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闽、南唐佛教的成长

吴越、闽、南唐佛教的成长

五代时期的南方，虽说列国并存，各据一方，但各国境内相对处于安定的状态，一些国家历时较久。

中国佛教的根基在北方，隋唐佛教各宗派的思想渊源于北方地区，大部分宗派也是在这里形成、传播。但自中唐以后，佛教的传播发生了重大变化，教团的势力开始大规模转移。五代时期，由于北方持续陷于混乱，各王朝采取对佛教严格限制的基本政策，同时伴随着士族势力的彻底崩溃，与此紧密联系的隋唐佛教宗派中的大多数走向式微乃至绝传。与此相反，南方各国帝王一般都具有较强烈的佛教信仰，对佛教的建寺、造塔、造像、写经、度僧等活动表现出相当的热忱态度。以这一社会条件为背景，依托有利的地理环境，禅宗在南方传播开来。

禅宗繁荣的标志是五家禅的兴起，它们各领风骚，表达各自独特禅风；而五家禅的成立，集中在唐末五代。其中沩仰宗、临济宗形成于九世纪中叶，曹洞宗建立于九世纪后叶，云门宗成立于十世纪前叶，法眼宗产生于十世纪前叶而稍晚于云门宗。五家之中，除临济宗创立于北方地区，其余四家都成立于南方，而临济宗不久也渡江南下，转入南方地区传承。禅宗在唐末五代时期的南方传播，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一页，它对宋以后中国佛教的展开具有深刻影响。

五代时期的南方佛教以吴越、闽、南唐诸国为代表。

后梁太祖开平元年（907），钱镠被封为吴越王，此后历五世七十二年，吴越境内未受战乱之扰；至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钱镠归顺北宋，才结束吴越国的历史。钱镠和他的继承人，都没有过分加重人民的徭役、赋税负担，也没有发动频繁的战争，使这一地区的经济得到较大的发展。吴越国在佛教史上则有其特殊地位。吴越诸王以杭州为中心，在原有基础上，大力推广佛教，从而使一向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佛教转向以杭州等地为中心而传播，给宋代佛教的展开奠定了基础，实现佛教由北往南转移的过程。

武肃王钱镠，青年时代主要信仰道教，后来则兼奉佛、道，晚年更深信佛教。《佛祖统纪》卷十一载钱镠的奉佛缘由，说：

先是钱武肃王帅杭，尝患目眚。夜梦素衣仙人，言自永嘉来。明旦，永嘉僧投牒，愿以观音像献；言得之海潮，诸山迎之不能举。即而示梦，欲归越城。武肃王即具威仪迎至。见像已，目即还明。

又《宋高僧传》卷一二载有关钱镠与禅僧洪□的关系，说：

初，□有先见之明。武肃王家居石鉴山，及就戎应募为军，□一见握手，屏左右而谓之曰：好自爱，他日贵极，当与佛法为主。后累立战功，为杭牧，故奏署□师号。见必拜跪，檀施丰厚，异于常数。终时执丧礼，念微时之言矣。

意为钱氏因佛教因缘而得意，故此后倾心于佛教事业。其实，江浙杭州地区原来就有较好的佛教基础，随着经济的开发和北方僧侣的渡江南下，自然也就成为中兴佛教的基地。

钱镠为收罗才学异人，吸引各地高僧人杭州，“僧侣者通于术数，居两浙，大为钱镠所礼，谓之国师”（《十国春秋》卷八九）。同时又广建寺塔，据称“寺塔之建，吴越武肃王倍于九国”（《金涂塔记》，《金石萃编》卷一一二）。

开平四年（910），钱镠幼子令因为僧，赐紫衣，号“无相国师”（见《佛祖统记》卷四二）；乾化元年（911），钱镠召沙门鸿楚于龙兴寺开度戒坛，奏请赐紫衣，诏可（见《宋高僧传》卷二五）；乾化二年，杭州龙兴寺请沙门可周讲经，听讲者僧俗五百，钱镠复命其于天宝堂夜为“冥师”讲经（见《宋高僧传》卷七）；乾化三年，杭州瑞应幼璋禅师请钱镠每年于天台山建金光明道场，诸郡黑白大会，逾月而散（见《释氏稽古略》卷三）。与此同时，钱镠又召集着名道士于其幕下，以“沈崧、皮光业、林鼎、罗隐为宾客”（《新五代史》卷六七）。钱镠对佛、道同时加以信奉的这一政策，既与五代时期南方道教的发展相适应，同时也与浙江一带天台宗圆融思想一致，它不仅对五代南方地区佛教具有影响，而且还反映到北宋时期杭州佛教的结构中。

