍利及佛塔的建立

∵传说公元前480年（一说为前386）2月15日深夜，在接近尼泊尔国境的中印度拘尸那迦城外跋提河旁的娑罗双树之下，佛祖释迦牟尼在弟子阿难及比丘们的看护下进入涅盘，结束了八十年的伟大生涯。

∵关于释迦入灭前后的事迹，《大般涅盘经》曾有详细描述和记载。据说佛祖的遗体由拘尸那迦城的摩罗族人当场进行盛大供养，到第七日由城北门进入拘尸那迦城内。随后，将佛祖遗体安置在城外东郊的天冠寺，等待大弟子摩诃迦叶的到来。不久，燃烧香木以荼毗，荼毗之后的灰烬即是释迦的遗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佛舍利。

∵佛舍利随后受到摩罗族人的隆重祭祀。与释迦关系特别密切的国王及部族的人们（摩羯陀国的阿阇世王、毗舍离城的离车族、迦毗罗卫城的释迦族、遮罗颇国的跋离族、罗摩伽国的拘利族、毗留提国的婆罗门族、波婆国的摩罗族）也要求再次分配遗骨，但拘尸那迦城的摩罗族人拒绝分配遗骨，围绕佛舍利引起了八国即八部族之间的战争（分舍利战争）。最后，由香姓婆罗门仲裁，劝息诸王战争，均分舍利（八分舍利），八国各请回一份在各自地域建造瞻拜、供养佛舍利之窣堵婆（佛塔）。

∵一种说法是当时处于中介的香姓婆罗门得到了分配佛舍利之际所用的容器（瓶），建立了瓶塔；迟来参加分舍利的毗帕立巴纳的摩利雅族则收集佛祖荼毗之后的残余灰烬而归，建立了骨灰塔。

∵据上述可知，连同舍利八塔共建有十座佛塔。佛教徒们尊崇礼拜这些佛塔，以思慕释迦生前事迹。把佛塔当作佛祖本人来信仰，这就是佛舍利信仰的开始和佛塔的起源。

∵舍利八塔建立后，在印度造塔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就是孔雀王朝第三代国王阿育王（前268～前232）弘法的功德事迹。传说阿育王从佛灭度时修建的八座佛塔中，取出由于天龙守护未能开启的罗摩伽国塔外七塔的全部舍利，重新瘗埋，在各地新建八万四千座佛塔，虔诚供奉。

∵事实上，建造如此众多的佛塔，到底是传说还是确有其事，如今已不得而知。在印度以桑奇大塔为首，推定为当时的古塔遗址存在的相当多，加之阿育王一一巡礼佛迹并在那里建造佛塔的传说，可以说，至少证实了他造塔的历史故事是足够可信的。

以上就是印度的佛舍利信仰，它启示我们当时舍利供养是如何盛大而隆重，与此形成为一体的佛塔崇拜，促成造塔即功德之举的思想，导致后来走向异常繁荣。

∵释尊涅盘后，诸如荼毗、八分舍利、起塔供养等事迹也引入赞扬其伟大生涯的佛传美术中，成为主要题材。

∵表现佛传故事最古老的遗物，是公元前2世纪后半期营造并引人注目的巴尔胡特佛塔栏楯上刻制的浮雕。其伞状石上的大象头上置有仿佛是圆形的舍利容器，使人猜测为佛舍利搬运图；而在1世纪的桑奇第一塔西门横梁上，以浮雕展示着围绕舍利分配的壮观争夺情景。

∵有关佛塔建立、舍利供养等表现佛塔的事例可以说枚不胜举。以舍利分配的调停者香姓婆罗门为中心，配有舍利容器、参与分配舍利的人物场面的浮雕，如拉赫尔博物馆的罗尼加特出土品、比哈尔邦博物馆的藏品等，推定为二三世纪犍陀罗出土的塔基装饰片岩制浮雕遗物较多。

∵佛传美术随着佛教的东渐自然波及中国、日本，1902～1904年，日本大谷探险队从西域的库车周边、克孜尔千佛洞第三区摩耶洞请来的收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的灰泥壁画香姓婆罗门像，正如看到的与有胡须的耶稣相貌相似、和伊朗族王国的库车之地相符，明显地受到了西方的影响，可以说这是在东西方交流史上开创新纪元的佛教美术遗作。画面上香姓婆罗门手持盛装舍利的容器，正是分配舍利争夺战的场面。当初周围是手捧舍利容器、等待分配舍利的八国人物、配备军事力量的分舍利图，为描绘围绕主室回廊涅盘前后佛传图的一部分。那些成为其后德国的鲁考克探险队搬走的东西，由德国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收藏，相传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烧毁。分舍利图的主题是表现向东方的涅盘中心艺术的开端，肯定了与我国保留较多遗物的八相成道等的关系。

（一）舍利容器及其庄严

∵佛塔建造不可或缺的精髓是佛舍利，印度旧制的覆钵塔虽不一定有平顶部、塔内空间、基础、基座等部分，但是大约在塔的中心线，或者其近处设置有小室，或并不建造小室直接安放，这是通常惯例。

∵当然对佛舍利要包裹、保护，在塔中为了供奉、安置，需摆放舍利容器，这应是小形骨藏器。因此，我认为当初的舍利容器比较简单，佛塔周围配有塔门、栏楯等建筑物。其次，与施以佛传图等各式各样的装饰雕刻一样，舍利容器因装藏释尊遗骨，也施以相应的庄严，产生了为数众多的集中展示各个时期工艺技法精华的优秀遗物。

