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的帝王特色

中国佛教的帝王特色

佛教在传入中国的两千年，不但极大的丰富了我国的文化领域，而且还渗入到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赵赴老曾说，如果离开佛教，我们现在就没办法说话了。这即是佛教丰富了中国语言词汇的真实写照。像这样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实是不胜枚举。

然而，佛教进入中国后，自身也进行了改造，使之既有有别于其他地域的佛教，而又不不失佛教的精神与特色。根据中国国情的需要，渐渐形成了与帝王之家相融相合的风格，这种独树一帜的风格，可以说在宗教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而这种风格并且影响了儒家文化圈所涵盖的韩国、日本、新加坡及港澳台等国家地区。

中国佛教的这种帝王特色，是建立在强大的王权基础上的。在佛教传入初期，佛教即受到敬重。如《后汉书·卷七十二·楚王英传》、《后汉书卷一一八西域传》，及《后汉纪·卷十》等载，东汉明帝夜梦金人，太史傅毅以为或即西方之佛，明帝遂遣使往西域求法。途中遇梵僧迦叶摩腾、竺法兰二人。归至洛阳，明帝建白马寺，梵僧即于此译出四十二章经。是为我国有佛僧、佛寺、佛教之始。作为外来宗教，佛教不但未受到排挤，反而获得拥护、敬重。这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奇迹，而这也正反映了中国儒、道文化的宽容与博大。在当时的中国国情下，其它少数民族被称为羌蛮夷狄，除汉人外一概皆称为胡人。对于这些少数民族进贡时所行跪叩之礼，称为“胡跪”。而后引用到佛教中的“胡跪”一词即是由此引申的。如各类忏本中所叙：“是诸众等，各各‘胡跪’，严持香花，如法供养。”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胡人受到帝王礼遇是非同小可的，这与后世的自称天朝上国，不与外使互通有无的政策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佛教受到的特殊礼遇，使之迎来了历史上一次最大的发展机遇，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给佛教提供了弘法布道的大市场。佛教的传播在这里得到了空前绝后的成功，这也给中国的文化注入了新的肌力。

在佛教发展的过程中，也难免与传统的儒、道学说产生抵触，经过多次的融合互补过程，形成了之后三足鼎立的学说思想，其思想内涵几乎影响后世所有的文学作品。在洛阳白马寺的右侧现有一“东汉释道焚经台”通碑，反映了当时佛道二家争辩之激烈。东汉末年牟子作《理惑论》调和儒、释、道三家，阐论佛教思想非但不与儒、道相互抵触，且有相辅相成之效。其后随着时代之变迁，排佛论与容佛论互有消长，此后此一论诤亦成为历来知识分子间重要论题之一；至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等时，更有实际迫害佛教之举动，至宋代理学崛起，始渐融合三教之争。

由于帝王的推崇，佛教中具有中国帝王特色的个性渐渐鲜明，建立了一套大体与帝王神形皆似的丛林制度。在大乘佛教的不思议境界里，佛给我们展示了一个甚深庄严的报土，与我们所处的五浊恶世，形成强烈反差，其世界是：

