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注体式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注体式

摘∵要：魏晋南北朝史注的发展是这一时期史学发展和语言文化变迁的重要表现，本文对这一时期的史注体式的种类及其成果进行初步的调察和发掘，以期能从总体上把握魏晋南北朝史注的面貌及其在史注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史注∵体式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社会大变动，民族大融合的时期，也是史学多途发展的时期。汉语言文字在多种文化的冲击下发生了转变，词形、语音、词汇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一个词，由于声调的不同，就有不同的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1]∵这就对人们读前朝史书增添了困难。史注家继承前辈注史的传统，吸收儒经注疏及佛经合本子注的经验，传述事实，证发文意，对前代及晚近史书进行注解和阐发，除注音、释义、评论及发凡起例外，还讲述其得失，补注其缺漏，积累了丰富的史注方法。这一时期的史注数目很大，达三十余种，一千多卷；种类繁多，有注体、解体、训体、考辨体、音义体、集解体、自注体等体式；内容丰富，涉及纪传体史书、历史地理、笔记杂志等类史书；名家辈出，注家中驰名后世与原书作者齐名的很多，甚至超过原书作者的也不乏其人。[2]史注的发达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史学多途发展的生动面貌，值得我们认真探讨。

注体史注

注体是最为常用，并且成果众多的一种体式。“注”的本意是用水以此挹彼，即灌注、灌输的意思，引申之，是以今语释古语，以今事比喻古事。古代史书文义艰深，必须解释而后明，犹如水道阻塞，需灌注而后通。为了用浅近的语言或丰富的材料解决史书中的疑难，为时人和后人阅读史书提供便利，注体应运而生。注体始于西汉，成熟于东汉，主要集中于经注。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史注家借鉴经学家注经的方法注解史书，使这一体式的史书注释成果远远超过同期的经注。这一时期对纪传体史书所作的注数量多，佳作迭出，主要有南朝宋时裴松之《三国志》注，南朝梁时刘昭《后汉书》注及《续汉书》注等。

裴松之（372-451）∵奉旨为《三国志》作注，他“上搜旧闻，旁摭遗逸……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采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谬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辨。”[3]裴注以补阙、备异、惩枉、论辨为主，扩大了史注的内容和范围，开创了史注的新体式，对后来的史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文帝览后称赞说：“此为不朽矣。”[4]∵刘昭搜集各种《后汉书》及相关材料补注范晔《后汉书》及司马彪《续汉书》，“昭又集《后汉》同异，以注范史，世称博悉，”[5]∵清人钱大昕说：“昭本注范史纪传，又取司马氏续汉志兼注之，以补蔚宗之阙，故于卷首特标注补，明非蔚宗元文也。”[6]唐代李贤《后汉书》注出后，刘昭注逐渐散佚，只有《续汉书》八志三十卷注尚存。从现存八志的注看，刘昭继承了裴松之注的作法，侧重对事实的注释，他不仅对原书未作注的部分加以补注，而且对本注加以注释，在保存史料阐明史义方面有一定的贡献。

此外，还有南朝齐时陆澄《汉书》注，《隋书·经籍志》云：“《汉书》注一卷，齐紫金光禄大夫陆澄撰；”南朝梁时刘孝标《汉书》注，《隋书·经籍志》云：“《汉书》注一百四十卷，梁刘孝标撰；”南朝梁元帝《汉书》注,《南史·元帝纪》、元帝“注《汉书》一百五十卷;”南朝梁时吴均《后汉书》注，《南史·文学传》：“均注范晔《后汉书》九十卷。”

注体史注在编年体、国别体、历史地理及笔记杂志等类体裁史书中也大显身手，着名的有三国吴韦昭《国语》注、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等。韦昭《国语》注是现存较早的史书注本，《国语解叙》云：“参之以五经，检之以内传，以《世本》考其源，以《尔雅》齐其训，去非要,存事实，凡所发正，三百七事。”韦昭不仅注释文字，还疏通大义、深得汉人注书义法，宋代宋痒《国语补音叙录》说：“其注备而有体,可谓一家名学。”北魏后期郦道元以前人的着作《水经》为蓝本，广罗地理着作及地图，并且进行实地调查搜集大量可靠的资料，撰成《水经注》四十卷，将《水经》中的河流和支流的源流经过，以及历史事迹、风土人情、山川形胜都做了生动而翔实的记述，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清初刘献廷在《广阳杂记》中称赞《水经注》“片言只字，妙绝古今，诚宇宙未有之奇书也。”刘孝标为《世说新语》作注，补充了大量的材料，所引书达400多种，宋人高似孙《纬略》中说“梁刘孝标注此书，引援评确，有不言之妙……所载特详，闻见未接，实为注书之法。”除以上三书外，这一时期的注体史注还有：三国吴虞翻、唐固等的《国语》注、《三国志·虞翻传》;虞翻“又为《老子》、《论语》《国语》训注，皆传于世”；《三国志·唐固传》：唐固“着《国语》、《公羊》《谷梁》注”;西晋陈寿《季汉辅臣》注、挚虞《三辅决录》注,见《史通·补注》；西凉刘暋白ⅰ吨芤住贰ⅰ逗亲印贰ⅰ度宋镏尽贰痘剖浴凡⑿杏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