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显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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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显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

秦艳

摘要：作为西行求法的第一人，法显对佛教在中国的立足与传播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他对佛教思想、佛教制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佛教从宗教走向信仰方面有着他人无可比拟的开创作用。法显西行所取经书丰富了中国佛学宝库；律藏的搜求与翻译对佛教僧团制度的完善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佛国记》中对印度各地佛教供养行为的记录与传播，对推动佛教在中国从贵族走向平民，从宗教走向信仰，起了极大的引导作用。法显西行其始也简，而成之却也巨。

关键词：法显；中国；佛教传播

中图分类号：B9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6176（2010）03－0023－05

佛教自从汉代传人中国以来，历经千年迄今已经渗透到中国民众思想、生活的诸多方面。其在中国的传播，离不开与中国文化的相互融合，互融共生。早期的立足与发展更离不开前赴后继的僧人对佛教经典的求取与翻译。东晋高僧法显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位。

法显，俗姓龚，平阳武阳人，3岁为沙弥，20岁受具足戒，志行明敏，仪轨整肃。以60多岁之高龄，游历30余国，历时14载，耄耋之年回国，带回各类佛典11部，定出6部，共63卷。他是中国僧人到印度西行求法的先驱，成就、贡献、影响之大，在西行求法史上与玄奘、义净三人并称。

法显远游天竺，既是对佛教圣地的向往，对佛陀的怀念与敬仰，更是有感于当时佛教典籍缺失的客观情势，为弘扬佛道、求取真经而前往。佛教从西汉末年传人中国后，其初多赖中亚及印度的佛教徒来华传译经籍，往往篇章不备，或者转译失真，日渐不能满足需要，所以从曹魏末年的朱士行开始，产生西行求法运动；此后见于记载的，西晋有竺法护，东晋初有康法朗、于法兰，东晋中期以后有竺佛念、慧常、进行、慧辩、慧叡、支法领、法净、昙猛诸人，都是法显以前的先驱，而法显也是随着这一股潮流而前进的一人。但上述诸人中，确实到过天竺的，恐怕只有慧叡、昙猛二人。他们的成就和声名，都不及法显。汤用彤先生说：“陆去海还，广游西土，留学天竺，携经以归者，恐要数法显为第一人了”。法显西行及其所取译经书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具体体现在：

1、法显西行所取经书丰富了中国佛学的宝库，对佛教在中国的立足与传播有着无可比拟的开创之功。

首先，法显西行带回来的戒律使中国律学更加完整。

搜求律藏，完善律学是法显西行的首要目的。魏晋时代，诸国纷争的局面、纷乱的社会现实，造成大量的修行人员，但他们修行的目的、生活背景不一，使得修行环境非常复杂，这迫切需要律学经典来规范当时的佛教以及僧人的行为。而当时佛教虽处于向上发展的时期，但仍是初传期，佛教思想与制度主要依靠外来佛教因素的诱导与影响，还没有明显与中国文化相结合，未能独立发展。因此佛教典籍的求取与翻译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此时佛典大都由于阗***传人，并非梵文原本，在翻译经典方面还没有形成一套语言体系，在传译经典的过程中容易出现失真以及对佛教义理的理解偏颇等情况。即便如此，据资料分析，这一时期戒律典籍方面的翻译也是非常少的。

在戒律方面，一般来说有五部律，分别是昙无德部《四分律》、萨婆多部《十诵律》、弥沙塞部《五分律》、摩诃僧祗部《摩诃僧祗律》、迦叶遗部《解脱律》。但最后一部未在我国传译，故有“四广律”之说。

由此可以看出，法显西行前整个佛教僧团没有一部完整的戒律。典籍不全，无法相互考校，就使对佛教戒律的理解、认识容易产生歧义，使僧团缺少正确统一的行动指南。而佛教的行为规范是佛教能在中国立足的基础，法显所带来的律书则正契合了这种需求。四部戒律，法显一人带回三部梵本（《摩诃僧祗律》、《萨婆多律》、《弥沙塞律抄》），并亲自译出一部，由他人译出一部，其传译之功，独步千古。

其次，对毗昙之学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法显西行求法，在巴连弗邑居住的3年时间中，主要是学梵书、梵语，以及抄写戒律。但同时也抄得《杂阿毗昙心论》约六千偈与《摩诃僧祗阿毗昙》。归国后，又与佛陀跋陀罗共同译出这部《杂心论》，推动了当时的毗昙学研究。

