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里兰卡的僧伽教育

斯里兰卡的僧伽教育

作者：法光∵广兴∵圆慈

编者按此文是斯里兰卡法光（K.Dhammajoti）长老在一次国际佛教教育专题讨论会的发言。文章通过对斯里兰卡僧伽教育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存在的不足之处的介绍，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深思的问题。比如：在我们的各级僧伽教育中怎样摆正智与信或学与修的位置？在现代僧伽教育中既要使受教育者具备应有的知识水准以从事适应时代的弘法利生工作的能力，又要在戒定修持中具有坚持不懈的信念。读了法光长老的文章，我们能够从中得到哪些有价值的启迪呢？如何反思我国十年来的僧伽教育，此其时乎！

在象我们今天召开的这次国际佛教教育专题讨论会上，我相信值得特别关注的问题之一，应该是僧伽教育：我们怎样才能既培养出具有足够学术水平和资格的僧伽人才，同时又能保持并促进其精神修养和信仰？当我们想起佛教从开始就有一种弘法热忱时，我们就能进一步意识到这个问题。佛陀在他圆寂之前就非常清楚地表示了他的愿望：他的四众弟子——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不仅要使自己本身能立足于法上，同时还要有能力传播佛法，以解除人类在生存上本具的苦恼。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佛教徒在这方面做得很差，就今日的形势来看，其它宗教——特别天主教和基督教——有许多国际知名的教授和学者。他们精通多种经典语言、心理学、哲学，甚至能够教授佛学和翻译佛教经典，而同时又能保持其作为传教士的坚定信仰。相比之下，就世界上大批的僧伽来说，他们之中只有一小部分具有学术资格；而在这一小部分当中甚至有人似乎已退了心，失去了一切弘法的热忱。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只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僧伽成员才能有效地弘法，更不是说只有受过教育的僧众才能拯救人类。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知识界，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团体中的知识分子。他们确实是弘法对象的一个重要部分。无疑，如果他们本身能深信佛法，他们就能转过来帮助并引导其他老于世故而思想复杂的现代知识分子，使其对佛法不会有脱节之感。比起其它宗教，佛教尤其强调智信合一——情感与理智的统一。那些聪慧而求知欲强的僧众，就象与他们思想意识相似的弘法对象一样，需要适当地满足他们的智能。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不敢自称手中有任何具体的解决办法。在此我只是想恭谦地指出这个问题，并透过回顾斯里兰卡比丘的实例提出一些参考的资料。如果在我的回顾中有时显示出某些批评的话，我希望这些批评是建设性的。我切望至少能“惹恼”你去思考这个问题；并使我们能够通过与今天在此出席的智慧殊胜、见多识广的大德们的研讨而获益。

尽管在比较近代的一个阶段，斯里兰卡佛教受到一些小的挫折，但是斯里兰卡可以说是享有自公元前三世纪从印度传来的佛教传统的持续性。这个情况与现代佛教的迅速复兴（往往得力于***的支持）相结合，一方面产生了大批学识渊博的比丘，另一方面在民众中出现了对佛教基本教义的高层次的理解。我们希望：通过批判性的探讨本国沙弥及比丘的受教育过程以及他们学成后如何弘法利生，使其他国家的传统僧众能够从其成败中得到一些启发。

在斯里兰卡，古代寺院式的学府叫做“比利维纳”。在古代，沙弥和比丘与古代印度的僧侣一样，或直接从他们自己的师长及寺内博学多闻的长老处获得知识；或者到其它已成为着名学府的寺院——即古代的“比利维纳”求学。这样环境保持了完全是寺院式的，而教理知识就在培训中获得。这样的体系一直持续到现代。可以说，在这种古代的比利维纳中，在学习的过程中师长和学生之间应该有紧密的相互作用；或至少在那些较好的例子中，师生之间应会有更多的相互启发。所以在一般情况下，一个比丘就能较易地保持一种修行办道的意识。另一方面在戒律及传统培训的束缚下，一个在这种体系下培训出来的比丘，必然无法象一个现代比丘那样享有种种的便利——如在中学及大学任意讲授自己能胜任的科目——把佛理传播给广大的民众，同时也无法期望有必备的方法论或机会去参加涉及多种学科（如佛教哲学及心理学）的研究。最后除了少数的例外，这些在传统方法下培训出来的比丘，尽管如何精通三藏，也无法在国际学术界占得一席之地。

