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佛教发展史

佛教的传入

佛教传入南阳地区的时间,始于公元324年。明嘉靖《南阳府志》:“弥陀寺在(南阳)城东延曦门外,晋永昌三年创建”(查东晋永昌无三年,当为太宁二年324年)。至南北朝时期,又有所发展。北朝元魏太和(477-499)初年,淅川境内建立龙巢寺;西魏大统三年(537)镇平县建立中兴寺(灵泉寺);北魏(420-534)年间,方城县小史店出现了摩崖造像等。进入隋代以后,佛教有了较大的发展:大业十三年(617)南阳县地鄂城寺塔和仁寿四年(694)的淅川法相寺(太平兴国中改名兴化寺)等。佛教在南阳的传播已具有相当的规模。

佛教的发展

一、唐代佛教受到皇室的大力扶植,进入鼎盛时期。唐太宗在统一中国后,曾命令在“交兵之处”建立寺刹;此后又普度僧尼、并优礼名僧,大力资助玄奘翻译佛经;颁发佛典,辗转流通,使“率士之人,同禀未闻之义”(《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武则天在争夺政权过程中,一直利用佛教,曾谕令“释教宜在道法之上,缁服处黄冠之前”(《唐大诏全集》)。在她统治期间,全国各地兴建了大量的寺院。在此期间,佛教在南阳地区的传播与发展也是空前的,尤其是从肃宗、代宗时起,南阳佛教的声名达到了顶峰。其中既有在全国佛教中具有声望的名寺,同时也出现了几位在佛教史中占有一定位置的名僧。

唐玄宗开元八年(720),“敕慧能弟子神会禅师往南阳龙兴寺,续于洛阳大兴禅法,始判南北二宗。”(《高僧传》卷八)“又在龙兴寺举行受戒大会,弘扬佛法”(《南阳和上(尚)顿教解脱禅门直了性坛语》),至开元二十年(732),与北宗辩法取胜后,使南宗成为禅宗的正宗(敦煌本《南阳和上南宗定是非王更转》)。至此,慧能的顿悟说由于神会的竭力弘扬才使其成为禅宗的六祖。

“肃宗上元二年(761),遣内给使也朝进迎请慧能弟子、南阳慧忠禅师进见,待以师礼。奏理国治人之要,肃宗闻之悚然,敕居千福寺,号曰国师。相国崔涣从而问津。”(宋《高僧传》、《景德传灯录》)代宗即位后,将慧忠迎至光宅寺,以便随时请教。大历十年(775),慧忠卒,敕谥为大证禅师。灵骨归葬香严寺时,遣中使临吊。

元和年(806-820)间,“天然法师至洛阳龙门香山与伏牛和尚为莫逆之友,于慧林寺遇天寒,焚木佛取暖,后入南阳丹霞山结庵说法。”曾说:“今时学者纷纷扰扰,皆是参禅问道,至此间无道可修,无法可证”。“长庆四年(824)卒。嵯部员外郎刘柯为撰碑铭”。(《高僧传.天然传》)对后来的禅宗“五家七祖”影响很大。

后唐“同光二年(924),庄宗李存勖召兴化寺存奖禅师(临济宗创始人义玄的传法弟子)入殿问法,庄宗执弟子礼以事之。”(《景德传灯录》)

由于神会、慧忠、天然禅师诸名僧的声望很高,影响巨大,在南阳地区形成了菩提、香严、丹霞三大佛教丛林,也是豫西南规模最大,声誉最高的三座千年古刹。镇平县菩提寺自创建至会昌灭佛前的一百多年间,拥有香火田七十顷,僧众三百多名;淅川县香严寺更因慧忠国师的盛名,在地方官员们的竭力推崇下,产业逐渐扩展,全盛时期分上下两院,有殿堂房舍430间,僧众近千人,水旱田产、林地千顷,曾有“千顷香严”之称;南召县丹霞寺由天然法师苦心经营,名声大振,殿堂房舍140间,寺僧曾发展到300多人,民间有“八百里伏牛,五百里丹霞”的美誉。

唐武宗会昌三年(844)下令毁拆天下没有寺额的寺庵,“石幢、僧塔、经、佛入大寺,钟送道观。”受创最重的是镇平县菩提寺,土地和人员顿减。但从西峡县城内现存的唐熹宗乾符二年(875)的陀罗尼经幢来看,在武宗以后,佛教活动很快有所回升。

