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中国化的传播学分析

佛教于雅斯贝尔斯所说的人类文明的轴心时期公元前6世纪——5世纪（这一时期也正是中国产生了孔子和老子、儒家和道家的时期）在印度恒河流域由乔达摩?悉达多创立，之后便向周围各国传播。有史可证的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是公元1世纪即东汉明帝时（《四十二章经序》）。自此佛教历经周折深入中国文化，并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产生于印度河——恒河流域的佛教文化与中国的产生于黄河——长江流域的本土文化有着很大的差异，而佛教成功地在中华文化中站住了脚，并深入地影响到中国文化的哲学、伦理道德观、文学艺术、日常生活，不可谓不是跨文化传播史上的最成功的案例，且为后人留下了文化传播的历史经验。

传播可能性分析：佛教是一种哲学和心理学风味很强的宗教，有高度的抽象性、思辨性和高度的智慧。作为一个文化生命体，任何宗教都有努力向更宽广的范围传播的本能冲动。虽然这种传播会受到交通、通信以及其他信息传播技术条件的限制，但只要有机会，传播就会发生。古中国和古印度被喜马拉雅山所阻隔，交通极为困难，两者之间的文化传播和交流很难直接进行。但在公元1世纪左右，处于汉代的中国经济、文化已很发达，内地与西域的联系也已经打通，丝绸之路将中国通往西亚并进而间接通往南亚的道路联系起来。佛教正是经过印度的西北部，东逾葱岭进入西域，再经过天山南路的龟兹、于阗等国，才进入玉门关、阳关而逐步传入内地。因此，佛教的东传是由西域这个缓冲地带起到桥梁作用而实现的。这当中，起到了最关键作用的是大月氏建立的横跨中亚印度的贵霜王国。

除了交通通信外，政治和经济也能间接促进文化传播。公元前138年，张骞西进，带回了大量有关西域的资料，其中不乏佛学资料（《华夏传播论》461页）。佛教的早期传播也靠中亚各国和西域的商人、僧人。因此，最早传入中国的佛经不是直接从梵文翻译过来的，而是从中亚古代语言，尤其是吐火罗语翻译而来。

早期佛教在中国内地的传播并不是很有效，信仰者主要是来中国经商的中亚和西域的胡人。但魏晋以来的社会政治大动乱以及少数民族内移为佛教在中国内地真正盛行提供了社会基础。

传播方式分析：佛教的中国化实质是一种跨文化传播，传播的主要方式是运用文字和口头语言讲授佛学思想。这种传播除了需要信息的获得，还需要信息的转换。汉代永平10年即公元67年，受明帝委派去西域求取佛法的蔡音在大月氏遇中天竺僧人竺摩腾和竺法兰，一同携佛像和经卷返回洛阳。明帝为此专门制造了中国第一座传播佛学的寺院白马寺，竺摩腾和竺法兰在白马寺译出了着名的《四十二章经》。至此，中国开始了翻译佛经的历史。这位佛教通过文字和口语传播奠定了基础。

传播策略分析：在佛教传入中国前，中国已有发达而灿烂的文化。异质性的佛教文化想要在悠久而强大的中国文化中站住脚扎下根，除了其本身的魅力之外，还必须要注重传播策略。佛教试图解释人类苦难的根源并提出克服他们的方法，这是其魅力所在。但诚如《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的作者卡普拉所说，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之间的对立是如此明显，可以说他们代表了人类思想的两极。前者是一种想象的、形而上学的和超验的思想，后者是一种实际的、实用的和社会性的思想。这决定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必须采用依附、适应、在互补的基础上本土化的策略。首先寻找佛教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相同之处，这个相通之处就是神秘主义。佛教的神学体系本非其布道主旨，但为了适应中国文化中的宗教色彩，亲近崇信这些文化的各阶层人士，西来的佛学被迫将自己的教义和中国的黄老之术相提并论，而佛教文化的传播者本身也不得不以神通广大的传奇僧人的面目出现。

在本土化的过程中，佛教还大量地吸纳了与其基本教义相异的中国儒家和道家的很多思想，比如把佛教的修行和儒家的礼教联系起来，宣扬“佛以孝为至道之宗”；迎合儒家的“人皆可以为尧舜”提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阐提即可成佛”等等。当然反过来，佛教文化也影响到中国传统的儒学和道教，以至于后来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三教融合。

为了传播，佛教的传播者还不得不采用依附的策略。依附主要指依附皇权。唐玄奘是最懂得利用国主宏法的传播者，他自己就曾说“不依国王，则法事难立”。

唐太宗和唐高宗都为玄奘取经求法、翻译经文和传授佛法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以致玄奘得以成立中国佛教的一个宗派——法相宗。

佛教本是极为出世的宗教，但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为了适应中国文化重实际、关心社会生活、人的关系和道德伦理的特点，佛教的传播采用了世俗化的策略：

抛弃繁琐的修行方式和隐讳难明的教义理论，主张在日常生活中顿悟成佛。也因此，佛教的禅宗成为了产生于中国并最有影响的佛学宗派。

传播效果分析：佛教在传入中国以后，同中国文化——儒道文化摩擦、交流、补充、相互影响，形成了中国式的佛教文化，并影响到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佛教哲学的重思辨、重逻辑和重超验的特点对传统中国哲学形成了很好的补充。在伦理道德方面，轮回和因果报应等观念影响了中国传统的只重现世，不关心来死亡和来生伦理道德观。在文学上，佛教为文学观念、文学体裁、文学创作方法以及文学形象都提供了大量的资源。佛教的系统性和逻辑性还影响到中国文论的发展。刘勰的《文心雕龙》就深受佛学影响。在绘画、建筑、音乐等领域，佛教的影响也极为深刻、无处不在。在日常生活中，佛教的很多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已扎根在人们头脑中，并以日常话语的方式体现着它的存在和它的影响。

佛教中国化是两大悠久且优秀的文化对话、传播和交流的结果。它不仅为中国文化，也为世界文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