《杂阿毗昙心论》是毗昙学的要典之一。毗昙之学，在晋宋之际相当兴盛。事实上，毗昙学在汉末安世高初传佛学时即有涉及。但随后的中国佛教偏重于般若学，并以玄学的思维方式把握大乘佛教精神，不太注重小乘名相概念。到东晋中后期，迅速发展的中国佛教，才又重新注重毗昙的传译。道安晚年在长安，尤其重视有部毗昙。前秦建元十九年（383），僧伽提婆译出《发智论》。《发智论》是说一切有部的根本论书，后人为了解释此论，邀集500人，费时12年，写成《大毗婆沙论》十万颂。对此卷帙浩繁的论典，为了便于领会其中要义，又出《阿毗昙心论》，心者乃核心、纲要之义。东晋太元十六年（391），僧伽提婆又应庐山慧远之请，译出《阿毗昙心论》。而法显西行所抄得的《杂阿毗昙心论》，即是解释这部《心论》。这些论典虽是属于说一切有部，但对准确理解佛法的基本概念与思想相当有用。晋末宋初的毗昙学研究，为此后中国唯识学的传播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再次，佛性说的率先提出，对大乘佛教与顿悟学说在中国的兴起起到了重要作用。

佛教自创立之后，逐渐由讲求渐悟的小乘佛教向倡导顿悟的大乘佛教过渡。两晋南北朝时期，顿悟学说开始在中国兴起。首倡者为竺道生。但在他之前，可能已有这种思想的萌芽，法显从印度带回并翻译的6卷《大般泥洹经》中就隐含着“一切众生悉成平等如来法身”的思想。《高僧传》认为竺道生受到了法显《泥洹经》的影响。《高僧传》卷七《竺道生传》载：“又《六卷泥洹》先至京师，生剖析经理，洞入幽微，乃说一阐提人皆得成佛。”

《大般泥洹经》，是大乘《涅盘经》的最初译本。大乘《涅盘经》的“如来性品”，主张“一切众生，虽有佛性，要因持戒，然后乃见”。在大乘《涅盘经》尚未译出之前，当时的佛教界依然还是以般若思想为主，兼及《法华经》、《华严经》等经典。但法显的归来，使南朝佛教开始关注《大般涅盘经》。从《般若经》到《涅盘经》，反映了中国佛教思想的重大变化，更多地关注解脱成佛的问题。

不过，涅盘说也同时注重戒律的受持，不致产生唱高调而无戒行的流弊。大乘《涅盘经》，一边说佛性常住，佛常、法常、比丘僧常、众生亦常，一边极力强调若不受持戒律，便不可能见到佛性，通常称之为“扶律谈常”。因此法显译出《大般泥洹经》的宗旨可能是在弘扬戒律，却也附带传递了一个崭新的消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并且影响了一千数百年来的中国佛教。

2、法显西行带回及翻译的律藏经典对中国佛教僧团制度的完善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佛教作为一种制度性的宗教，制度建设是义理建设的凝固化和物质化，而思想义理只有在达到制度化的层面之后，其影响才有可能更加持久。因此佛教在中国的立足与传播，其制度建设至关重要。如前所述，法显西行的首要目的是求取律藏，完善汉地律法，充实僧团制度。因此，他对中国佛教制度建设的贡献主要在于他对印度佛教戒律的翻译和引进，为中国汉地僧团制度的完善提供了主要依据。

从佛教初人中土直到唐以前，俗众出家受戒并不十分严格，对于戒律也仅仅是了解基本的戒条即可。据《高僧传》记载：“昙柯迦罗，此云‘法时’。本中天竺人……以魏嘉平中，来至洛阳。于时魏境虽有佛法，而道风讹替，亦有众僧未禀归戒，正以剪落殊俗耳。设复斋阡，事法祠祀。迦罗既至，大行佛法。时有众僧共请迦罗，译出戒律。迦罗以律部曲制，文言繁广，佛教未昌，必不承用。乃译出《僧祗戒心》，止备朝夕。更请梵僧，立羯磨法受戒。中夏戒律始自于此。”

