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新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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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新学说

原始佛教协会筹备会出版的《史念原始佛法》（作者：希尔伯列克）第十三章“秦始皇”有如下文字：

公元前237年左右，印度阿育王正在大兴佛塔，促请大师前往周围各国传教，西北方传到犍陀罗和大夏等地。公元前214年左右，据说辗转又传到中国，当时正值秦始皇33年。

历代三宝记第一，唐朝法琳之破邪论说：“秦始皇时，有外国沙门释利防等18贤者，赉佛经来化始皇。始皇不信，遂将防等囚禁。”此事在道安及朱士行汉经录中均有提及。对照史记第六，秦始皇本纪33年记事中，有“禁不得祠”，一般译为禁止祭拜出现在西方的慧星。如果把“佛陀”的音译“浮图”、“浮屠”、“复豆”、“不得”用汉音、唐音（近似今日闽南语音）读出，似可译为禁止崇奉西方“佛陀”的信仰。

秦始皇为什么要禁止信仰佛陀？因为当时神仙思想发韧，始皇28年曾派徐福到东海中求仙，始皇33年派燕人卢生访求仙人羡门、高誓；又派韩终、侯公、石生去寻访仙人以求取不死药。热心求取长生不死的帝王，贪欲正盛，那有可能相信以“无常、苦、无我”为核心的佛教思想？秦始皇34年，更进一步焚毁诗书百家语；始皇35年，活埋儒生460余人；使得中国学术思想沦没，也完全阻断了上座佛教传入中国的初机。

公元前206年，秦亡汉立以后，叙利亚王安铁欧可士三世入侵西北印度。公元前189年，大夏王德米都利奥斯统治西印度，此后西北印度沦入希腊系的王统之下，孔雀王朝日趋衰落，印度内部陷入了内忧外犯的兵荒马乱中，佛教也因为境内反对势力的弹压，停顿了宏传国外的脚步，上座长老之教因此丧失了初次流传中国的契机。秦始皇禁佛后经过了278年，一直到公元64年前后，汉明帝时，才由西北印的贵霜王朝，经由丝路通过西域，陆续再传入多神化、国际化的新兴大乘信仰，这已经不是当年由释利防等18位贤者所要传布的上座佛教了。

引用及参考资料：

1.杂阿含经

2.史记

3.中国净土教理史（望月信亨，慧日讲堂，1974）

4.历代三宝记

5.图说世界的历史（光复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81）

6.佛教史年表（慈怡，佛光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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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引用资料，我已求证原书，确无误。望喜欢。

序

本书系从公元前560年左右到公元1990年之间，以特定的人物为核心，以当时的人文地理为背景，探讨原始佛法在印度、西域及中国历史上的流变、隐微，乃至于复兴的契机。内容引用了许多中、外学者的历史考证和学术论文，然后基于“四圣谛”的坚定信念，针对史实做法义的比较和批判；深愿智慧、正直、诚恳的人们能够上溯历史的洪流，跨越时空的障碍，正确地皈依原始佛法。

本书基于对正法律的尊重，并未贸然详述原始法义，只是藉用世间的史地做路标，指出追寻原始佛法的方向而已。2500年来的北传道迹久已没在荒烟蔓草里，书中路标的年代、里程并非绝对精确，但是方向和目标则是正确的。