斯里兰卡比丘和在家的现代佛教教育体系，也许可以说是开始于1876年。那时一位皈依佛教的美国人，科鲁内·奥尔科特（ColonelOlcot），在科伦坡创立了第一所“佛教学校”。这是一所用英语教学的学校，最初有三十七名学生；后来在1886年演变为全岛最着名的一所佛教学校“阿难陀学院”。奥尔科特和当时一些有学问的比丘们如摩诃提瓦特·古纳难陀（Mohottiratle∵Gunananda）和希卡都瓦·苏门格拉（Hikka∵duwaSumangala）等一起致力于在多方面把佛教徒组织起来，他们在各地建立了佛教会和“佛教青年联合会”（这些都是仿照基督教的同类组织而建立的）。

随着对基督教压迫佛教之觉醒的提高，这些佛教领袖们逐渐在自己及其他青年比丘思想中培养了一种坚强的弘法意识：他们决意要使佛法发扬光大。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有组织、有系统地在佛教教义上的培训变得非常急切。因此，奥尔科特和其他长老在全岛各地开始了“星期日佛学班”。H·苏门格拉长老则在1873年建立了第一所现代比利维纳，叫“智增学院”（知识的觉醒），两年之后又有“智严学院”（知识的庄严）成立，继此之后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比利维纳相继宣告成立。随后智增”、“智严”两学院都发展成为正规化的国立大学；分别就是现在所知的贾亚瓦德纳普拉（Jayauardhanapura）大学和克拉尼亚（Kelaniya）大学。根据1987年的统计数据，在***注册的比利维纳总共有431所（还有一些未注册的小型的比利维纳）。在这些比利维纳中，有109所叫做“大比利维纳”，只提供传统性的佛教课程；有49所叫“比利维纳智院”，提供通向大学前的“高中文凭”考试的课程（现称普通文凭考试——高级），其余的则是小型的比利维纳，提供通向比“大比利维纳”和“比利维纳智院”所需要的较低层次的考试课程。

一般来说，比利维纳的教育标准是很高的。在那里汇集了许多精通巴利语和三藏的“智者”。这些智者们有些甚至吸引了一些知名的国外学者来亲近他们以加深其巴利语和佛学知识。这些学者包括国际知名的“巴利语圣典协会”的创立者，里斯·戴维斯教授；德国着名巴利语学者盖格尔教授和印度罗睺罗·沙士克特亚耶教授等。除了这些博学多闻的比丘之外，比利维纳还聘请有学问的居士来授课。一般来说，一个孩子一出家立刻就被送到比利维纳受训。他在那里要住许多年，有些住十二年或更长，直到完成他的学业为止。有些比利维纳不供给学生膳宿条件，或条件不够，学僧（有时包括在家的孩子）就须每天走读。在这样惬意的环境中，隔绝外界的干扰，又有专家的严格监督，比利维纳内的学生就能够专心致志地学习。因此斯里兰卡的沙弥和比丘一般对佛教教义有较高层次的理解。有些较年长的沙弥，甚至在未毕业前就能用巴利语来写作及交谈——这确实是一个值得骄傲的成就。

在比利维纳内培训的最后几年中，许多学生参加***举办的高中毕业文凭考试（大比利维纳的学僧要自己投考）并以优异的成绩通过考试。据估计平均每年有三百以上的沙弥和比丘被录取进国立大学深造。