当佛教在古代中国社会逐渐流行起来，译经和传法事业得以发展，于是逐渐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僧团。这些僧团或是以某个译经僧为核心，或是以某一寺院为传法基地，辐射开来而成为佛教在中土传播的主要力量。但在社会动荡的魏晋时期，整个佛教僧团仍没有一部完整的戒律，因此在关于僧团如何举行授戒、说戒、安居、忏悔等集会仪式，如何日常行持轨范、如何传法、如何进行寺院管理、制止僧团发生纠纷，处理僧团内部事务，僧尼在衣食住及日常生活中应当遵守怎样的理仪，如何处理与社会民众之间的关系等诸多方面便不甚清楚、纷繁芜杂，僧团出现了仪规不整的现象，遭到社会的尖锐批评，甚至有的统治者以僧人滥杂为由，下令裁汰僧人，非常不利于佛教在中国的立足。因此，戒律对中国佛教僧团的健康存在和发展影响极大。

法显之前的道安、同时代的慧远都曾对中国僧团制度的建设做出过不同的尝试。道安一面感叹“云有五百戒，不知何以不至?此乃最急。四部不具，于大化有所阙”；一面则根据当时已有的戒律文本着手制定出“僧尼规范”。《高僧传·道安传》载：“安既德为物宗，学兼三藏。所制‘僧尼规范’、‘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一日‘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日‘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日‘布萨、差使、悔过等法’。天下寺舍，遂择而从之。”

道安的高足、与法显同时代的慧远听说昙摩流支来华，就派弟子昙邕前去关中，请求译全《十诵律》。不过，这些印度传来的佛教戒律并不完全适用中国的实际情况，慧远就参照道安、支遁等先辈的做法，制定僧尼活动的规章制度，有所谓《法社节度》、《外寺僧节度》、《比丘尼节度》等。

在戒律不曾完备的情况下，中国僧人采取的办法是结合已有的文本来进行自我发挥与创造，可能更适应当时中国社会的现状，不过这样的过程势必会导致中国佛教的戒律与印度佛教原有之戒律有所出入。同时“分张徒众，各随所之”，分而治之的僧团组织，使得整个汉地没有一个统一的僧团组织和一部完整的戒律，这对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也有极大的制约。

在这种形势下，法显西行的意义，他对印度佛教戒律的翻译和引进就显得尤为重要。其实，早在长安之时，法显已经组织僧人翻译了《十诵比丘戒本》1卷、《比丘尼大戒》1卷、《教授比丘尼二岁坛文》1卷等3部戒律文本，之后发愿心西行至中天竺求取佛教戒律文本。在中天竺摩竭提国巴连弗邑抄回《摩诃僧祗众律》、《萨婆多众律抄》各1部，在师子国求得《弥沙塞律》藏本。其中《萨婆多众律抄》在法显回国前已经由鸠摩罗什与佛若多罗等于后秦弘始七年译出，名为《十诵律》，共61卷。法显回国后译出了《摩诃僧祗众律》，与《十诵律》一起成为南北朝时期佛教戒律学的主要依据。其所带回来的戒律，对汉地僧团制度建设的作用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宛如及时的春雨”。

3、《佛国记》中对印度民间佛教的记录促进了中国佛教民间化。

在佛教的存在与传播形式中包含了两个层次：一是由上层人士、知识分子所代表的着重阐扬经典教义的精英佛教，二是一般社会大众奉持的以念经拜佛为主的民间佛教。精英佛教主要以完整而深刻的理论体系呈现出来，信仰者以那些对理论感兴趣并有理论欣赏或理论思辨能力的人士为主。而民间佛教，其信仰者或主要的推动者来自民间，其表现形态则主要是具有超越性或民俗性的信仰。前一类是佛教民族化的主导，后一类则是佛教民族化的基础。

法显游历印度14年，归国后根据所见所闻写成《佛国记》。其中载道，印度民间佛教信仰的表现形式是建立佛陀塑像、造塔供养佛顶骨、佛齿等佛舍利，供养佛钵、佛杖等佛遗物，在有佛遗迹的地方建塔、寺纪念等。

有关佛舍利的供养，如在摩竭提国（今印度比哈尔邦的巴特那）有阿育王建的佛舍利塔及建立的石柱；葱岭以东的竭叉国（今喀什）见到有对石制的佛唾及佛齿的供养塔；在中天竺的僧伽施国（今印度北方邦的法鲁巴克德），见到收藏佛发、佛爪的塔；至那竭国界酰罗城见到佛顶骨和佛齿的供养寺院等等。

