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5月7日∵∵

一、佛指舍利的渊源

1、舍利的起源

舍利是外来词,梵语SARIRA的音译,还可以音译为“实利”、“设利罗”、“室利罗”。意译体、身、身骨、遗身,即死尸、遗骨之意。通常指佛陀之遗骨,而称佛骨、佛舍利,其后亦指高僧死后焚烧所遗之骨头。《金光明经》卷四《舍身品》中说:“舍利者,是戒、定、慧之所熏修,甚难可得,最上福田。”∵

佛教的舍利崇拜起源很早,据说释迦牟尼在世时就开始对过去佛的舍利开始了崇拜,但这很可能只是后来的传说。比较可靠的舍利崇拜最早开始于释迦牟尼涅盘之后。依《长阿含经》卷四《游行经》所述,释迦牟尼佛在拘尸城的婆罗双树下涅盘后,摩竭陀王阿阇世及波婆国末罗族、迦毗罗卫国释迦族等都想获得佛的舍利,但都遭到拘尸国人的拒绝。各国便商议将以兵力强行分取,战事一触即发。这时,香姓婆罗门挺身而出,晓谕大家,不要因争佛舍利而自相残杀。八国便请其负责均分舍利,并各自起塔供养。于是佛的舍利便被分成八份,由八个国家各自起塔供养。这最初的八份分别是:

第一,拘尸城的各位力士得一份舍利,捧回国内起塔供养。

第二,波婆国获得一份舍利,归国起塔供养。

第三,师伽那婆国获得一份舍利,归国起塔供养。

第四,阿勒遮国获得一份舍利,归国起塔供养。

第五,毗耨国获得一份舍利,归国起塔供养。

第六,毗舍离国获得一份舍利,归国起塔供养。

第七,迦毗罗卫国获得一份舍利,归国起塔供养。

第八,摩揭陀国阿阇世王获得一份舍利,归国起塔供养。

负责分配舍利的香姓婆罗门也获得了分佛舍利的瓶子,并起塔供养。当时的毕巯村人求得火化处的地燋炭,回国后也起塔供养。

另据《处胎经》记载,释迦牟尼佛涅盘后,曾经三分舍利:一分神天,一分龙王,一分八王。总之,佛教的舍利崇拜就从佛陀涅盘之后开始了。

天神和龙王均非人间,而处在人间的八塔到底在哪里,现在已经很难说清楚了。关于这个问题,历史上留下的传说很多。1898年,法国人皮佩在尼泊尔南境的皮普拉瓦发掘了一处古坟,获得一个大石柜,其中藏有蜡石壶二个、蜡石器一个、蜡石箧一个及水瓶的破片若干。蜡石壶一小一大,皆收藏有骨片,小壶为球状,分成上下二部,上半为壶盖,附有瓶形之把手,盖上刻有阿育王时代或该时代以前所使用之Brahmi文字的铭文二行,内容是:此乃佛陀舍利龛,为着名的释迦族及其妹、妻子等所奉祀。由此刻铭可知其骨片为八国分配佛陀舍利时分与迦毗罗卫国的那一份,也可证明《长阿含》等经所记载的八国分舍利为历史事实。

释迦牟尼火化后所形成的舍利很多,八王分舍利时到底是怎么划分的,现在已经成了历史的疑案。但根据后来流传各地的佛舍利来看,可以划分为骨舍利、发舍利、肉舍利三种。《法苑珠林》卷四十谓骨舍利为白色,发舍利为黑色,肉舍利是赤色。骨舍利中有的就像五色珠,光莹坚固,一般称为舍利子。一般相信佛之遗体火化之后所成之舍利质地坚硬,锤打不碎。然如系佛弟子的舍利,则锤击便破。不过,近世在印度发现的八分佛舍利之一,则如通常人骨被火烧后之状,既非粒状,亦不坚实。由此可知,除粒状舍利外,亦有其他类型的佛陀遗骨在世流传。

早期佛教反对偶像崇拜,佛弟子们对佛的崇拜便主要以佛的舍利、佛生前的主要活动地、佛的用具以及佛成道的菩提树等为对象。在这些崇拜对象中,舍利占据了最为重要的地位,因为舍利既有真身的亲切感和神圣感,也有携带和流传的方便等优势,所以后世的舍利崇拜日益发展。

