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满火药味的哥本哈根峰会如戏剧般落幕。有网民称哥本哈根敲响了人类生活的丧钟。
多年前就在呼吁的环保。近年来开始提倡的节能。***的减排政策。百姓的低碳生活。专家的技术构想……
当气候与环境的恶化越来越快地逼近，我们究竟拿什么来拯救——家园，还有我们的灵魂？
秦援晋，《当代金融家》执行主编，经济学博士，研究员。山西省当代儒学研究会学术研究与传播委员会副主任。
如果世界各国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大于对全球气候与环境的保护，如果技术距离解决所有问题仍旧遥遥无期，秦援晋的努力与希望是否能成为一个更好的选择——以“促成人的伦理反省”来改变这个疯狂的世界？
三晋都市报：哥本哈根峰会结束了。其实从1997年12月《京都议定书》出台至今，各国因为各自利益始终没能真正落实和履行自己的减排责任。2001年，美国总统布什刚开始第一任期就宣布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理由是给美国经济发展带来过重负担。您怎样看待本次峰会的结果？
秦援晋：峰会不过是达成减排共识，“共同但是有区别”。不过是两大阵营的两个焦点间的博弈：减排与援助的责权利分割。一个共识并不具备法律效力。美国至今都还不是《京都议定书》的签字国。峰会的最大作用，应该是促进了人们危机意识的觉醒。
三晋都市报：可能这是事实：在生态保护意识的普及方面，一场全球高层的峰会对普通百姓的触动，还不及一部电影。比如《2012》。
秦援晋：但我们不能忽视现实。虽然环境的突变是不可预言的，但它是有预兆的。今年夏天我在武汉，亲眼看到洞庭湖几十平方公里的地方露出白花花干涸的湖底。八百里洞庭啊，长江的调节器，如今三分之二的水没有了。在很多乡镇，小水泥厂这类高污染的企业已经严重威胁到百姓的健康，但因关乎地方***利益它们不可能消失。那些私营厂主们在“好地方”都有自己的房子，赚到钱后可以一走了之，留下满目疮痍……这种现象太普遍了。假若我们抛开经济利益的因素不谈，如果人们能对大自然有一些敬畏之心、谦卑之心，我想情况至少要好一些。人们的这份敬畏与谦卑必须被重新唤起。
三晋都市报：11月25日，中国宣布“到2020年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的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40％至45％”，另一方面，新近出台的汽车购置优惠等相关政策其实又在促进消费。从产业结构上讲，拿山西为例，第二产业基本都涉煤，也决定了我们的减排任务更重。
秦援晋：环境经济学有一个着名的论题叫“杰文斯悖论”，即“某种特定资源的消耗和枯竭速度，会随着利用这种资源之技术的改进而加快，因为技术改进会使以这种资源为原料的产品价格大幅度降低，而价格降低会进一步刺激人们对这种产品的需求和使用”。这个论题其实揭示了科学技术在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方面所面临的生态难题：本想通过先进的科学技术提高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可结果却大大加剧了自然资源的耗竭速度。比如小排量汽车省油，既然省油，买车开车的人就会更多。整个人类与环境的关系走不出这个悖论。福斯特说：追求眼前荣耀的结果是给未来人们留下了一个急剧恶化的局面。技术并不能提供任何摆脱困难的办法，这种困难正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而日渐扩大。
三晋都市报：所以您极力倡导“生态伦理”。但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个陌生的概念。
秦援晋：地球加速老化，人类太需要生态伦理学的警示。中国十多亿人口生活在贫瘠的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迫切需要生态伦理学。
从知识领域方面讲，关于人与自然的研究由来已久，主要涉及三个理论体系：自然哲学、生态伦理学、环境社会学。在西方，一般认为生态伦理这门学科奠基于20世纪60年代，1962年蕾茜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的面世。《歌德文集》中描述了大致相同的原理：“大自然，就在你抵制它的时候，你也在服从它的规律……在它，始终是同样的它，既不知有过去，也不知有未来，它的永恒在于现在，它包着一切的善，它就是一切的善。”这就是后来复杂的生态伦理学的基本精神。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是一部生态伦理学名着。其实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也都鲜明地提出过相关思考，比如马克思说：“这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和受益者，并且他们应当作为好家长，把经过改良的土地传给后代。”∵恩格斯说：“当西班牙的种植厂主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认为草木灰作为能获得最高利润的咖啡树的肥料足够用一个世代时，他们怎么会关心到，以后热带的大雨会冲掉毫无掩护的沃土而只留下赤裸的岩石呢？”
关于这个被人们视为“新兴”的学科，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古老的源泉，而且远比西方丰富。中国儒家文化是构建当代世界生态伦理的富矿。我在几个大学的讲座中曾追溯从孟子到王阳明“一体之仁”的伟大思想传统，颇获首肯。但当代中国学者的生态伦理学著作几乎无视自己民族这个宝库，只是亦步亦趋效西方，而且模仿得那么没有创意和诗意。西方的同类著作不仅有严密学理而且诗意盎然。