可是这种比利维纳的体系并不是没有其弊端。当然比利维纳体系中环境仍然主要是寺院式的。许多比利维纳为从外面来的沙弥和比丘提供膳宿设备。就象在普通寺庙一样，学僧要集体用斋，而且也要参加早晚课诵。有些地方每天或每星期有习禅课。不过许多比利维纳也吸收居士来授课，特别是比利维纳智院，也接受在家孩子和青年为学生。虽然说他们在这种现代比利维纳里，完全不关注戒律，然其偏重于“般若”（文字般若）则是毫无疑问的，而这还不是开悟证道的智慧，而是一般理性的知识罢了。因此，所谓的“小随小戒”就常常被忽视了。确实这里也有一些弘法训练，主要是说法技巧的培养。但它给人的印象是：从整体来看比利维纳的程序不再是象它开始的那样，注重于培养有道行的出家众或弘法师，更非宗教领袖，而是那些“智者”。大体上，这种学府是近于唯智论及重于考试的。

基于此，不仅部分青年学僧，就是部分教师也逐渐丧失了其精神价值。结果，真正在精神上那种深切的师生相互激发已所剩无几。青年比丘在修行奋斗的征途上所不可缺乏的那种真诚的启发也就鲜以见之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些学僧或是中途还俗，或者被他们所认为可取的体系所吸引，这种现象是不足为奇的，悲伤的是：一些学僧在很年青的时候就出现被推向或任由他人推向左右。

当我们谈到进大学的比丘时——这种精神困境更加尖锐。现在越来越多的青年比丘和沙弥都渴望升入大学；其中有许多仅仅是为了在社会上获得“资格”（或是为了出国）。这个事实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他们已经失去了许多佛教的价值。一方面为了要面对这个问题，另一方面是希望为传统的僧伽提供现代方法的学习和研究，斯里兰卡***终于在1981年建立了第一所佛教大学——“佛教与巴利语大学”，它以四个主要的比利维纳为分院。在这个大学里（此大学同时对在家众开放）比丘们在寺院式的环境下可直接攻读佛学一直到博士学位。为了调整这个问题早期也进行了尝试，那就是在阿努拉得普拉建立的“佛子佛学院”。它是一所为比丘在半寺院式的环境下建立的高等教育机构（相当于大学）。不过这里所提供的教育，虽然水平较高，但仍然是传统式的。

早在“佛教与巴利语大学”建立之前，许多比丘就已经升入了普通大学。大体上，只要他们具有足够的资格，他们可以选修在普通大学提供的任何课程。有些比丘已取得了法律、数学、社会学、考古学等等学位。在本岛许多大学的好几个系——佛学（或“佛学与巴利语”）、佛教哲学、哲学、梵文——中都可以专攻佛学，直到博士学位为止。另外还有一所属于克拉尼亚大学的“巴利语与佛学研究院”。由于现任院长Y·卡鲁那大萨教授的努力，此研究院在本岛“已逐渐被公认为是卓越的巴利语与佛学研究中心”。

除国立大学外，还有一些私人学会为比丘提供大学程度的学术性培训。其中两所这样的学府是“大众通信学会”和“佛教社会论坛”；两者都是以B·维玛拉拉塔那法师为院长，并邀请大学教授、讲师和其他专家执教。

这些现代比利维纳和大学培训的结果，在斯里兰卡有很多僧众具有公认的学术资格。尽管在大学学僧中，特别是在他们获得第一学位后，还俗的比率很高；但仍然有数以百计的比丘有文学学士学位（有些也有理学士学位或商学士学位）、数十位有硕士学位，欣慰的是：有十几位有博士学位。几乎所有这些具有学术资格的僧众依旧在教育界服务，在大学、比利维纳及中学教授佛学。有许多已还俗的博士现任国内外一些大学的高级教授。

由于对过度偏重于理性和考试的“比利维纳”系统的不满意和对环境对大学比丘影响问题的关注，一些大长老建立了较接近于传统和修持的“比丘培训中心”。其中一个值得提及的是在马河拉村（Maharagama）的比丘培训中心，它以般若西哈大长老为导师，学僧在学习三藏外，每日还要坚持坐禅。这样的中心其着重点是：朴素、自然和宁静。但这里也必须提出，一些所谓的“培训中心”并非名副其实，而实际上仅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学术机构而已。

