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用彤对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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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用彤对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的贡献

杨会

汤用彤先生（1893年-1964年）字锡予，湖北黄梅人，生于甘肃通渭。∵中国近代着名的国学大师。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他对中国佛教史的梳理，对魏晋玄学的开掘为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史的确立打通了难关，受到国内外汉学、佛学研究学者的普遍推崇，这与他一贯的治学态度、研究方法和秉持的理论是分不开的。

首先，治学态度----同情默应，心性体会。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跋中写道“中国佛教史未易言也。佛法，亦宗教，亦哲学。宗教情绪，深存人心，往往以莫须有之事实为象征，发挥神妙之作用。故如仅陈迹之搜讨，而无同情之默应，必不能得其真。哲学精微，悟入实相，古哲慧发天真，深思明辨，往往言约旨远，取譬虽近，而见道深弘。故如徒于文字考证上寻求，而发心性之体会，则所获者其糟粕而已。”佛教既是宗教又是哲学，实际是一种人生哲学，因而历史研究者必须以心性体会，从当时的社会状况和时人的心态去考虑和体会，才能去伪存真，扬弃糟粕，取其精华。这也体现了一种近代学问大家的中正不倚的态度。

其次，考证与比较的研究方法。汤先生的汉唐佛教史研究是致力于佛教史研究者的工具与导引，至今近一个世纪尚没有能超越者，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搜求广泛，考订详细，并在考证的基础上得出平时的结论。他将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作为佛教史研究的根底，引证了几乎与之有关的所有历史文献。从正史到野史，从学术着作到笔记体小说，从历代僧传到各种索引，从内典因明到诸子百家，前及周世传说，后至近人《佛典泛论》；上有帝王诏书、下有礼俗之谈，既有巴利文、梵文原典，又有英美日本的历史文献，古今中外有用的材料，只要对治学有益，汤用彤先生尽量搜掘。

再次，文化移植理论。中西文化交流的讨论一直是知识界的热点问题。∵二战爆发后，有关于此又发生了文化的前途到底如何的讨论。当时有人主张中国文化本位，有人主张全盘西化。汤先生指出外来文化思想与本有文化接触时，问题有两点：一是我们应不应该接受外来文化，这是价值的评论；一是我们能不能接受外来文化，这是事实问题。由此，他提出了“文化移植”一词，并解释为“这就是指一种文化搬到另一国家和民族而使它生长”。文化人类学对此有三种学说，汤先生赞成第三种，认为外来文化和本地文化接触，其结果是双方的而不是片面的。即主张第一，外来文化可以对本地文化发生影响，但必须适应本地的文化环境。第二因为外来文化也要适应本地文化，所以也需适者生存。因为一种文化类型往往具有一种保守或顽固性，虽受外力压迫而不退让，所以文化移植的时候不免发生冲突，所以外来文化必须调整以适应本土文化。他认为外来思想输入需要经过三个阶段：（一）因为看见表面的相同而调和；（二）因为看见不同而冲突；（三）因再发现真实的相合而调和。在第一阶段，调和是表面的，并未深入，第二阶段比较深入，第三阶段外来文化思想已经被吸收，加入本土文化血脉中。此时两种文化都发生了变化。

