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佛教初传龟兹

关于佛教初传龟兹

作者：∵陈世良

龟兹（今库车），是“丝绸之路”北道的重镇。龟兹佛教，曾对中国佛教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目前龟兹王国遗留的佛教寺院及文物来看，无疑对吐鲁番、敦煌以东曾发生过巨大影响。为此，探讨佛教何时传入龟兹，不仅对于龟兹佛教，而且对于中原佛教来说，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梁书·刘之遴传》载；

之遴好古爱奇，在荆州聚古器数十百种。……献古器四种于东宫。……其第三种，外国澡灌一口，铭云元封二年龟兹国献。

元封二年，为汉武帝年号，即公元前109年。澡灌，为佛教僧侣洗濯用具。此一澡灌，由龟兹国进献给汉武帝，当然具有特殊意义，应该是表明龟兹国此时已经信仰佛教，才以澡灌作为神圣之物拿来进献。以澡灌作为礼品送人，好象是深为龟兹佛教徒喜爱的一种礼节。据《高僧传·释慧远》载，慧远在庐山，闻鸠摩罗什至长安，乃修书致意罗什，并送“天酒之器，此既法物，聊以示怀。”罗什答书，回赠“往常所用鍮石双口澡灌，可备法物之数也。”但是，由于元封二年龟兹国进献澡灌一事，它书弦未载，例属孤证；而此灌实物世所不传，因此学界对于元封二年（前109年）龟兹是否信仰佛教，[1]多取疑信参半的态度。

其实，上引《梁书》所载元封二年龟兹已信仰佛教之事，并非孤证，据《出三藏记集》第十一〈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载；

然女人之心弱而多放，佛达其微，防之宜密，是故立戒每倍于男也。大法流此五百余年，比丘尼大戒了于其文。以此推之，外因道士亦难斯人也。

据上文，则知电兹流布佛教已有五百多年，则从《比丘尼戒本》译出时问上推五百多年，当不难知道龟兹佛教初传之时问。据该序载，《比丘尼戒本》为晋武帝世所译出，但具体时问未明言。又据《关中近出尼二种坛文夏坐杂十二事并杂事》载：

卷初记云：太岁已卯鹑尾之岁十一月十一日，在长安出此比丘尼大戒，其月二十六日讫。僧纯于龟兹佛图舌弥许戒本。昙摩侍传，佛念执胡，慧常笔受。

此文中的比丘尼大戒，也即前引之比丘尼戒本。据此，则可知《比丘尼大戒》于己卯岁，即晋孝武帝太元三年（公元378年），在长安译出。从公元378年往上推500多年，则佛教传入龟兹当在公元前122年或稍前，即汉武帝元狩元年或稍前。这一年代，与《梁书》所载公元前109年龟兹国贡献澡灌事，相差无几，且都在汉武帝之世，两者可以互相印证，当非巧合。

据《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关中近出尼二种坛文夏坐杂十二事并杂事》等所载，、《比丘尼大戒》是僧纯、昙充亲至龟兹，从龟兹高德沙门佛图舌得处来弥，因而上述两文中所记之事，当是写序者从僧纯、昙充两人所述亲身经历而记出者，其来源为龟兹，可信度应是很高的。序原失作者名，汤用彤先生认为“当是道安亲闻僧纯所言，而记出者"。[2]墨所说很是。因此，无论是从其资料来源，或是从作者道安来看，佛教传入龟兹的时问，应在公元前122年或稍前，也即汉武帝之世。∵

但是，《阿育王息子坏目因缘经》载：

新头河表，至娑伽国乾陀越城乌特村聚。剑浮、安息、康居、乌孙、龟兹、于阗，至于秦土，此阎浮半赐与法益，纲理人民，垂益后世。

依据该佛经的说法，似乎阿育王（前273一前232）时佛教就已传入龟兹了。前人大多以为该经所说纯系伪造。我认为该经所说阿育王时佛教已传入龟兹，是缺乏根据的，但又是事出有因的，其根源在于说一切有部的经典。∵

阿育王在位来年曾颁布过一道不载日期的特种法敕，敕令中有关于僧尼社团分裂的问题，学者们一般认为此一敕令颁布的旧期可能在公元前237年。在敕令中，阿育王希望僧团长期保持一致，规定任何僧尼搞分裂僧团的活动应该让他们穿白衣服（平民服装）住到僧舍之外去，换言之即是驱逐。掌法大臣必须在他的管辖区内的僧尼中，也在居士弟子中，宣布此事。学者们认为，这次分裂是说一切有部退出上座部。说一切有部的典籍记载了一次分裂，皇帝作出决定反对他们，他们被驱逐到罽宾（今克什米尔）去。但是，被驱逐的说一切有部，在帝国的边远地区仍旧维持他们的僧团，认为他们仍属于受阿育王恩宠的上座部的一部分。[3]可能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当以后说一切有部传布到龟兹、于阗等地的时候，他们仍旧宣称自已是受阿育王派遣，与阿育王的儿子法益一起来的。这可能便是《阿育王息子坏目因缘经》中出现塔里木盆地诸国名的背景。如果上说不误，则只能说明说一切有部北传的缘起，而其年代显然是需要分析的。当被驱逐的说一切有部备受打击、到达罽宾后，迅速发展是不可能的，尔后的年代由于政治势力迭变，对于佛教的发展环境并不是很有利，只有到了汉武帝时，张骞凿空，中西交通畅达，这才给佛教的东渐造成了有利的形势。

龟兹王国历来为说一切有部的根本重地，而僧纯等人从说一切有部大师佛图舌弥处带来的资料，并没有说佛教在阿育王时就已传入龟兹，反而说才五百多年（即汉武帝在位期间），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这一资料来源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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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拙作：《龟兹白姓与佛教东渐》，载《世界宗教研究》1984年第4期第43页。

[2]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册，筇197页，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

[3]∵（英）渥德尔着，乇世安译：《印度佛教史》，第248—254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