俗见常把环境经济学等同于以致取代了生态伦理学，大错大误！环境经济学是技术层次的，而生态伦理学是关乎人类价值观念和精神道德的。即使是现实中最高层面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只胶着于各国减排量的讨价还价，却忘记了共同营建具有根本意义的全人类生态伦理教育。比如一面是作减排的努力，另一面又是各国采行鼓励消费的政策以拉动经济，走不出人类的这个思想悖论，人类不可能真正拥有护惜地球的伦理精神，那么整个人类就只有在财富之轮的轰鸣声中死于无节制的享乐主义文化中。
我研究原始文化有一个心得：在初民的禁忌中为什么许多美好的事物成为禁忌对象？原因不是恐惧，而是节制人类的欲望。我们当代人类的主流文化却在蓄意煽动人类肉体中潜藏的几乎所有欲望，诱导无度享乐，结果我们自己就会把地球做了自己欲望的牺牲。
我主张把石油列为当代禁忌物，只可被专用于少数必需的用途，航空、高速列车、公共交通等。如果在全球推广美国式汽车文化，我的天，地球的血液很快就会被抽空的，排出大量废气尚是次要的危害。可是全人类已经被绑在汽车文化的战车上——如果限产非公共类汽车就会引起钢铁用量锐减，再引起钢铁工人失业，等等。所以加速走向毁灭似乎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生态伦理学正是一个让人类幡然悔悟、终止财富之轮疯转、确立物我和谐共处的道德观念的学说。尽管很可能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学说。但它的“可为”事实上并不在技术层面，而是对人类伦理精神的长久滋润。人类万年来大多数文化几乎都不在技术层面上有很高实用价值，但文化的基本功能是告诫、提示人类一种更好的选择性。我觉得中国人尤其需要深思这个道理。一来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早就有浓厚的这种精神，二来我们太拥挤了，人人无厌享乐，不知节制，必定走向深渊。我想在这个学科上有所贡献。
三晋都市报：就此，您能做什么？您打算怎么做？
秦援晋：我计划写这样一本书：《无家别：失去了自然与文化的人类》。它既不是科普读物也不是邪恶的预言书，而是一部重塑国民价值观的美学与伦理学著作，试图使读者通过阅读的审美达到伦理反省。或者说，我希望它成为一本中国版《寂静的春天》。
我想每个人都应该读一读《寂静的春天》这本书。它引发了美国乃至全世界的环境保护事业。作者卡逊女士的个人经历同时反映了西方利益集团、媒体、***、科学界在特定条件下会结成同盟来打压正直思想这样一种现实，但卡逊女士播下的新行动主义的种子已经深深植根于广大群众中。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说过，思想的力量比任何***的力量都要持久。我想我们中国十几亿人，价值观改变的空间非常大。
三晋都市报：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普通百姓成为“低碳一族”，省电、省水，用节能灯，少开车、少坐电梯，少用塑料袋……这些变化难道不能成为您乐观起来的理由吗？
秦援晋：这是非常好的。但我相信这真的只是一小部分人在做。而且也只能限定在这个层面上做。不可能撼动政策与利益层面。《寂静的春天》出版后22年，美国的法律、法规和政治体制都还没有足够的反应。这是卡逊早已预料到的失败。她说人类将面对死亡的河流。
我仍然认为，从文化角度上，形成健康的审美，从而造就合理的生产和消费方式，这应该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三晋都市报：一个私人问题。我知道您曾是着名的“五道口老三届”中的一员。（记者注：“五道口”是人们对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爱称。在金融业界，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享有盛誉，被《华尔街日报》称之为“中国哈佛”、“中国金融的黄埔军校”。）那些曾叱咤风云的金融人物很多都有着激烈的人生起伏。而您，一位经济学者，如今的研究重心却放到了生态伦理这似乎完全不相干的课题上。为什么？那段经历在您的人生中留下了什么？
秦援晋：“五道口”只是个学习经历，但我的知识基础并不是从这里开始的，也不是这里完成的。知识基础是自我寻觅的结果，比如对生态伦理学的研究，以及《无家别》的创作计划，是我对全球现实和国民价值观焦虑的结果，而与学校教育无关。这是我关注了十年的课题，这也正是中国改革深化的转型十年。
在中国习惯中，成为一个知识人身份标记的，往往是他的所属单位，而非他的学术成绩作为。我们说萨缪尔森是新古典综合派主流经济学家，而一般并不特别标明他是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我们提到哈耶克，会说他是当代新自由主义者，而不一定要特别知道他是芝加哥大学教授——芝大教授很多，新自由主义却是他的惟一。施韦泽，他是当代文化人文主义者，但人们却不知道他属于什么单位。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就是献给他的。他不仅是当代的智者更是一位圣者，而圣者在当今时代尤为难得。他的思想是悲悯、焦虑、激情、沉思的产物，绝不是书斋中四平八稳的学问。在性格方面，我与施公庶几近之。我心中常常回响着他这句话：“从此以后，作为文化基础的伦理价值就无家可归，在世界上到处可怜地流浪。”这是他悲悯、焦虑的起点，也是他激情与沉思的起点。反观中国，固然有许多学院派学者，有许多政策建议官，但缺少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此为文化大遗憾。（首席记者∵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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