佛教禅宗中南宗(顿悟派)的振兴与南阳地区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唐玄宗开元八年(720),“敕慧能弟子神会禅师往南阳龙兴寺(位于南阳黄台岗乡),续于洛阳大兴禅法,始判南北二宗。”(《高僧传》中唐以后,经过神会(663-780年)与淅川香严寺慧忠国师,以及慧能弟子四世法孙、南召县丹霞寺的创始人天然法师等人的提倡,使南宗形成为禅宗正统的主流,弘盛于晚唐及五代。至宋、元、明、清尚连绵未已,成为在我国流传最久,势力最大,影响最广的佛教宗派。

二、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的纷争局面,使沉寂数十年的佛教活动又恢复了生机,相继建造佛寺17处。较着名的有唐河县城的菩提寺,南阳县的兴国寺,邓州城内的龙兴(福胜)寺、清禅寺,内乡县的吉祥寺、天宁寺。《宋会要》:崇宁二年(1103)诏天下州军各赐寺额,以“崇宁”为名。三年二月,诏崇宁寺上添“万寿”二字、政和二年(1112),诏改崇宁为“天宁”。在建造佛寺的同时,还扩建、重修了一部分寺庵。着名的丹霞寺就是于崇宁年间在原有基础上加以翻新增高,购置田地,振占山水,日渐兴盛起来。《淅川厅志》卷四载欧阳修《淅川县兴化寺廊记》:“兴化寺新修行廊四行,总六十四间。匠者某人,用工之力凡若干,土木圬镘陶瓦铁石之费,匠工佣食之资,凡若干营。而主其事者,僧延遇。自言:余杭人,少弃父母称出家子,之郓州,拜浮图人,师其说。年十九,尚书祠部给牒称僧,遂行四方。淳化三年(992)止此寺,得维摩院废基,筑室自为师,教弟子以居。居二十有三年,授弟子惠聪而老焉。又十八年,七十有一矣!乃敛其衣钵之具所余,示惠聪而叹曰:吾生乾德之癸亥(963),明年而甲子一复,而将甲焉弃杭即淅,四十有三岁。去坟墓不哭其郊;闻吴愉不怀其土,吾岂无乡闾亲戚之仁与爱,而乐此土耶?吾维浮图之说畏且信以忘其生,不知久乎此世,今吾之有衣食之余,生无乡闾宗族之周,没不待岁时承尝之具,盍就吾之素信者而用焉,毕吾无恨也。于是,庀工度材营此廊,廊成明道二年之某月也。寺始建于隋仁寿四年(604),号法相寺,太平兴国中改曰兴华。屋垣甚壮广。由仁寿至明道,今四百四十有四年之间,凡几坏几易,未尝有志刻,虽其始造之因,亦莫祥焉。至延遇为此役,始求志之。予因嘉延遇之能果其学也,惠聪自少师之,虽老益坚。不坏又竭其所有,期与俱就所信而尽焉。夫世之学者,知患不至,不知患不能果。此果于自信者也。年月日记”。

三、元代对各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政策。历代帝王都注意扶植和利用佛教,使佛教获得了发展的机会。在百年时间内,南阳各县先后建造佛寺45处。它们是:南阳县的丰山寺、白马寺(俗称千金寺)、观音寺、地藏寺、鹰庄寺、龙兴寺;镇平县的延寿寺、福胜寺、洪教寺(古名石佛寺)、龙泉寺、中兴寺、宝林寺、三教寺、复兴寺、孤峰寺;桐柏县的重兴寺、园通寺、报恩寺、丹山寺、白竹园寺;邓县的弥陀寺、宝泉寺、观音寺、开元寺、园觉寺;内乡县的杏花寺、白玉泉寺、延寿寺、洪教寺、清凉寺、竹林寺、观音寺、金佛寺、资胜寺;淅川县的净土寺(俗名樵峪寺)、兴华寺(县西南三里古兴化县治)、圣水寺;新野县的龙泉寺、照庄寺;方城县的云居寺、妙觉寺(旧名上古寺)。