谨以此书向现在人间天上的预流向（趋向正法流）学人致意，并祝福他永不懈怠于真理的追寻与实证。

希尔伯列克

一、佛陀

公元前约560年乔达摩悉达多太子生于北印度的迦毗罗卫城中

公元前约531年乔达摩太子出家

公元前约525年世尊于菩陀伽耶证成佛陀

公元前约480年佛陀于库西那加拉入灭

佛陀自鹿野苑为矫陈如等五比丘初转***，迄入灭前为须跋陀罗说沙门道，四十五年间，始终以“法”─“四圣谛”教导弟子。佛陀经常强调“自洲以自依”、“法洲以法依”，“不异洲，不异依”，明白指示弟子要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法的指导，以自身的修习做为停靠的洲屿，以法义的体验做为停靠的洲屿，不要依靠其他外在的力量或神秘的方法，也不要以别人或其他地方做为停靠的洲屿。佛陀在强调这两项洲依时都没有提到“佛洲佛依”或“僧洲僧依”，有别于三皈依的一般教导。佛陀不希望弟子对“皈依佛”有了错误的依赖感，以为依靠佛陀庄严的色身或高贵的声誉，即可达到解脱之道。即使在“皈依法”的教示上，也不希望弟子勉强的相信或盲目的信仰。闻“法”的过程中是容许疑问论辩的，知“法”的过程中则需要观察思惟，见“法”的过程中却必需亲身实践。“自洲以自依”有赖于“法洲以法依”才能“现法离诸炽燃”；“法洲以法依”则有赖于“自洲以自依”才能“即身观察缘自觉知”。“自洲以自依”和“法洲以法依”互为增上因缘，不必等待特殊的时节，不必期望胜妙的处所，就在此时此地就可以通往或达到解脱涅盘之境了。能够这样见“法”的人，自然也就见到了佛陀的法身─戒、定、慧身、解脱身、解脱知见身，也必然会真诚的恭敬、尊重并供养僧伽。这样的依止才是三皈依的意义。

经典的宝贵在于它正确地传诵了佛陀指导弟子修习正法律的生活实录，使得在佛陀入灭千年万年之后的人，仍有机会依循着法迹通达解脱之道。所以“经典”是不是“佛法”，并不只是指佛陀亲口所说与否，而是经典所传持的法义是否“依法”、“依律”。即使是圣弟子之间的问答、讨论、报告、劝导、慰勉…只要合于正法律，也有结集为“佛说”的记述；相反的，如果经典所传持的法义不合于正法律，那么虽然传述为“佛说”，也不能认定是“佛说”的。因此，依“正法律”来判别“佛说”，乃是佛弟子间公认的标准。然而，尚未知法、见法的人是无法运用这项标准的。随缘各得传闻的“法”是人言人殊的。缺乏实证的臆想、猜测、归纳、演绎、辩论的结果，只会带来争执、疑虑、毁谤、攻击，而于真实的法义是了不相干的。

僧伽的宝贵就在实行法次法向，亲身证知“正法律”，并“依正法律”来教导后学，使后学免于“像法”、“末法”乃至“佛说”的困惑，而能正向、直向、等向、善向解脱之道，持续正法的流传，长作世间的眼目。如果偏离了正法律，无论如何“神通广大”、“法相庄严”、“慈悲济世”、“精进谨严”、“宏法利生”、“辩才无碍”、“誉满全球”…都不能入于法流，也不能说是世尊座下的贤圣弟子僧。未入法流的弟子正应在自己的知见上下工夫，如果汲汲于讲经说法，反而错过了身心修行的时空，徒然扩张了像法的流传而加速了正法的隐没。

公元1990年，佛陀入灭约已2470年，佛、法、僧三宝的“无量光”─无可限量的清净光明，仍在照亮世间无尽贪瞋痴的灰暗，也留给后世弟子们“无量寿”─无可限量的长久怀念。

引用及参考资料：

1.杂阿含经

2.图说世界的历史（光复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81）

3.佛陀的启示（罗睺罗化普乐，慧炬出版社，F011）

十七、汉明帝

公元64年，汉明帝夜梦金人，因此派遣秦景等人出使西域求取佛经。

这是佛教传入中国最早的正史记录。事实上，以公元纪元前丝路的贸易繁荣情况推论，佛教早已传入民间，只是还未受到王室的重视才没有记载而已。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的使节伊存，口授浮屠经给予博士弟子景庐，即是一例。若非民间信仰早已交流，怎会知道“金人”象征“佛陀”？又怎么知道要前往“西域”取经？

帝王因为“夜梦金人”而启发佛教信仰，这就说明信仰的动机是在“梦兆瑞应”，而不是因为“知法见法”的感动而信佛。帝王如此，民间更是如此。后汉书记载─楚王英“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公元65年，他为了救赎死刑犯，更乐捐黄缣白纨30匹。明帝诏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二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伊蒲塞”就是“优波塞”，男居士的意思。“桑门”似即“沙门”，“桑门之盛馔”应是供养沙门的意思。当时的佛教依附于黄老祠祀之下，没有纯粹独立的地位，一开始就把佛陀当做神明来祀奉。这就说明了高度文化的中国人，是在自己的文化思想下来接受适合自己需要的佛教，而不是以纯净的信仰来学习佛教。这种心态严重地影响了佛教在中国的开展。