∵最早的舍利容器当属在比波拉瓦及瓦沙里的古塔遗址中发现。这两处古塔遗址，有人认为应该是八分舍利时建立的八塔中的佛舍利塔，是仍然保留其可能性的塔址。无论哪种情况，舍利容器都是圆形盒，而且以在盖顶上伴有钮为特征。

∵特别是英国人威廉姆·佩普从1898年发掘的比波拉瓦大塔遗址，加上1972年印度考古局发掘的两件舍利容器，从其遗址的上、中、下三处发现了包括1件鱼形钮水晶制容器在内的总共8个舍利容器。遗址中部的大石棺中并置5个容器，其中1件上刻记∵“释迦族的佛·世尊的遗骨”波罗弗米文字，对考察研究当初舍利容器具有深远意义。

∵从阿育王造塔可知，公元前二、三世纪时，佛塔达到惊人的数字，因而，发现的舍利容器遗物也达到相当数量。引人注目的是尽管那些容器是同一时代的，未必沿袭一定的形式，却展示了极富变化的造型。虽说佛舍利就是死者的遗骨，而舍利容器的形制则是建造佛塔的各地风俗习惯、传统形式的根本反映。从仿盒形、瓶形、罐形、塔形等多样器形，能够了解其原因。

∵关于舍利容器，值得注意的是不论容器内、外都多多少少附属有供养品。当然，舍利容器本来是供奉佛舍利的，如桑奇第二塔、索纳里第二塔、萨特达拉第二塔、案达罗第三塔等。无论哪一处在两重容器内都只有骨烬，没有任何附属品，这些确属例外。多数塔使人想到佛典说的七宝供养那样，以金银箔折叠制成花形、星形，金、银、铜指环等环类，各种宝玉类、玻璃、珍珠、珊瑚片，更有金、银、铜钱等供品，附属多种多样的供养品是惯例。

∵最值得一提的是供品总计达1080件的比波拉瓦塔，而巴提普罗尔塔、米尔哈斯塔、娑婆罗塔等，在多重容器中也装藏着数百件供养品。

∵舍利容器随着时代的变化出现越来越精美的倾向，公元后的遗物是代表佛像起源的犍陀罗比马兰第二塔发现的豪华嵌玉黄金制舍利容器（2～3世纪∵大英博物馆藏∵）；表现佛像着名的迦尼色伽王大塔发现的铜制舍利容器（二世纪白沙瓦考古博物馆藏）等精美遗物，至今庄严着往日的佛舍利。

（二）印度舍利容器的形制

∵与舍利容器造型富于变化一样，容器的质地材料、供奉的方式也丰富多彩。有用单件容器供奉佛舍利，安置于塔内的情形，但多数情况下，佛舍利直接存放于琉璃（玻璃）、水晶、黄金制成的瓶、罐及筒形容器内，以其为核心进而以银、铜、铁、石、陶，偶尔用象牙、木制作外层容器，三重、四重或者六重容器来保护，从内到外依次变大的多层套装容器，即所谓的子母状套装容器是其特色。

∵发现二重容器的有水晶、金铜制容器的迦尼色迦大塔；水晶与石制容器的巴提普罗尔第二塔；金与石制容器的达摩拉吉卡B2、R4、S8塔及比马兰第二塔；金、银制容器的那揭罗笈第六塔；金、铜制容器的孟加拉大塔A、B室。

∵三重容器的有大、小三合陶制容器的萨特达拉第七塔；以水晶容器为中心，二重陶制容器保护的波普尔第二塔、第四塔；水晶与二重石质容器的巴提普罗尔塔第一室；金与二重石制容器的卡拉奇A1塔；金、银、石制容器的达摩拉吉卡G5堂、J2塔以及卡拉奇A13塔；金、象牙、石制的达摩拉吉卡G4堂。

∵四重容器有金、银、水晶、石制的米尔浦尔哈斯塔；以水晶罐形容器为核心，装于滑石制容器之上，置于二重砂岩箱供奉的索纳利第一塔等。另发现的一例六重容器是从娑婆罗塔出土的金、水晶、铜、石质等组成的舍利容器。

∵采用这样的多重容器表达了对神圣佛舍利的敬重之意，而且释迦涅盘前后的事迹在《大般涅盘经》、《摩诃摩耶经》等经典中均有详细记载，与释迦宝棺也是金、银、铜、铁四重棺椁相联系，可引起大家的浓厚兴趣。

∵事实上，从波陀第十塔发现的金、银、金铜、铜容器，从拘尸那迦涅盘地出土金、银、铜、铁金属的四重容器，如经典的记述浮现在我们眼前。

∵在这些印度古塔发现的舍利容器形式，如前所述，虽形制不尽相同，却表现了同一类型的特色，其中如比波拉瓦塔发现的舍利容器那样，圆形容器顶部具有独特的钮形。此类容器腹部为盖、身两部分，盖子的半圆形上部使人想到最上端为安置佛舍利、附之伞盖的覆钵形塔，由此推测舍利器形的变化，其原因在于佛塔造型发生了变化。

∵伴随着佛塔信仰的盛行，佛塔形状得以进一步展示，而且促使将佛塔原样微型化的塔形舍利容器流行起来。

∵加仁迦目调查报告中的波普尔第二塔出土的舍利容器，是在铃铛形陶器的外容器中，覆钵上藏有伞盖形水晶制典型的舍利容器，类似的水晶制舍利容器在柏林亚洲博物馆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