元代末期,南阳佛教在全国佛教貌似兴盛的状况下,几乎频于毁灭。除香严寺规模依旧外,菩提寺残破,丹霞寺、弥陀寺、观音寺、鄂城寺、文殊寺、地藏寺皆被毁。

四、明代自朱元璋立国以后,对佛教倍加推崇,在洪武年间就开始营造各地的寺院。继而又于永乐、正统、万历诸代先后创立建福寺、黑涨寺、龙泉寺、莲花庵、蒿溪寺、圣水寺、千佛寺、法云寺、奈园寺、金水寺、云盖寺、慈梅寺、资福寺、点灯寺、安隐寺、郦城寺、清禅寺、福山寺、艾河庵、定水庵等二十二座寺庵。全区建于明代的寺庵达62座。与此同时,还对许多破旧的寺庵进行了扩建和重修。永乐年间,驸马都尉沐昕、工部侍郎郭进等奏请修武当山宫时,重建香严寺殿宇。成化二十三年(1486)应提督太岳尚衣监潘记奏请,宪宗皇帝敕赐香严寺长生田万顷,并颁额“宪通”。嘉靖年间,在唐王府的支持下,香严寺的房产地产空前扩大,寺院经济达到了把持一方的势力,直到土地改革的时候,寺内实有土地数量尚在97,600亩以上;还有油坊、醋坊、火纸厂三个手工业作坊的全套设备。万历十八年(1545)十一月十九日,向南召县□风寺住持及僧人发出:“佛氏之教,具在经典,用以化导善类,觉悟群迷,于护国佑民不为无助”的圣喻,并颁给《续大藏经》441函,《旧刻藏经》637函。令他们“务须庄严持诵,奉珍藏,不许故行亵玩,致有遗失、损坏、以垂永久”。继于二十七年,又以“朕发诚心印选”的佛《大藏经》颁施在京及天下名山寺院供奉,“......俾四海八方,同归仁慈教”。特派御马监太监党礼宝送往伏牛山兴峰寺。

淅川县的兴峰寺、文兴寺,南召县的丹霞寺、国清寺,南阳县的鄂城寺、文殊寺、云罩寺(存有明成化四年瓷塑十八罗汉一套),桐柏县的迥龙寺、黑明寺、桂泉寺,唐河县的竹林寺、黄台寺、复兴寺、清凉寺、净业寺等都得到了重修或重建,使元末被毁的寺庵面貌一新。着名的丹霞寺到了嘉庆年间“南北营殿,东西构堂,中则巍然一阁,耸出山巅,又塑三大佛像和十八尊罗汉。昔日蔓延荆榛,今则巍巍殿宇,临之者悚敬,游之者畅怀”。

明代对于历代的佛教管理制度重新加以整顿,制定了一套自上而下的管理办法。按洪武十五年规定:府设僧纲司,置都纲一员,从九品,副都纲一员;州设僧正一员,均设官不给禄。南阳府僧纲司设于城东关弥陀寺。南召国清寺,镇平延寿寺,桐柏永庆寺,南阳崇善寺,以及内乡、新野、淅川各县均设有僧会一员;邓州(今邓县),裕州(今方城县)开化寺各设僧正一员。

五、清代初期,对佛教限制甚严,发展相当缓慢。自乾隆十九年(1754)起,在全国范围内通令取消官给度牒制度以后,僧尼人数迅速上升。南阳诸县除重修重建外,还新增寺庵21处。当时的寺庵有200座左右,僧尼总数不下两千人,仅桐柏山与香严寺两处,就各有600人左右。光绪二十八年(1902),宣统二年(1910),了见与融豪和尚曾先后在云台寺主持开戒,两次受戒僧尼近300人。

区内几处名寺在明末时均遭严重破坏,僧众流散、殿堂荒芜。镇平县菩提寺于康熙二十年经了尘和尚加以恢复,后代以其为开山鼻祖敬奉。同治十年,光绪三年两次大旱无收,寺内开设粥场、并用以工代赈的方式扩建寺内殿宇,同来救济附近困苦群众。故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县府颁布“永免菩提寺捐项杂派”的命令。此后,就更有余资开办学校,赈济灾民和承办佛教会经费的能力。

南召县丹霞寺“寺之初,始于唐,盛于宋,兵焚于元,迄明中兴,清乾隆重建至今”。(道光十三年重修碑记)。兴盛时期有房屋140余间,僧众达300余名;淅川县香严寺于雍正十三年,经南阳太守王维新“捐俸首倡”又得到恢复,至乾隆年间又进行两次重新,至乾隆五十三年(1788)又进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重修工程,施工时间延续六年之久,全部殿宇焕然一新,僧人发展到600多名。当时香严、菩提、丹霞诸大寺的组织机构愈加完备,形成为一套完整的管理体系。附:南阳佛教寺院内部组织机构一览表(表一)。

桐柏山原为道教的领地,乾隆四十九年(1784),临济宗第七十八世传人端德禅师,自四川省宁远府西昌县紫徽山宗林寺来到太白顶宣扬佛教,感化四名道教徒改奉佛教,在这一带收徒传法,渐次将桐柏山附近的大部分道观变为佛教,此后又延及到唐河县等地,佛教禅宗在南阳地区形成为一大支脉(《佛祖心灯》)。至光绪三年年,领寺庵37处。