有关佛钵、法杖等遗物的记载也有不少，并且这些遗物往往被赋予了神秘的功能。如其载弗楼沙国所供养佛钵：“捷陀卫国南行四日到弗楼沙国。……佛钵即在此国。昔月氏王大兴兵众，来伐此国，欲取佛钵。既伏此国已，月氏王等笃信佛法，欲持钵去，故大兴供养。供养三宝毕，乃技饰大象，置钵其上。象便伏地，不能得前。更作四轮车载钵，八象共牵，复不能进。王知与钵缘未至，深自愧叹，即于此处起塔及僧伽蓝，并留镇守，种种供养。可有七百余僧，日将欲中，众僧则出钵，与白衣等种种供养，然后中食。至暮烧香时复尔。可容二斗许，杂色而黑多，四际分明，厚可二分，甚光泽。贫人以少华投中便满，有大富者欲以多华供养，正复百千万斛，终不能满。宝云僧景止，供养佛钵便还。”佛钵在弗楼沙国的传奇经历以及所包含的神异威力广为天下所知，成为北印度比较着名的一种佛陀崇拜形态。那竭国（今阿富汗），供养的佛锡杖也有特殊的能力：“城东北一由延，到一谷口有佛锡杖，亦起精舍供养。杖以牛头旃檀作，长丈六七许，以木筒盛之，正复百千人举不能移。入谷口西行有佛僧伽梨，亦起精舍供养。彼国土俗亢旱，时国人相率出衣，礼拜供养，天即大雨。”可见，佛的锡杖已经被赋予了神奇的力量。至于佛的衣服，那竭国的信众也建立了精舍进行供养，而且被认为具有祈雨的灵验，当天旱时，请出佛的衣服礼拜供养，即可迎来甘霖普降，佛衣崇拜和现实生活结合在一起了。这些神秘能力的描写，更容易吸引普通民众的目光，使其对佛教产生浓厚的兴趣，促进佛教在民间的传播。

而有关佛像供养的记载，也有不少。在西北天竺的陀历国（今克什米尔西北）见有木制的八丈高罗汉像，有学者推测这是最早的弥陀造像；在师子国（今斯里兰卡）无畏山僧伽蓝中也供有青玉塑像，更令法显感慨的是此像前有商人以晋地一白绢扇供养，法显见物怀乡，不觉凄然，泪下满面；除此之外，在佛陀本生故事所在地、佛陀住世时的各种游历行化所在地的纪念遗迹，也均有寺塔等建筑物，供给佛教徒们作供养礼敬的场所。

这种供养行为，与佛教的根本精神与思想似乎并不一致。因为佛陀住世时，并不赞成形式的崇拜。而佛陀涅盘后，无论是大乘佛教还是小乘佛教，都认为佛是苦海的大导师，不是供给大众崇拜的神明。

可是，从《佛国记》中的记载所见，佛灭之后的西域印度，供养礼敬佛的遗骨、遗物、遗迹，乃至罗汉圣者的遗骨、遗迹，已是普遍的现象。佛教传到了中国，这种源于西域印度的风俗信仰也传了过来。正如释圣严所言，佛教的本质，虽异于有神论的宗教信仰，流传中的佛教，却不能不赋予宗教的功能。《佛国记》介绍了这种宗教的功能，也影响了中国的佛教，例如供养佛指、佛牙、佛像、佛塔等，深刻影响了中国佛教的民间化，对中国佛教从贵族走向平民，从上层走向民间起了极大的引导作用，有些至今仍深有影响。如，佛足印的崇拜，法显西行印度曾巡礼过这些遗迹，并在书中留有记录。而后世去印度求法的僧人对此也一直热情不减，玄奘去印度时曾经带回佛足印，在中国产生重要影响，至今中国各地依然可以见到佛足印，现代的人们对此兴趣依然。此外，这些记载中的很多内容还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国的文化。如书中记载的北印度的佛本生遗迹，其中的内涵都成为后世中国极为流行的本生故事。割肉喂鸽、舍身施虎、以眼施人、以头施人等故事不但在佛教界成为激励人们行善布施的榜样，而且成为中国文学和艺术的重要素材，对中国文学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综上所述，法显西行印度所取译经书及其《佛国记》的撰述，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佛教在中国初传阶段，法显的西行使中国佛教从被动的接受转变为主动的求取。作为西行求法的第一人，他对佛教思想、佛教制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佛教从宗教走向信仰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西行所取经书丰富了中国佛学宝库；律藏的搜求与翻译促进了佛教僧团制度的完善与发展；《佛国记》中印度民间佛教信仰的记录，对推动佛教在中国从贵族走向平民，从宗教走向信仰，起了极大的引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