中国自秦始皇时代神仙思想就已出现，求“长生不老”尚且不及，那能接受“无常、苦、无我”的佛教信仰。到了公元前156年，汉景帝年间，窦皇后好黄老之学，黄老思想日趋隆盛；公元前125年，淮南王刘安召集黄老之徒，撰述“淮南子”内书21篇，外书33篇，中书8篇，使得黄老之术逐渐展开。到了公元纪元前后，黄老的“清净无为”与神仙的“虚无神秘”结合了“谶纬图术”，逐渐发展出一种新的社会文化意识和祠祀形态，而这时的印度大乘运动方兴未艾，塔寺崇拜的风气伴随着般若思想与阿弥陀净土思想，正旺盛地推动着大乘思想的开展，也已经不再强调“无常、苦、无我”的教义了。于是，“塔寺”与“祠祀”，“般若空义”与“清净无为”，“净土”与“仙境”，渐渐有了相容之处，再加上丝路的交易频繁，中国就慢慢地提供了一个同步于大乘法发展的空间。公元60年，邻近西域的西北印，已经归属贵霜王朝的领域，犍陀罗美术与摩偷罗美术也已开始萌芽。汉明帝于公元64年夜梦的“金人”，可能就是贵霜王朝塑绘的本生菩萨像。当时大乘思想的佛身观，不论是般若思想的“定中见佛”，或净土的“无量光佛”，乃至修行人的“梦中见佛”，均已在印度发展出来；由西南印度的卡尔达马喀王朝，经过西北印度的贵霜王朝，转到西域，开始传入中国。这样的人文时空因缘，自然会有助于大乘法在中国的开展。证诸于公元75年，明帝在洛阳城西雍门外创建佛寺，绘以千乘万骑绕塔三匝图，并绘释迦佛像，设置于清凉台。同年洛阳白马寺创建。这些活动都深具大乘人的热诚及西北印的风格。反观公元71年竺法兰***所译的“十住断结经”，以及公元151年后，安世高***所译的“七处三观经”、“普法义经”、“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等，在中国佛教史上却一直被视为小乘经典，未予重视、实践；一直到公元166年，后汉桓帝还是在“祭黄老、浮屠于濯龙宫”。公元179年，支缕迦谶译“般若道品经”、“般舟三昧经”、“宝积经”等，大乘思想的具体内涵才开始传入。公元180年，后汉灵帝的信仰仍止于“设斋于洛阳佛塔寺，并悬绘、烧香、散花、燃灯。”毕竟这些信仰仪式的表达，要比修持法义容易多了。延宕到公元255年，竹林七贤开启魏晋清谈之风后，般若思想才藉着老庄思想蓬勃地在中国思想界展开来。

千里取经，百年译经，丰富的文字经法，若无正直的僧伽来住持、教导，还是只能随着文化流俗的变迁来推动，随着人心好恶的趋向来捡择而已。千古以来，大乘法就是这样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流传着，中国人也努力地依照着自己的方式来阐释教义，开展教法；净土如此，般若如此，禅宗如此，天台如此，华严也是如此。公元1990年的时代里，深愿有志的学人都能不畏艰难，运用心智的能力，跨越千年时空的轨迹，认真探索正法的原貌。

引用及参考资料：

1.杂阿含经

2.后汉书

3.佛典汉译之研究（王文颜，天华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

4.佛教史年表（慈怡，佛光出版社，1987）

5.当代学人谈佛教（杨惠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6）

6.图说世界的历史（光复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81）

二十三、鸠摩罗什

公元343年，印度僧人鸠摩罗炎原本要到龟兹宏法，却反而舍弃了僧人的尊贵而迁就世俗的名利，被尊为国师，娶王妹耆婆。翌年，生鸠摩罗什。公元351年，罗什七岁，随母出家，依止阿含学者佛图舌弥，日诵毗昙千偈。公元353年，随母至罽宾，从盘头达多学中阿含及长阿含400万字，神童的名称传播各地，罽宾国王对他敬爱备至。

