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则皇帝礼佛的故事说起

从二则皇帝礼佛的故事说起

存德

佛教初传以来，它独特的宗教礼仪就一直与儒家的礼教相冲突。在儒家看来，礼教是整个宗法社会得以和谐的根本基石，在家国同构的古代社会中，礼教的权威性不可有丝毫的动摇。汉初就有人指责佛教的宗教礼仪是夷狄乱道坏俗之术。据《牟子理惑论》的记载说：“今沙门剃头发，披赤布，见人无跪起之礼，威仪无盘旋之容止，何其违貌服之制，乖缙绅之饰也。”“沙门弃妻子，捐财货，或终身不娶，何其违福孝之行也？”并指出这违背了先王的孝道和儒家的礼德，严重的冲击了儒家的世俗伦理道德的基础。随着佛教的发展，它的社会地位进一步加强，与中国传统的儒道文化在激荡的思想潮流中渐趋融合，然佛教毕竟是一种异域外来文化，有它特殊的宗教礼仪。

儒家认为，皇帝是天帝的象征，是上天赋予世俗社会的最高权力者，是儒家政治文化的核心，所以王权是至上而神圣的。面对佛教的渐趋日盛，皇帝幸寺询问民情，了解国家的社会状况已是很普通的事情了。然而，作为世俗社会拥有最高权力的统治者，如何面对印度佛教的敬拜之礼？似乎是件很棘手的政治问题；又如何在二者之间寻求一种彼此都能妥协的办法，看来是僧界在处理佛教社会地位之时的大难题。

古印度的社会结构是二元的，即宗教与世俗政治是平行的，宗教负责出世生活，但它同时也需要世俗政治的支持；世俗政治是负责入世生活，然入世生活更需要宗教思想给予慰籍。在出世思想极其浓厚的社会氛围当中，宗教往往比政治有更优越的社会地位，所以国王礼拜僧侣是很自然的事，也是很合乎情理的事。东晋时期，庐山慧远就曾仿印度佛教的社会主体性而提出“沙门不敬王者论”，然对古代中国的社会来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拥有无上的权力和尊严，所以慧远的思想终究是昙花一现。北朝的法果就说，“皇帝即当今如来，拜皇帝即拜佛也”。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是一元的，即一切都要受到王权的制约。任何僭越皇权的社会政治行为，都将是徒劳的。在印度，国王不但礼佛而且也拜僧，佛法传至中国后，皇帝不信奉佛教者可以说是寥若晨星，那么一个信奉佛教的皇帝该不该礼佛拜僧呢？这似乎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据《高僧传》记载，后赵国的王度就上书后赵王石虎说：“佛是外国之神，非天子诸华所可宜奉”。以王度之言来看，这外国之神不该成为中国古代帝王所信奉对象，应该是取缔的对象。依此之言，更何况要礼佛拜僧？佛教毕竟有着极强的融摄力和同化作用，随着历史的发展，佛教渐趋普被人心，下至黎民百姓，上至王侯将相。就古代皇帝来说，敬僧者不计其数，如后赵王石虎、石勒礼佛图澄，梁武帝数请家僧，顺治帝延请高僧于内庭，关于此问题将来在作说明。那一个信奉佛教皇帝又该如何礼佛呢？下面二则故事就很好的处理这种政教关系。

据欧阳修的《归田录》卷一记载：“太祖（应为太宗）皇帝，初幸相国寺，至佛前烧香，问当拜与不拜。僧赞宁奏曰：‘不拜’。问其何故？曰：‘见（现）在佛不拜过去佛。上微笑而颔之。遂以定制。”此事发生在北宋太宗时代，史书上说从此以后，皇帝不拜佛已经是国朝礼仪的定制。

据《宋会要辑稿·道释》之十二记载：南宋乾道三年（1167），宋孝宗幸上天竺寺，礼观音菩萨，问主持若讷禅师：“大士之前合拜不合拜？”讷曰：“不拜则各自称尊，拜则递相恭敬。”帝欣然致拜。

从宋僧赞宁的回答，它即让宋太宗不失国朝的传统礼制，又在王权的威慑下，也不失佛教的颜面。佛教本来就有化现说，尊帝王为佛心天子也很顺理。赞宁尊宋太宗为现在佛，是有意取悦皇帝，进而想为佛教寻求王权下的政治地位。这是中国古代佛教发展的最有效的策略之一。若讷禅师对宋孝宗的回答，即满足了宋孝宗礼佛的实际信仰需求——拜则递相恭敬；又不失皇帝的尊严和国朝之礼——不拜则各自称尊，如同赞宁所言，“现在佛不拜过去佛”。赞宁与若讷禅师很好的对儒家的“君权神授”理论进行了佛教意义上的解说。儒家的“君权神授”理论认为“天是百神之大君”，（《春秋繁露·郊祭》）是“居高理下为人镇”（《白虎通·天地》）的主宰，而皇帝则是天之子，是受天之差命来统治人间的，所以皇帝与上天是相通的。赞宁认为皇帝即是天，即是佛，故可不拜；若讷禅师则认为同样享有至尊的天、天子、佛可以各自称尊（不拜）亦可递相恭敬（拜）。

我们暂时且不说当时的历史背景如何，单就赞宁与若讷的回答来看，却彰显了佛教的方便圆融思想与般若智慧的大机大用。他们以佛教僧人的机智很巧妙的与皇帝酬对应答，让皇帝“拜即不拜，不拜则拜”，它既尊重了双方的立场，也让双方都取得了各自所需求的政治理想，也很好的处理了佛教与政治的关系，对宋代佛教的发展起到了实际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