比此更激进的是“阿兰若中心”（森林隐居处，汉译“闲静处”）。这种中心完全反对比丘在城市或村庄中居住而接受培训的思想。在有助于实践禅定和简单生活的环境下，常住的比丘如果愿意的话，可以亲近博学多闻的长老，在他们指导下研究佛理。但在这样的场所，智育并不占主要地位。在这些“阿兰若”当中，最成功的也许是知名的“瑜伽林”的网状组织，它在全岛有一百多个分会。

接下来我们简要地叙述一下这些受过教育的比丘们所做的弘法贡献。如果我们把在大学和中学的佛教教育也作为弘法工作一部分的话，尽管不是直接的——也许我们在此重复一下——大部分毕业出来的比丘以及那些已还了俗的，已经在执行着这样的任务。不仅如此，他们几乎全部在积极地从事于弘法利生的工作，并一跃而为“明智长老”，因此弘法更有效，更受赏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一般的佛教徒只尊敬那些具有正规学术资格的比丘）。这里值得特别提出的是，“说法”在斯里兰卡是极其普遍的，也许比任何我所了解的国家都要普遍。在比利维纳讲经说法是沙弥培训的一部分。由于比丘为在家居士说法的传统在斯里兰卡是非常强盛，也许甚至不需特别的培训，沙弥们就可以较轻易地通过观察其他年长比丘说法而学会说法的技巧。有时在一天中就有不止一次的机会：当居士把斋饭送到寺庙时，或当他们外出应供时，或在葬礼仪式上，或在初一、十五，或在宗教节日，或在星期日佛学班发奖仪式上，还有电视和电台的弘法节目等等。熏习的机会很多，因此就如同从他受沙弥戒时起，此沙弥就自然地已把对居士说法为义务的种子种在了他的意识中了。

在此，我们想顺便作一个评论：有些人不加鉴别地设想，上座部比丘是自私的，说他们不关心他人的苦难，不实行布施。这是武断的或不完全公平的。许多斯里兰卡比丘真诚地相信“诸供养中，法供养最”。他们认为，如世尊亲自开示的那样，只有法供养才能真正使人类离苦得乐。

除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讲经说法外，其它主要的弘法活动有“星期日佛学班”（几乎每座寺院都有）、专题讨论会、佛法论坛、教授坐禅和流通佛学书籍等。一些较有魄力的比丘还远涉重洋到国外弘法，在东西方建立弘法中心。但是只有很小的一部分有能力这样做；因为大部分的比丘在接受培训时主要或完全是以僧伽罗语为媒介的。这里就突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尽管他们精通教理，但基于其语言的限制，他们不能够有效地把佛法传达到外界。本地人对外语培训的疏忽，部分是由于在近代极端的民族主义趋向所致。令人鼓舞的是，***和大学的领导现在都在采取措施矫正这一问题。例如在部分大学，学生可以有选择地以英语媒介来攻读佛学。“佛教与巴利语大学”还规定考生在通过英语考试的条件下，才能授与学士学位。

这里或许可以提供一些浅见：这些在海外弘法的比丘对其它佛教宗派应有一种同情心和真诚的了解；这不管对自己，或是为了其他海外佛教徒进行真诚的对话都是有利的。可惜这一直都很难，这在传统的上座部国家，也许是可以理解的。欣慰的是，最近已出现了好转的趋势；主要是由于一些大学机构的领导的远见。例如在“佛教与巴利语大学”的学士学位课程里，有一门是“部派佛教”，另一门则完全是大乘教义。“巴利语与佛学研究院”有一个“大乘教学规划”，在这个规划下，学生可自由选择攻读纯粹是大乘佛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导师部分向海外聘请）。此外，此研究院正从***邀请一位中国大乘佛学教授于下一年来授课，经费由***佛光山赞助。我相信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开端，因此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几乎没有国际知名的外国学者（包括上座部佛学专家）被邀请到这里来讲学。这样的一步，除能扩大佛学前景外，还可以使当地学僧从国外的研究方法中得益。同时也有助于与其它佛教宗派的学者——僧伽和居士——进行高层次的对话。

