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光大师的为人

印光大师的为人[1]

恒毓（博士）[2]

《世界弘明哲学季刊》编委会主席

电子信箱：hy@whpq.org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做人问题一贯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儒家强调做人，道家与道教强调做人，佛教也同样强调做人。这一点，在印光大师身上可以得到极为强烈的反映。

由于印光大师是从儒家转入佛门的，他出家之后，虽然同韩愈、欧阳修、二程、朱熹等人保持了原则性的距离，但是他对于儒家正统观念中“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点[3]还是无比赞赏的。不过与儒家不同，他认为，不但“人皆可以为尧舜”，而且，“人皆可以作佛”。[4]

然而，当前的情况是，没有谁真的成了尧、舜，也没有谁真的成了佛。为什么现实同理论会有如此大的反差呢？

印光大师认为：“不能为尧舜、不能作佛者，只有性德、无有克己复礼、闲邪存诚及修戒定慧、断贪嗔痴之修德耳。”[5]这就是说，在成圣的问题上，人人平等，谁也没有特权，也不可能有特权，而之所以会有圣凡的差别，则完全是个人涵养的问题：如果能克己复礼、闲邪存诚，能修戒定慧、断贪嗔痴，则水到渠成，自然可以成为尧、舜或如来。

众所周知，克己复礼、闲邪存诚是儒家的提法，修戒定慧、断贪嗔痴是佛教的修炼。尽管二者的目标有所不同，但二者的出发点并无二致：二者都强调从做人开始，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6]

那么，当如何做人呢？

印光大师认为，做人应当以“诚明”为本。在许多作品中，诸如《竭诚方获实益论》、《挽回劫运护国救民正本清源论》、《净土决疑论》、《净土法门普被三根论》、《家庭教育为天下太平之根本发隐》等等，可以说，印光大师都在不断地强调“诚明”二字。

所谓的诚明，印光大师解释说[7]：

“诚”即“明德”，“明”即“明明德”之“明”。实则，“诚明”即“明明德”也。

明德乃吾心固有之真知，由有人欲之物，遂锢蔽而不能显现，如云遮天日，了不见其光相。欲明其明德，必须主敬存诚、克己复礼，则人欲之物自无容身之地，而本有真知全体显露，如浮云去而天日昭彰矣。真知既显，则主权得而使者听命，故意之所念、心之所思皆归于真诚无妄、中正不偏矣。此孔子上承二帝、三王修己治人之大经大法，撮要述此，以作天下后世希圣希贤之洪范焉。

若与佛法互证对释，则“诚”也、“明德”也乃“本觉性德”也，“明”也、“明明德”也乃“始觉修德”也，“物”即“妄想执着”，“格物”即“离妄想执着”。离妄想执着，则得如来智慧；格人欲之物，自能彻底显现吾心固有之良知与真知也。故曰：其发挥浅深虽有不同，其理体工夫固无二致也。

可见，就根本处而论，佛教与儒家是相通的，其相通处即是诚明。

既然诚明如此重要，怎么样才能做到诚明呢？

在《家庭教育为天下太平之根本发隐》一文中，印光大师认为，家庭教育，尤其是母教，是实现诚明的基础，必须予以高度的重视。他说：“家庭母教乃是贤才蔚起、天下太平之根本，不于此讲求，治何可得乎！”[8]

“贤才蔚起、天下太平之根本”当然也是做人能否诚明的根本，自然马虎不得，因为“此之修德，最初由贤父母、师长而启发之，继则自己孜孜矻矻努力修持，虽未能即到尧、舜与佛之地位，其去下愚之人日在人欲中埋没者已天渊悬殊矣”。[9]

正是本着这一理念，印光大师本人也在努力实践着诚明的精神。具体说来，印光大师为人的诚明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严以律己；其二，平等待人；其三，坚持原则。

严以律己是说，印光大师唯念佛是从，不务非本分之事。自从他于光绪七年出家以后，尽管先后住过北京红螺山、北京圆广寺、浙江普陀山法雨寺、上海太平寺、苏州报国寺、苏州灵岩山寺等不少地方，但他从“不与人结社会，即中国佛教会，亦无名字列入”[10]。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印光大师在普陀山的日子。他在普陀山藏经楼一住就是三十年！而且，是不任职、不做事的三十年。在一个海岛上静住如此之久，这要是换上旁人，恐怕早就溜之乎了。

平等待人是说，印光大师一贯心意专一，对所有的人与事，他都能平等看待，于平常心中时时体现一个普通佛门弟子的无私情怀。这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对一切人，皆以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为劝。无论出家在家，均以各尽各人职分为事：遇父言慈，遇子言孝，兄友弟恭，夫和妇顺，主仁仆忠。人无贵贱，均以此告，令一切人先做世间贤人、善人，庶可仗佛慈力超凡入圣、往生西方也。并不与人说做不到之大话，任人谓己为百无一能之粥饭僧。”[11]