六、中华民国时期。初年军阀混战,地方归属朝秦暮楚,使本来已经趋于衰微状态的佛教更处于朝不保夕的局面。寺庙时常遭到驻军侵占骚扰,其产业、房屋日趋颓废,有能力自我维护的寺庵为数寥寥,多数根基薄弱的寺院从而自行解体。只有桐柏山区里的佛寺受影响较轻。民国八年、十八年、二十六年分别由报清、真空二位和尚主持,先后在云台寺、海慧寺进行过三次有三百多人参加的放戒活动。

1928年,冯玉祥主持河南政务的时候,出于移风易俗挽救民族危亡的愿望,提出“改造庙宇,兴办学校”的号召。南阳诸县相继成立了“破除迷信思想委员会”,领导各地学生捣毁神像改建学校,没收庙产资助教育事业,除偏辟山区以外,全区内多数庙宇受到破坏。只有菩提寺监院释玉普邀同南阳玄炒观方丈李翰三,淅川县香严寺方丈释润斋两人,同去南京,向国民党***请愿,要求保留包括丹霞寺四处着名的寺观。经批准后,得以保全。南阳佛教经过这一次严重挫折之后,并没有终断活动。尤以桐柏、唐河、淅川三县仍较活跃。

1944年5月,唐河县建立佛教会唐河县支会,理事长为菩提寺主持传定和尚。1946年,改选真廊和尚为理事长,佛会有僧尼会员59人,信众会员200人。他还以县佛教会的名义在净业寺内开设一座“佛教民众图书馆”,与上海佛学书局、北京法源寺流通处互有联系,订有《弘化月刊》、《现代佛教月刊》、《觉讯月刊》、《佛教新闻报》等报刊及有关佛教经籍一百多种,在佛教界负有声名。在此同时,真廊还拟出了一份以“整理教规、宣扬教主,福利社会”为宗旨的佛教改革章程。报北京现代佛学社臣赞法师及陈铭枢居士转呈行政院,要求在***扶持下,把佛教发展引向“生产化、学术化”两大目标。

方城县于同年在火神阁成立了县佛教会,由东大寺本让和尚任事理长,下设理事4人,书记1人。

1947年,南阳、镇平、内乡、淅川、邓县、新野、南召七县佛教界人士共同筹划建立“南阳佛教联合会支会”组织。4月18日,于南阳城北紫竹林召开成立大会,此后不久,将会址移菩提寺内。选举菩提寺方丈释兰芬任理事长,下设总务、弘化两个组及会计、文牍、宣传、接待四个股。附组织机构表:表(二)

同年夏,香严寺在释湛洁首倡下成立“河南太虚佛学院”拟招收学生60名,分高初两个班级学习,以“培养僧材,中兴佛教”为宗旨。后因解放战争而停办。

在此期间,不少有志于佛教事业的人,曾力图重振南阳佛教,可是总因力不从心,未能改变已经颓废的局面,而大部分握有实权的方丈,为了保持自己的既得利益,或投靠军政界,或拉拢匪霸作为后台支柱,置佛事于不顾,投身于争权夺利的世俗场中。

1937年,豫南佛教理事桐柏山方丈海墨和尚参加北京佛教代表大会后,按照会议决定,在桐柏山各大寺院组织“僧兵”,后因湖北随县***带领民团抄了太白顶的寺产,砸毁了佛像,使桐柏山佛教受到很大打击,僧兵组织因而流产。

1942年,香严寺方丈释云斋带着八十人手持长短枪四十支,前去湖北均县为民团团长曹中歧的父亲做亡事。寺僧释福祥因与当地匪首任泰升、陈明甫、肖文甫有厚交,在他们的强力支持下,继任了方丈席位。

菩提寺方丈释兰芬与汤恩伯交往甚厚,曾送给他一匹日本战马和一支手枪,使其横行一时。

丹霞寺的清风禅师与静观和尚因门户之忌,为争夺财产权引起诉讼,结果两败俱伤。继而,明新和尚沿在当卖庙产中被人杀害;玉普和尚被捕入狱,全寺从此败落。

淅川县法海寺监院释坤山,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为巩固他所掌握的寺权,调唆土匪任小秃将本寺二十多年的老当家释智印杀。