在阿兰若受训的比丘，他们本来就无意成为通俗的说法法师或弘法家，不过其中有些有时也说法，或接受邀请到阿兰若外去讲授禅法。也有一小部分从事写作，目的是向外界阐明教义；其中一个杰出的例子就是住在弥特利格拉阿兰若的惹那难陀长老（《概念与真实》等书的作者）。但以这些“闲静处”的比丘来说，他们在弘法利生方面最有意义的贡献就是过着一种作为“无执着”、“知足”和“觉悟”的生活。他们最大的贡献是给其它修行者一种精神启发。

在上面，当我们简单地叙述了那些受过不同形式培训的比丘所做的弘法贡献时，我们也就来到了我们在开头所提到的困境的门槛：这里有许多没有正式（学术）资格为后盾而献身的弘法家。倘若他们在学术界多少能受承认的话，他们会更受日益西方化的大众的接受。另有一些具有这种正式资格，而且能够讲经说法的比丘，但却未必有足够的宗教信仰。还有一些确实具有很高的学术造诣，但已完全失去了他们宗教使命意识，有些甚至在未完成大学学业之前就还俗了。从给与被培训者精神鼓舞和修持训练的观点出发，那些较名符其实的比丘培训中心及阿兰若应该是较近于理想的。但除了一些例外，他们通常不具备与现代高级知识分子相互作用的那种学者工具。当然，在少量的西方佛教徒中，其中有一些会有健康的意识：认为有修持比有学问更有价值。但这决不是世界上能普遍而轻易地找得到的。

斯里兰卡僧伽教育可以说在多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通过现代比利维纳系统和大学的培训，斯里兰卡有大批具有正规学术资格的比丘，然而，这样的比丘教育系统也不免有其弊端。现代化的比利维纳虽有寺院式的环境，但也几乎趋向于大学那样偏重于智育和考试。更甚的是青年比丘在比利维纳内很难得到精神启发，在大学则简直没有。结果还俗率很高，特别是大学比丘。阿兰若的培训也许至少是对这种种问题的局部的解决办法。但是它有明显的局限性——不能培养出具有博学才华的僧伽来正视日益西方化的知识分子的挑战。

问题——很清楚不只限于斯里兰卡——仍然存在：怎样才能丰富比丘（和其它东方国家的比丘尼）的学识，并使他们获得在国际上可接受的学术资格；而同时又能给与他们精神上的启发，及帮助他们保持，甚至加深他们的宗教信仰？如何能根据佛陀“智信合一”的开示在实践中达到目的？

作为对可能的解决办法的提示，我们也许可以参考某些西方佛教徒所作的努力。比如在美国，有许多献身佛教事业的佛教徒自己建立了学术机构和大学；他们的建设目标是，既要具足学术培训所必要的设备，又不丢失在宗教实践和信仰方面的重点。这样就很有希望把普通纯粹学术性大学的缺陷减少到最小程度。有些人也尝试着把某些寺院或半寺院的要素结合到他们的学府当中。在英国有一个运动称为“西方佛教教团”，它强调在所有阶层上都要以真诚皈依三宝为中心重点。这个运动根据佛陀“信、勤、念、定、慧”五根和谐的教导，均衡地强调智性的研习（不是说学术的），禅定和礼拜。一方面采取细心制订学习方案、讨论会、大学课程（有些成员从事）等等手段来提高智识，另一方面在校外建立了静修所和禅习中心，以便作不同期限的静修。他们也强调艺术、诗歌及信仰，以陶冶情操，表示内心的宗教渴求。每一分社的成员都要进行定期的“教团聚会”，以期在“善知识”的精神中能获得真正的心灵上的沟通。这个教团的领袖僧护长老有一种不可动摇的宗教远见，他不断加深自己的智慧和学识，以便给整个运动提供必要的启发。

参考过这些例子后，东方佛教徒自己也许能够通过选择、增减而寻得一种在他们自己的文化和宗教的复杂关系中行得通的解决的办法。

（中国留斯学僧广兴圆慈译）

[斯里兰卡]法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