因为一贯有这样的平等之心，所以，对于任何有益之事，印光大师都能积极地面对。

面对需要付出的时候，印光大师总是毫不犹豫。光绪十九年，普陀山法雨寺化闻和尚入都请藏，因为“检阅料理，相助乏人”，急需找人帮忙。当时，圆广寺便向化闻和尚推荐印光大师，说他“作事精慎”。果然，“化老见师道行超卓，及南归，即请伴行，安单寺之藏经楼。寺众见师励志精修，咸深钦佩，而师欿然不自足也。”[12]

面对曾经富贵之人的突然没落，印光大师则鼓励其正视现实，做一个讲求实际的人，不要生活在梦幻中不能自拔，要乐天知命，要中心坦然。在《复蔡契诚居士书》中，他说：“君子素其位而行：素富贵，行乎富贵，富贵之人，有财力势力，当以己之财力势力利人利物；素贫贱，行乎贫贱，昔本富贵，今已贫贱，则勤俭节用，若向来就是贫贱之人；素夷狄，行乎夷狄，若遭世乱，舍家避难于偏僻陋处，亦若就是陋处之人；素患难，行乎患难，既有忧患灾难，则亦无所怨尤，若应该受此忧患灾难一样。是以，君子无往而不乐天知命、中心坦然也。”[13]

面对荣誉，同多数人的想法不同，印光大师“以法为重，以道为尊，名闻利养不介于怀”[14]。据《中兴净宗印光大师行业记》[15]记载，一九二二年，定海县陶在东知事、会稽道黄涵之道尹等将印光大师的道行上报，呈请大总统为印光大师题写了“悟彻圆明”的匾额一方，专程送到普陀山，“香花供养，极盛一时”。当时，僧俗人等都羡慕不已，而印光大师却“若罔闻知”。有人向他道喜，他却说：“虚空楼阁，自无实德；惭愧不已，荣从何来？”在印光大师看来，自己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惭愧都来不及，又哪来的荣誉呢？

面对百姓之急难，印光大师“凡闻何方被灾告急，必尽力提倡捐助，以期救援”[16]。比如，民国十五年，长安被困。解围之后，印光大师立即把用来印《文钞》的款项“急拨三千圆”托人速汇赈济。民国二十四年，印光大师听说陕西大旱，便立即让人从苏州报国寺存折上仅有的一千多元中“速汇一千元助急振”。民国二十五年，在上海护国息灾法会上说法时，他得知绥远灾情严重，便立即号召大家救灾：一方面，他将法会所筹的“二千九百余圆尽数捐去”，又将准备印书的款项“一千圆”也捐了；另一方面，又匆忙从苏州报国寺汇去了力所能及的救济款。

面对当时人欲横流的残酷现实，印光大师认为，人固然有好色的习性，但只有注意节制并避免在色欲上犯禁忌，才有可能获得健康、幸福的人生。为此，他专门编纂了《寿康宝鉴》一书，并极力推广《安士全书》等劝世之书，以期人人都能明白纵欲和不懂禁忌的危害。

在《寿康宝鉴序》中，印光大师开宗明义地指出：“人未有不欲长寿康宁、子孙蕃衍、功业卓着、吉曜照临者，亦未有欲短折疾病、后嗣灭绝、家道倾颓、凶神莅止者。此举世人之常情，虽三尺孺子，莫不皆然，纵至愚之人，断无幸灾乐祸、厌福恶吉者。而好色贪淫之人，心之所期与身之所行适得其反，卒至所不欲者悉得而所欲者悉莫由而得，可不哀哉！”[17]接着，印光大师列举了两个因不懂禁忌而亡身的身边事例：一个是他的归依弟子罗济同，一个是在日本学西医的钜商之子。前者，大病初愈，便纵情声色，虽经印光大师暗示，仍不自知，结果，没几天就因为“误犯房事而死”。后者，乘电车时不小心摔成骨折，不过很快就好了。不久，他回国为母亲祝寿，“夜与妇宿，次日即死”。[18]得知这些消息，印光大师不禁感叹：“康健时尚宜节欲，况大病始愈乎！”又说：“以俄顷之欢乐殒至重之性命，可哀孰甚！”

然而，哀叹又有什么用呢？《孟子》说：“养心者，莫善于寡欲。”做圣人一定要养心，做普通人也需要养心，而养心在于寡欲。而这，则正是印光大师编纂和流通《寿康宝鉴》、强调节制人欲的直接原因。他说：

光常谓：“世人，十分之中，四分由色欲而死；四分虽不由色欲直接而死，因贪色欲亏损，受别种感触间接而死；其本乎命而死者，不过十分之一、二而已。”茫茫世界，芸芸人民，十有八、九由色欲死，可不哀哉！——此光流通《寿康宝鉴》之所以也。[19]