汤用彤先生学术成就中，最卓越的是汉唐佛教史研究，尤其是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的研究，集中反映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和《隋唐佛教史稿》两书中。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中，作者分为汉代佛教和魏晋南北朝佛教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考证了佛教入华诸说、永平求法传说、四十二章经、汉代佛法之流布，并根据历史文献中对于汉代佛教的记载和佛道的比较，从教理和行为两个方面阐明汉代佛教的性质实为一种道术，可称为“佛道”。第二部分讲了当时的名僧，包括其生平、履历、在佛教方面的造诣及贡献，其中重点讲了释道安、鸠摩罗什及其门下、释慧远、竺道生；佛教南北之区别及对隋唐的影响。汤用彤先生认为，魏晋时期，中国学术的面貌发生巨大变化，玄学开始盛行，佛教开始玄学化。他深入研究了汉魏佛教的两大系统-----安世高、康僧会一系的小乘禅学和支谶、支谦一系的大乘般若，并认为支谦之学主明本、重智慧，与玄学合流，直接影响了两晋南北朝的佛学风气，佛教的玄学化实际始于支谦。而释道安则为佛法的兴盛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南北朝时，佛教呈现南华北淳的不同学风。后来隋唐统一，佛教发展又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在《隋唐佛教史稿》中，汤用彤先生指出隋唐区别于前代后世的特点，具有统一性、国际性、自主性或独立性、系统性的特性，同时指出隋唐佛教“有如戏剧的顶点，是高潮的一刻，也正是下落的一刻”即佛教在隋唐时发展到鼎盛，但盛极必衰，到了五代时因精神非旧，又受孔教复兴的排斥，仅剩躯壳。另外，他指出在中国“宗”有二意：一是学派，一是教派。隋唐之前，中国佛教主要是学派的分歧，之后，因为各派争道统，各种教派便兴起了。

汤用彤先生在学术上的另一成就是魏晋玄学研究，《魏晋玄学论稿》便是其成果，另外还留有大量的讲演提纲、研究提纲等，涉及了魏晋玄学的重大问题。自汤用彤先生开始，学界才统称魏晋思想为魏晋玄学。他首先从《人物志》着手，分析汉魏之际的时风及其对玄学兴起的影响，并总结出魏晋清谈区别于汉代清议，指出原因：一在于正始以后学术兼接汉代道家之绪，老学的影响逐渐显着，二是清谈久了，便由具体人事到抽象玄理，是学问本身演进的趋势。汤用彤先生窥一而知全豹，通过分析与解释，揭示出魏晋时期学术思想的变迁发展。在书中，他花大量篇幅深究王弼的思想，提出两个问题（一）玄学的产生是否受佛学的影响？（二）这种外来的宗教何以能为中华人士所接受？要回答此问题必须先明了魏晋时期特有思想的生成和发展。他将此时代的思想分为两个方向：一为旧学，以阴阳五行为间架；二为新学，以“虚无之论”为基础。进一步指出魏晋时代“一般思想”的中心问题为：“理想的圣人之人格应该怎样？”因此而有自然与名教之分。作者认为王弼《解易》以“得意”即“寄言出意”的理论为根据，鄙视汉代的“象数之学”，抛弃阴阳五行等就说的传统，从而奠定魏晋玄学的基础。并指出玄学的生成有两个因素并得出，玄学的产生与佛学无关，玄学是从中华学术自然演进，从过去思想中随时衍出新义，渐成系统。玄学与印度佛教在理论上没有必然联系，换而言之，佛教并非玄学产生的原因。倒是反过来，佛教先受玄学的洗礼，才为我国人接受，当然佛教后来对玄学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将魏晋思想发展分为四个时期：（一）正始时期，在理论上多以《周易》、《老子》为根据，以何晏、王弼为代表；（二）元康时期，在思想上多受《庄子》学的影响，“激烈派”的思想流行；（三）永嘉时期，至少一部分人上承正始时期“温和派”的态度，而有新庄学，以向秀、郭象为代表。（四）东晋时期，亦可称“佛学时期”。指出魏晋思想的源头从汉末三国时期荆州一派《易》学与曹魏“形名家”的综合说起，到正始以下至元康、永嘉、至东晋的变迁，始终代表玄学继续发展的趋势，前后虽有不同的面目，但在思想本质有一贯的精神，这也是魏晋思想的特殊性所在。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参考文献：

[1]∵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海书店，1991年版

[2]∵王欣瑞，《汤用彤中国佛教史研究方法探析》，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1月

[3]∵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出自:∵《新学术∵》∵2008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