文穆王钱元瓘继承钱镠的佛教政策，予高僧以优礼。“文穆王钱氏创龙册寺，请（道）怤居之，吴越禅学自此而兴”（《宋高僧传》卷一三）；“又创龙册寺以居师，学侣奔凑，由是吴越盛于玄学”（《释氏稽古略》卷三）。道怤是禅僧雪峰义存的弟子。

吴越诸王中奉佛最为热忱的，当数忠懿王钱俶（929-988）。据传，当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废佛之时，他曾制八万四千铜塔，中间封藏《宝箧印陀罗尼经》印刷卷子，颁布境内（《金涂塔记》，《金石萃编》卷一二二）。又以杭州为中心，一生中兴建大型寺院数百，归宋后又以爱子为僧（见《宋史》卷四八○）。

受钱俶礼遇的僧侣很多，其中突出的有德韶、义寂、延寿等。天台德韶是法眼宗创立者清凉文益的法嗣，据载，当钱俶早年刺台州时，他已被“延请问道”，并有言在先：“他日为霸主，无忘佛恩”；故钱俶于即位之时，即遣使迎请，“申弟子礼，尊为国师”（《释氏稽古略》卷三；《景德传灯录》卷二五）。螺溪义寂是天台宗僧侣，他也受到钱俶礼遇。钱俶特别为他在天台山建立螺溪道场，并召他“至金门建讲，问智者教义”（《佛祖统纪》卷一○）。永明延寿是德韶法嗣，也深受钱俶优礼。北宋建隆元年（960），钱俶重建灵隐寺，请延寿住持；二年，又请住持永明寺。钱俶还以赞宁为两浙僧统。赞宁博物多识，辩说纵横，着作颇丰。

吴越佛教对宋代佛教影响最为深刻的，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提倡。忠懿王钱俶在为延寿《宗镜录》所写的序文中，曾明确提出三教合一理想，说：

详夫域中之教者三：正君臣，亲父子，厚人伦——儒，吾之师也；寂兮寥兮，视听无得，自微妙升虚无，以止乎乘风驭景，君得之则善建不拔，人得之则延贶无穷——道，儒之师也；四谛十二因缘，三明八解脱，时习不忘，日修以得，一登果地，永达真常——释，道之宗也。惟此三教，并自心修。

儒、释、道虽分而为三，各有所长，但都是修心的必要课目，并且通过自心的同时并修，可以统一无碍。这就是说，三教在一心的基础上，可以得到统一。钱俶的这一说法，协调了隋唐以后三教互争长短高下的矛盾，对宋代三教合一说的全面展开，具有创议之功。

就佛教自身而言，吴越佛教发展了中唐以后佛教内部的融合倾向，这也为宋代佛教的进一步全面融合奠定了基础。延寿之学虽承禅宗法眼宗，而又不拘一宗一派之说，善于将天台教义、唯识学说、净土思想与之结合。他的《宗镜录》一书，保存了隋唐各宗的思想资料，评述了它们的教义，体现了作者的融合调和思想，这是为钱俶所重视的主要原因。

因天台教籍在会昌灭佛后流落海外，散佚严重，断简残篇，传者无凭，义寂乃请德韶为言，奏请往各处搜求，于是钱俶遣使往高丽、日本等国求取经典。至北宋初年，高丽僧谛观持大量天台宗诸部论疏来华，遂使天台一宗在宋初呈现“中兴”的迹象（见《佛祖统纪》卷一○）。相对于北方诸国佛教重视戒律和经义而言，吴越佛教基本上是以杭州为中心的禅宗和以天台山为中心的天台宗的结合，两者互相吸收、融合。如禅僧天台德韶便受天台思想影响，“寻回本道，游天台山，观智者□禅师遗踪”（《五灯会元》卷一○）。义寂之见重于钱俶，则是因德韶的推荐。

吴越对东南地区经济的开发有一定贡献。从浙水两岸到太湖周围，农民在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下，充分利用优越的地理条件，建设农田水利，发展农业生产。在此基础上，工商业和城市也繁荣起来。据《资治通鉴》卷二八八载：“吴越王弘俶，募民能垦荒田者，勿收其税，由是境内无弃土。或请纠民遗丁以增赋，仍自掌其事。弘俶杖之国门，国人皆悦。”国家粮仓因此而得以积聚十年的军粮。又据《旧五代史》卷一三三载，都城杭州在吴越时再经治理，水上交通发达，工商业日趋繁荣：“旧日海潮逼州城，镠大发工徒，凿石填江，又平江中罗刹石，悉起台榭，广郡郭周三十里。邑屋之繁会，江山之雕丽，实江南之胜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