面对如此沉痛的教训，印光大师能不兴无缘慈、运同体悲而设法流通《寿康宝鉴》等劝世之书吗？

印光大师是关心社会、关心民众的，这一点已不容置疑。那么，他自己又如何呢？

应该说，印光大师对自己是苛刻的。“食唯充饥，不求适口；衣取御寒，厌弃美丽。有供养珍美衣食，非却而不受，即转锡他人；若普通物品，辄令持交库房，俾大众共享，决不自用”[20]，这是当时与之同参的道友所公认的事实。

苏州的名胜很多，但印光大师却无意观光，尤其是晚年，更是“任何名胜，均不往游”。当时，“量己之力念佛，并持《大悲咒》”[21]，这便是印光大师每天的生活！

在印光大师的一生中，他只是在早年做过事，先后在北京红螺山资福寺、北京龙泉寺做过香灯、寮元、行堂等，此后便一直在关房用功。因为他总在闭关，“不喜与人往来，亦不愿人知其名字”，所以，一直到清朝灭亡的三十多年时间里，他“始终韬晦”，没有谁知道他。[22]虽然他后来受到了广大信徒的爱戴，但他从没有当过住持，没有收过剃度弟子，没有担任过行政职务，也没有担任过佛教院校的法师。他只是他自己，除了于关房中念佛、着述、给需要开示的信徒写信之外，很少有其他的活动，即使是上堂开示，也极为少见。

所以，纵观印光大师的为人，如果用“俭以自奉，厚以待人”[23]这八个字来概括，无疑是平实而贴切的。

--------------------------------------------------------------------------------

[1]∵本文曾发表于《妙智》季刊1999年第3期，此次出版时，作者对其作了部分改动。

[2]∵作者恒毓（Hengyucius），《世界弘明哲学季刊》编委会主席，哲学教授，中国南京大学哲学博士。长期以来，作者一直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佛、道、儒思想体系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体系的方法论探讨，除了有《般若琐谈》、《金刚经悬解》、《现代佛学文库?印光卷》、《普贤行愿品指归》和《佛道儒心性论比较研究》等近百万字的专着之外，在海内外还有数十篇相关论文发表，并多次在国际佛学论文比赛中获奖。电子信箱：hy@whpq.org

[3]∵东汉荀悦《申鉴?杂言上第四》说：“或曰：‘孟轲称人皆可以为尧舜，其信矣？’曰：‘人非下愚，则皆可以为尧舜矣。写尧舜之貌、同尧舜之姓则否，服尧之制、行尧之道则可矣。行之于前，则古之尧舜也；行之于后，则今之尧舜也。’”《朱子语类?卷第四》说：“如孟子道性善，不言气禀，只言‘人皆可以为尧舜’。”∵《传习录?卷下》说：“诚意工夫实下手处在挌物也。若如此格物，人人便做得，‘人皆可以为尧舜’正在此也。”

[4]∵《印光法师文钞续编?卷下》第204～206页《家庭教育为天下太平之根本发隐》（苏州灵岩山寺版）

[5]∵《印光法师文钞续编?卷下》第204～206页《家庭教育为天下太平之根本发隐》（苏州灵岩山寺版）

[6]∵《老子?第六十四章》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7]∵《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卷三?序》第70～71页《儒释一贯序》（苏州灵岩山寺版）

[8]∵《印光法师文钞续编?卷下》第204～206页《家庭教育为天下太平之根本发隐》（苏州灵岩山寺版）

[9]∵《印光法师文钞续编?卷下》第204～206页《家庭教育为天下太平之根本发隐》（苏州灵岩山寺版）

[10]∵《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卷一》第1～2页《大师自述》（莆田广化寺版）

[11]∵《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卷一》第1～2页《大师自述》（莆田广化寺版）

[12]∵《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卷四》第1131页～1143页《中兴净宗印光大师行业记》（莆田广化寺版）

[13]∵《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卷四》第1028～1029页（莆田广化寺版）

[14]∵《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卷四》第1131页～1143页《中兴净宗印光大师行业记》（莆田广化寺版）

[15]∵《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卷四》第1131页～1143页《中兴净宗印光大师行业记》（莆田广化寺版）

[16]∵《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卷四》第1131页～1143页《中兴净宗印光大师行业记》（莆田广化寺版）

[17]∵《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卷三?序》第88～90页《寿康宝鉴序》（苏州灵岩山寺版）

[18]∵《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卷三?序》第88～90页《寿康宝鉴序》（苏州灵岩山寺版）

[19]∵《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卷三?序》第88～90页《寿康宝鉴序》（苏州灵岩山寺版）

[20]∵《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卷四》第1131页～1143页《中兴净宗印光大师行业记》（莆田广化寺版）

[21]∵《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卷一》第1～2页《大师自述》（莆田广化寺版）

[22]∵《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卷四》第1131页～1143页《中兴净宗印光大师行业记》（莆田广化寺版）

[23]∵《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卷四》第1131页～1143页《中兴净宗印光大师行业记》（莆田广化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