公元356年，罗什12岁，随母返回龟兹，途经月氏北山时，传说有罗汉记言：“如果罗什在35岁前严守戒律，不破戒的话，将可大兴佛法，教化众生。否则，只能成为一个才智敏锐的人物而已。”罗什继续前往疏勒国，学习一切有部的发智、六足，又博览外道经书，如四吠陀典、五明诸论。他精通梵文修辞和阴阳星算。在论辩输给两个来自莎车国的大乘师之后，竟然说出“昔学小乘，如人不识金，以锻石为妙。”的言论来。天才神童，博闻强记，未入法流，却因少年得志，误入外道之学─占相吉凶、修习文艺…等，已经违犯了僧人的本份。面对大乘方广论说无以自持，转学中、百、十二门三论及方等经典，进而又在温宿国驳倒一个极负盛名的外道头子，誉满葱岭南北。一个年轻的修行人，逐步地涉入了世俗的名闻陷阱之中。

公元364年左右，龟兹王迎回罗什。他的母亲却从此离开他到印度去了。据说当时她因为长久修学传统教法，精修禅定，已证二果。她对罗什的临别赠言更耐人寻味─“…方等之教，传之东土，唯尔之力，但于自身无利，其可如何？”传统的教法遵循自利利他的道路，面对不顾自己，只求为宏法而宏法的大乘精神，虽是母子，也只有默然离去了。罗什在龟兹宏扬大乘，声名逐渐流传各地，众所仰慕。他的师父盘头达多原是传统教法的中心人物，简直不相信自己的得意门生竟成了大乘法师，于是不远千里来教训他：“从前，有一个狂人，而你现在就像他一样。有一次，这个狂人要一位捻线人，捻出极细的丝线来。当这位捻线人苦心积虑地捻出细丝时，狂人还是嫌它太粗了。捻线人于是空手假装拿了一条线给他。狂人说：‘我看不见。’捻线人说：‘那么细的线，连专家几乎都看不见，何况是你这个外行人。’狂人听了非常高兴，就订制了一些丝线。实际上，空中根本就没有丝线这回事。你执爱空法，结局和狂人一样！”这样的教训，即使在1990年的今天，仍然是铿锵有力的，但是罗什并不为所动，当时大乘的气势可想而知了。

由于道安曾向苻坚推荐鸠摩罗什，苻坚求之不得，遂于公元379年，派遣吕光伐龟兹迎罗什。公元384年，吕光得罗什，命其娶龟兹王女阿竭耶末帝，并赐醇酒；罗什淫、酒双戒俱舍（破）。吕光部队回程途中，罗什又以天文堪舆之学嬴得了吕光的信任，聘为军师，每有异象即藉助罗什的星相卜算。当时罗什40岁，全然失掉了僧人的尊严与身份，只得安慰自己，为了大乘东传不在乎破戒了。事实上大乘人为了达成“宏法利生”的目的，杀、盗、淫、妄、酒有时也可以成为不得已的方便。华严经入法界品中的须蜜多女竟能以淫欲来熄灭淫欲，其他如本生经中“先杀制贼”的故事，三十二应中“利行同事”的故事，都是大乘行人宽容偏差戒行的范例。至于担任军师、国师的职务，致通使命、占算吉凶…等，在大乘人就更可视为渡众的善巧权变了。大乘八宗共祖的龙树就曾投身军阵宏法，晚年卷入宫廷的纠纷中而丧失身命。面对大乘为法忘躯的精神，却不能忘了世尊的遗训─以正法律为师。只有循着正法律的轨迹前进，才能远离世间的纠缠，才能通往解脱之境。