2、舍利的类型

舍利的外延在后世进一步扩大,则有身骨(生身)舍利与法颂(法身)舍利之分。《浴佛功德经》以佛的遗骨为身骨舍利,而称佛所遗留下来的教法为法颂舍利。此种舍利的含义是指佛灭度后,佛所说教法与戒律永住于世,可为众生的依止,所以相对于身骨舍利而称其为法颂舍利,或略称为法舍利。《法华经法师品》中说:“若经卷所住处,皆应起七宝塔,极令高广严饰,不须复安舍利。所以者何?此中已有如来全身。此塔应以一切华、香、璎珞、缯盖、幢幡、伎乐、歌颂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西域记》卷九记载:“印度之法,香末为泥,作小窣堵波,高五六寸,书写经文以置其中,谓之法舍利也。”而后世狭义的法舍利一般是指载于《浴佛功德经》中的马胜比丘对舍利弗所说的《诸法缘起颂》:“诸法从缘起,如来说是因;彼法因缘尽,是大沙门说。”这是关于佛教四谛中苦、集、灭三谛的偈颂,或称缘生偈、缘起偈,以阐明法身之不生不灭,故称法身偈,又称为法身舍利偈或缘起法颂。供经入塔时,亦须唱诵此偈。法门寺唐代地宫重新设计时即设置有这些偈颂。

二、佛指舍利的东来

1、阿育王皈依佛教

据《阿育王传》卷一载,佛灭度百年后,阿育王搜集佛遗存的舍利,建造八万四千宝塔供养之,由此开始,佛舍利崇拜突破南亚的范围,在整个世界佛教界流传开来,影响直到今天。

阿育王是古代印度孔雀帝国的第三代国王。孔雀帝国是印度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王朝。

公元前4世纪后期,希腊的亚历山大远征东方,侵占了印度河流域。那时,印度正值难陀王朝统治。民族的危机使人民对腐败无能的难陀王达那产生了普遍的厌恶情绪。一位出身于孔雀驯养家庭的青年,名叫旃陀罗笈多在一位名叫乔底利耶的婆罗门的帮助下,募集了一群绿林豪杰,于公元前324年推翻了难陀王朝的统治,建立了孔雀王朝,然后进军西部,夺回了印度河流域大片国土。旃陀罗笈多死后,其子频头沙罗于前297年继承王位,他继承父志,东征西讨,将孔雀王朝的版图又扩大了许多。频头沙罗的妻子很多,其中有一位姿色盖世的平民之女,为他生下一子,即阿育王。

阿育王原来并不是太子,后来以自己的战功以及朝臣的支持而取得王位。他杀死了众多的兄弟,还杀死了很多宫女与大臣,实行铁拳政治,对外则进一步扩张,最残酷的战争就是征服南印度的竭陵伽,使孔雀帝国达到鼎盛时期。

据说,阿育王初期既非常荒淫又非常残暴,他命人在华氏城中修建了许多园林,从全国选来一千多名美女,日夜同这些美女在一起寻欢作乐,国人都称其为“爱欲阿育”。后来他又雇用一位名叫耆梨的人,在全国一些地方设置地狱,大肆屠杀异己,死者无数,又被人们称为“暴恶阿育”。可是,这位残暴的国王在后来却因为一位比丘的方便教化,开始归依佛教。据说,这位比丘曾对阿育王说,佛陀早已预言,二百年后有位阿育王统治一个庞大的帝国,同时还预言这位大王将归依佛法,建造八万四千座塔,在世界上广泛传播佛法。

这位比丘所说的佛陀预言,正好有利于树立阿育王统治的合法性与神圣性,所以,阿育王开始利用佛教,并最终归依了佛教。近代发现的铭文资料则说阿育王归依佛法是因为看到征服南印度战争的残酷而醒悟。不管具体原因如何,总之阿育王后来信仰了佛教,对自己原来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并决定放弃武力的征服,而以佛法来征服天下。

我们认为,阿育王对佛教的信仰经过了一个很长的过程,第一阶段为那位比丘的神通所慑服,从而接近佛教;第二阶段发现可以利用佛教证明其王权的合理性,故而支持佛教;第三阶段在原有宗教或其它迷信思想及佛教学说的初步影响下,认为自己的血腥屠杀会遭到报应,为了赎罪而开始修持佛法;第四个阶段,由供僧、建塔等外在的修持活动转向对佛教义理的认识,因赞赏佛教理论,从而成为一名真正的佛教徒;第五阶段,随着对佛教认识的不断深入,对佛教的信仰变得虔诚而固稳,为了给自己积累更多的福德,也为了维护其对辽阔疆域的统治,故大力弘扬佛教。第六阶段,迷信佛教,走向极端。

阿育王推广佛教的主要措施有:第一,大力供养僧人,除了布施巨额资财外,甚至还以国土进行供养;第二,发布佛法敕令,并派人在各地宣传这些法敕,或刻在摩崖上,或刻在石柱上;第三,巡礼佛教遗迹,并立石纪念,成为佛教史上空前绝后的国家组织的佛陀遗迹勘定活动;第四,主持佛教史上第三次佛典结集;第五,以国家力量组织人员向外传教,佛教由此走向世界;第六在世界各地建立佛塔,分布佛舍利供养。