一切方隅所有地瓦砾砂碛等皆无

琉璃宝地平如掌柔软微妙愿安住

犹如极乐国庄严妙宝为地众花敷

园林池沼无缺少以大法音愿具足

从出世间复能现种种七宝之所成

无量光明遍照处诸佛菩萨愿安住

这种七宝所成的世界，与帝王家的“黄金白玉非为贵”如出一辙。故教界有云：“不读《华严》，焉知佛家之富贵。”所以在营建寺院之时，皆以皇家的宫殿作为蓝本，把皇家的威严与气派直接运用到了佛教的建筑，让其与佛教的庄严、恢宏相辅而成。中国的古代宫廷建筑，是坐北朝南沿一主轴线展开的，在这一主轴线的中心位置修建主殿，主殿的前后又分别由一或多个等级略低于主殿的殿堂组成，主轴线的左右两侧又分别建有配殿及左右厢房。这种主次分明的宫殿建筑模式，在今日的寺院建筑中仍然广泛采用，当然也有个别寺院是依据地理条件，而另辟建筑方法，但总不脱这种宫殿建筑模式。如一般丛林建筑中主轴线上的主殿（大雄宝殿），前后分别为天王殿与藏经楼，两侧则也是普通配殿与厢房。在这条主轴线的主要建筑后面还另建一殿，名为“方丈”，这里即是本寺方丈的起居以及日常办公之所。‘方丈’即一丈见方之意，原意取自《维摩诘所说经》。说维摩居士之石室，四方有一丈，丈室之名，始基于此。而皇宫的主殿后面也有一殿是作为皇帝的起居以及日常办公的处所，如我们今天还可以参观的故宫博物院中的‘乾清宫’，这里即是明清两代帝皇的寝宫以及平日处理政事的地方。它的功能与今日一般的‘丈室’有着及其相似的地方。而之后的‘丈室’建筑面积也随着方丈例行事务的增多而广而大之。

中国佛教的帝王特色还表现在多神的信仰上，这在小乘佛教中是没有的。在小乘佛教中独有一佛，无有胁侍。而大乘佛教多是一佛二胁侍或二菩萨。其余如伽蓝、韦陀、二大金刚、四大天王、十二药叉、廿四诸天，以及观音菩萨三十二应身等。这些以文臣武将为形象的天神，即是依据古代宫廷中的文武要员形象而塑造的。这些形象的塑造，使寺院与皇宫一样变得肃穆森严，置身其间如临阵仗，使人自觉无所遁形。在佛像的审美上，后世也采用了帝王形象，变得方脸大耳，强调中国帝王福相之“两耳过肩，两手过膝”等国人皆以为美的特点。佛教的仪仗庄严也吸取了宫廷仪仗的特点，一般迎请和尚上堂时，皆有十六人前呼后拥，首为端香盘前行，接着是两两相对，即二引磬开路，二提香炉，二提灯笼，四执幡，然后是方丈，方丈两旁是四侍者，分别持钵、具、锡杖、抚尘，方丈身后即是伞盖。浩浩荡荡，宛然帝王家风。中国的帝王还经常赐紫金钵、紫金袈裟于高僧大德以旌表其德，更有赐封为国师的，且帝王向其执弟子礼。除此外，许多高僧圆寂后，帝王又追封其谥号，如东土二祖谥号大祖禅师、三祖谥号鉴智禅师、四祖谥号大医禅师、五祖谥号大满禅师、六祖谥号大鉴禅师。谥号本是帝王对于高官重臣的生平行为给予一种称号以褒贬善恶，后来也追封于一些高僧大德。

特别值得一说的是《百丈清规》，它是中国禅的一面旗帜，也是中国禅历久不衰的一个保障。百丈禅师结合中国的国情，提出了“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使中国的佛教具有了更加顽强的生命力。它的创作结构与《周礼》、《唐六典》、《明会典》等一样，是一本专用于寺院规范的百科全书。其中，《祝厘章第一》记载圣节、景命四斋日祝赞、旦望藏殿祝赞、每日祝赞、千秋节、善月等对帝王圣寿万岁之祈愿，此也是佛教与帝王有着深刻渊源的一种体现。时至今日，在每月朔望良晨的朝时功课上仍有一句祈愿文，曰：“国基巩固，治道遐昌，佛日增辉，***常转。”这里面仍然包含了最为普通的因果关系，即是国家巩固、昌盛了，那么佛法才能更好地弘扬。

中国佛教的这一帝王特色，保障了佛教的长期稳定发展，且始终与帝王保持不即不离的关系，既随顺了佛教入世弘扬的诸多便利，又维护了佛教出世的超脱性格。中国佛教的这一特点也是适合当时的社会背景的，特别是原有无法触及的那些纲常、伦理、道德，而在佛教也一一被化导之。今天佛教继续发扬与保存这一特色，也成了我们了解中国帝制的一颗活化石。虽然今天早已脱离帝制时代，但佛教的光辉精神将永远照亮每个人的心间，我们仍能看到佛教在当代社会欣欣向荣的气息，发挥起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