公元385年起16年间，罗什一直居住在烽火连天的凉州，一面参与军阵，一面学习汉语。公元389年，关中的僧肇曾来师事他。公元401年，姚兴召罗什到长安，时年57岁，声威远播，慕名而来的学僧竟逾3000人。在那兵荒马乱的时代，正是精神寄托的所在。当时道安的学众已经在长安从事翻译工作，培养了许多译经人才，对罗什的译经事业帮助很大。此后12年间，共译出35部294卷，主要的有大智度论、大品般若经、小品般若经、法华经、维摩经、金刚经、阿弥陀经、成实论、十住毗婆娑论…等。当时的中国大乘教界是以般若经和法华经最流行，而传译法华经更是罗什深切的愿望，也是他的大乘师须利耶苏摩的嘱咐。于是这部融合了大量印度外道思想，又刻意贬谪阿罗汉（毁谤僧宝）的大乘作品，伴着罗什如日中天的名闻利养和大量的大乘译品，不断地以优美的辞藻洒布在中国广大的原野上，欣欣向荣，遍及大江南北。难怪意气风发的罗什曾自叹：“若作大乘阿毗昙，虽迦旃延也不及我。”

罗什居住在长安西明阁及消遥园译埸的晚年，姚兴居然为留下法种又恳请罗什娶妻纳妾10人，更奇怪的是罗什也答应了。于是搬出僧仿，另外建立新家。他常常告诫门人，但取莲花，莫效污泥；却反而得到大乘人“出污泥而不染”的称颂。罗什的行为，似可为一些大乘人的心态作一注脚─只要能为众生宣扬大法，于愿足矣！似乎遗忘了说法的主要力量系来自身教而非言教。

从前秦苻坚发兵十万，攻下襄阳得道安；又遣吕光带兵七万五千伐龟兹得罗什；后赵石勒尊佛图澄；姚兴志在必得罗什…等的史料，可以看出当时胡族君王的心态：一则是以拥有奇珍异宝为荣的炫耀心理，想要提升自己敬贤的声望和国家的地位；一则是希望藉重法师的才能、神通来增强国力或避免祸端；并不是真正的尊重真理、礼敬圣贤。尽管姚兴在译经事业上给予罗什很大的赞助，最后还是以君王之力再度逼亏其戒行。这与罗什常以阿育王、迦腻色迦王为例来勉励君王，实在差距太大。而罗什亦难以自比阿育王的导师─优波鞠多***。

禅律严谨的佛驮跋陀罗眼见罗什译述流风，往来宫阙，盛修人事，很不以为然，曾经不客气地质问：“你所解说的不出人意，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名望呢？”罗什只好推说大概是由于自己年事已高吧！事实上，罗什学宗龙树空宗，佛驮跋陀罗则翻译华严，介绍世亲有宗，空、有两宗原本就有所对峙了。佛驮跋陀罗后来被罗什的高足僧契、道恒等摈出长安，幸得庐山慧远迎入江南。罗什门户的优势，垄断长安学界的盛况，不难想见。

就大乘的立场来说，罗什的译经事业可以说是功业彪炳，千古流芳。同时因为他的译述，使得中国大乘教界摆脱了从前“格义”的风气，不再以中国旧有的老庄思想来解说大乘法，道安、慧远都深受其影响。他的译经成就，奠定了大乘法千年稳立中国、东瀛的基础，却也全面阻断了原始佛法在中原流传的时空，终致正法隐没难寻。罗什一生的遭遇，若从大乘的观点，尤其是从他所译出的维摩诘经、法华经的旨意而言，大可以用“出污泥而不染”、“三界火宅中的菩萨”、“烦恼即是菩提”、“生死即是涅盘”、“示有妻妾而修梵行”…等等大乘用语加以歌颂；但是若用世尊四双八士弟子僧的水准加以评估则乏善可陈。世尊弟子僧正向、直向、等向、善向，戒定慧具足，解脱具足，解脱知见具足，如是四双八士，一切世间所应恭敬，尊重供养之处无上福田。罗什只是一位才智机敏的宗教家，在动乱时代的大乘热潮中，因为君王的争夺而名闻远播四方，又因为他的才华和热心而在中国的译经工作中，留下了大乘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

引用及参考资料：

1.杂阿含经

2.出三藏记集

3.高僧传

4.晋书

5.佛典汉译之研究（王文颜，天华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

6.鸠摩罗什（释达和译，恒沙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