向外传教和建塔与法门寺的创建传说直接相关。据有关史料记载,阿育王为了统一异说,振兴佛教,从全国搜选精通佛教戒律的高僧共一千人,聚集华氏城,以目犍连子帝须为上座,举行了佛教历史上的第三次佛典结集,历时九个月,终于完成了对佛陀遗迹的勘定与经典的整理工作。结集完成之后,阿育王从参加结集的高僧中精选了十几位年富力强、学有成就的僧人,分成九批,分别派往四方传播佛教。

末田地携带《蛇喻经》到西北部的罽宾和犍陀罗传教;

摩诃提婆携带《天使经》到南印度的摩醯娑罗陀罗地区传教;

勒弃多携带《无始相应经》到南印度婆那婆私地区传教;

昙无德携带《火聚喻经》到印度西部的阿波兰多迦地区传教;

摩诃昙无德携带《大那罗陀伽叶本生经》到印度西南部的摩诃勒陀地区传教;

摩诃勒弃多携带《迦罗罗摩经》到阿富汗以西的臾那世界传教;

末示摩携带《转***经》到喜拉马雅山一带传教;

须那迦和郁多罗携带《梵网经》,到金地即今东南亚缅甸等地传教;

王子摩哂陀和郁帝夜、参波楼、拔陀等人携带《小象迹喻经》,到斯里兰卡传教。

上述传教人员各自率领一个佛教使团,所带经典除上面列出者外,恐怕还有一些。各使团的传教工作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特别是派往斯里兰卡和西北部的几个使团的传教工作,对后世印度佛教的向外传播格局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这次传教活动是佛教史上第一次由国家出面组织的传教活动,就其规模来说,则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如此宏伟的使团战略,在人类文化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笔。从此之后,佛教不但在印度南部、西部、北部最终站稳脚跟,而且传播到印度以外的地区,至此,佛教才真正开始了国际化的过程。

2、阿育王转供舍利

在向外传教的同时,阿育王在世界各地广建佛塔,从最初供奉佛舍利的八塔之中取出佛舍利,转供于世界各地。各种资料均可证明阿育王建塔历史的真实性。但建塔的范围到底有多大则难以详知。佛教资料中都说阿育王一共建造了八万四千座佛塔,是否能建造这么多,多数学者表示怀疑。阿育王之所以要建这么多的佛塔,根据有关史料,主要有以下原因:

其一是尊奉佛陀的预言,以维护其完整性和权威性。因为佛陀的预言对阿育王维护王权是极有利的。

其二,《释迦谱》说,阿育王杀了八万四千夫人,应堕地狱,一位名叫消散的比丘前来度化。阿育王问,杀八万四千夫人的罪孽能否救赎。消散比丘告诉他,为每个夫人各建一塔,内藏佛舍利,这样就可消除罪过。

其三,《释迦谱》又说,阿育王皈依佛法后,问一法师,他过去杀了那么多无辜的百姓,今修何善可免恶报。法师告知其“唯有起塔,供养众僧,赦诸徒囚,赈济贫乏”。阿育王又问何处可以起塔,法师便以神力左手掩日,日光即成八万四千道,散照大地,所照之处,皆可起塔。

其四,《阿育王传》卷7记载,太史占相,说“王有衰相”,“王问太史,云何禳却。太史答言:唯有修福,可得禳却。王时即造八万四千塔,作诸功德。”

其五,全印度基本上已经统一,再不需战争征服他人,以佛法教理特别是伦理思想诱导社会,维护统一,稳固统治就显得十分重要。建塔就是推广佛教、实行佛法教化的一个重要手段。

上述五种原因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二是为了救赎自己的罪孽,前者是为现实的利益服务,后者是为精神的和来世的生活服务。

据说阿育王首先将王舍城阿阇世王所建佛塔中的四升舍利取出,接着又依次掘开其它各塔,取出所藏舍利。传说阿育王取了七座塔后,又到第八座塔中去取。此塔位于罗摩村中,是最初建的一座。可当阿育王要掘塔时,有一龙王出面阻止,执意要保留此塔,继续供养。阿育王觉得此塔乃世间最早的佛塔,守护的十分精细,也便同意留下。又据《释迦谱》卷5中说,阿育王在此也获得了一部分舍利,这么说,最初所建八座佛塔中的舍利都取到了。取得佛舍利后,阿育王回到华氏城,命人制造了八万四千金箧,每个金箧都用各种珍宝装饰起来,一个宝箧中放一枚舍利。另外又令人制造了八万四千宝瓮,八万四千宝盖和八万四千匹彩绸。每瓮装一宝箧,再用彩绸包扎起来。然后组成一支庞大的队伍,分送舍利于各地。