方城县佛教会理事本让和尚勾结官府,仗势欺人,霸占人民土地财产。

佛教内部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曾不择手段的吸收各类会道门分子进入佛门。1919年,桐柏山有僧尼500余名,其中来自各种会道门的占79%。1937年,成立佛教会时,三华堂头子汤公山被推为佛会委员会;唐河县佛教会勾结青邦头子余胡子,成立“理门公所”,收容了不少青邦分子。三华堂、西华堂、大成佛门等组织亦有打着佛教旗帜,在某些寺院里各自发展自己的势力。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方城县东大寺和尚本让,因霸占群众财产等罪恶被镇压。唐河县净业寺方丈真廊参加上海陈海亮等发起的***组织“佛青会”并发展会员26人,依法被捕。土地改革中***依法没收了寺院的土地。多数僧尼分得了土地房屋,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有不少人还俗后成家立业,放弃了宗教生活。少数青年僧人经过教育后有参军的,亦有在地方参加工作的。

镇平县菩提寺1949年寺内40名僧人,有的自动还俗,有的参加了解放军和地方工作。1951年土地改革时,尚有26人。1953年仅余释然芬(字兰芬)、释然华(字玉普)、释明道、释然亮、释道行、释道传(字香丰)、释道观、释道荣、释清洁(字月川)、释乾永十个人。每人分到双份土地共20余亩,牛两犋,自耕自食。1959年,十名僧人年老体弱,无力耕作,将他们转为非农业户口,帮助照管林木,由林业局每月发给生活费用,不足部分由县统战部给每人每月补助20元。“文革”期间,停发了生活费用和粮食供应,佛事活动被迫停止。1969年,县委统战部先后对四名寺僧发给照顾款1800元,棉衣四套,单衣六件来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

建国初期,宗教事务由民政部门管理。1951年首先恢复桐柏县佛教会活动、理事长乔富胜,会址设在莲花寺。法师释性南被选为桐柏县二、三届人民代表。知客释明道当选为县政协第二届委员。同年4月20日,桐柏县佛教界在云台寺召开由14人参加的佛教代表会。全国佛教协会理事净严法师和省宗教事务处丁秘书出席了会议。于1953年11月中共南阳地委建立了宗教工作处。1955R上南阳专员公署又建立了宗教事务处。1956年,桐柏县选送5位青年和尚到北京佛教学院学习,其中海法等二人毕业后分配到白马寺现任主持。1957年在武汉举办的六省宗教学习班,桐柏和尚释性南、周直贵等人参加了进修。同年,释性南还参加了全国佛教代表会议,当选为全国佛协委员。他们还多次参加地县召开的宗教界学习会议和社会主义学校学习。

1949年全区有寺庵98座,僧尼373人,居士297人,至1965年寺院为26座,僧尼194人,居士42人。

1983年,省文化厅批准成立香严寺文物保管所,连年给修善费5万元。淅川县文化馆派出专人住在寺内常年进行维护。

同年,省地拨款近10万元重修桐柏县水濂禅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为该寺题写“大雄宝殿”横匾。还资助两千元现金。在建造期间,上海、北京、广州、武汉等地的寺院,省内的白马寺、少林寺以及香港大悲寺的圣一法师等捐款10余万元。香港大悲寺和尚如修号传道,原为桐柏山桂泉寺和尚(原籍唐河县少拜寺)与桐柏山和尚素有往来,经常关心桐柏山的佛教事业。在重建水濂寺时,曾先后资助款项,后又不惜巨资,从缅甸订购了一尊高1.7米,重1.8吨的纯白色玉雕佛像,经上海佛教协会的协助,辗转运至水濂禅寺。现已完成大殿5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山门5间,长廊20余米。另在溪北岸建成大寮、招待室、住房等15间。原有香樟木全堂佛像也金装一新。寺内有常住僧人12人,负责接待照管。县佛协会也设在这里。

社旗县自1980年以来,陆续有6处寺院内住进僧尼18人。已经终断多年的龙池寺、来佛寺又恢复了活动。王明甫村原有两处佛堂,1985年时取名为清净寺和福慧寺,分别置房买地建造房屋。围绕这几个新兴的佛寺,吸引了附近几个村庄里200多位“信男”、“善女”,到寺内奉佛诵经,并自命为“居士林”。

至1985年底为止,南阳县、内乡县、唐河县、南阳市、南召县、方城县、淅川县、新野县、西峡县内已无经常佛事活动,只有桐柏、社旗、镇平三个县内仍保持着正常的宗教活动。另有部分僧尼流散于外地(新野县在外地尼姑2人,社旗县在外地僧众16人)。

自1980年以后,选送青年佛教徒入佛学院进修的有:

1981年桐柏县印亮到北京佛学院学习。1985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曾到肯尼亚参加世界佛教和平大会。

1983年印度、印乐到南京栖霞寺培训班学习一年。印庚现任桐柏县佛协会秘书。

出自南阳民族宗教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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