历史上传说阿育王建造八万四千塔是在同一时间开始的。在古代交通与资讯极不发达的情况下如何作到各地同时动工便是个天大的难题。传说是鸡雀寺的上座耶舍阿罗汉解决了这一问题。耶舍答应以手遮日,各地发现有手障日时,即举行开工大典。据西方学者推测,阿育王这次大规模的建塔活动,很可能是在精于天象的人业已预测到的一次日食时同时开工的。而《释迦谱》则记述到,耶舍得知阿育王欲某日同时动工,便通知他,可以十五天后的月蚀为信号,各地同时动工。

阿育王建造的这些塔,后世就称其为阿育王塔。这些塔大多数都很小,后来有些塔又经过进一步扩建,规模才不断增大。中国僧人法显、玄奘等人在印度旅行时,就曾看到许多阿育王塔,并在他们的游记中作了准确的描述。这些佛塔后来相继湮没,今天的山奇古塔恐怕是印度唯一留存的一座阿育王塔。

经过阿育王重新再分配的释迦牟尼佛舍利在后世最主要有以下5种:1、指骨舍利;2、牙齿;3、头盖骨(多处遗存,至今难辨);4、粒状舍利子(传世较多,但影响较小);5、头发(有发现,但谜团较多)。

与中国有关的史迹是:阿育王役诸鬼神于阎浮提同时起八万四千塔,相传华夏之中有五,扶风得其一。据《法苑珠林》载:阿育王塔在中国有19所,它们是:西晋会稽鄮县塔、东晋金陵长干塔、后赵青州东城塔、姚秦河东蒲坂塔、周岐山州故都西塔、周凉州姑藏古塔、周甘州删丹县古塔、周晋州霍山南塔、齐代州城东古塔、隋益州福感恩寺塔、隋怀州妙乐寺塔、隋并州净明寺塔、隋并州榆杜县塔、隋魏州临黄县塔。《魏书·释老志》则言:“灵骨分碎……今洛阳、彭城、姑藏、临淄皆有阿育王寺,盖承其遗迹焉。释迦虽般涅盘,而留影迹爪齿于天竺,于今尤在,中土来往,并称见之。”∵

3、可能性分析

为了维护佛指舍利的神圣性,同佛教传统信仰尽可能保持一致,我们本着学术争鸣、不断探索的精神,对阿育王时期建塔的可能性再作一些分析。

第一,阿育王时代建立了统一整个南亚的大帝国,阿育王虔诚信奉佛教,并通过国家的力量有组织地大规模地向世界各地传播佛教,已经可以证明的范围,南到印度洋上的岛国斯里兰卡,西到叙利亚、埃及和希腊地区,东部到了东南亚的缅甸等地,北方所到之处不明,但从所发现的阿育王法敕石柱来看,至少达到中亚一带,西方有学者认为,阿育王曾经征服了中国的***地区。这种观点不见得可靠,但阿育王当时传教的范围从东西南三面来看,的确相当遥远,而且在中亚地区已经发现了阿育王的石柱,可见其已经很接近中国西部地区了。

第二,秦代的时候,中国和南亚之间的交通已经开始。孔雀王朝开国功臣乔底利耶的《政事论》即记有中印古代通商贸易的内容。有学者认为,印度建筑特有的短女体支柱,至迟在前2世纪已出现在中国,郭沫若认为新郑出土的莲鹤方壶图案本自印度,所以,岑仲勉认为,单从器物和技术上看,已可断定上古时代,中印确有交通。劳费尔的《中国伊朗编》认为,古代有一条通商路线,由四川云南到达印度的东北部。所以,一般认为,云南的傣族比秦汉时代的匈奴人更早地信奉了佛教。而海上的路线可能会更早。莫克基的《印度航业史》证明,自前5世纪,就有印度海上贸易商人“家于支那海岸者”。勒苦伯利也确信,前425年至375年间,垄断波斯爱里普亚海至中国东部远洋贸易的是印度的商人。潘尼迦认为,前印度人在南中国海里已经有了定期的海上贸易。在克什米尔古代诗人克夏猛德拉的著作中,还记载阿育王信仰佛教后,曾以佛法感化了抢劫印度商船的那伽海盗,有的考据家猜测那伽人即中国人。类似的历史传闻又可见于我国东晋王嘉的《拾遗记》,据说,前305年,曾有来自印度的术人尸罗,辗转五年得见燕昭王,宣传佛法。这是海上来中国的第一个印度人。近年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孔望山发现的时代久远的佛教造像,同印度原始的造像非常接近,一些学者认为其是早于东汉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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