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在日本的传播

中国佛教在日本的传播∵

佛教传入日本的明确时期虽不可考，但据诸佛教史籍所载：梁武∵帝普通三年（522）由中国江南渡日以制鞍为业的汉人司马达等在∵日本大和坂田原设立草堂崇奉佛教，达等的女儿司马岛并首先出家为∵尼，称为善信尼；达等的儿子也出家为僧，称为德齐；是为日本僧尼∵的开始（见《扶桑略记》卷三、《元亨释书》卷十七）。那时佛教已∵由中国传入朝鲜，公元552年，朝鲜南部的百济国圣明王遣使将佛∵象和汉译经典奉送于日本国（《日本书记》卷十九）。当时大臣苏马∵氏舍宅为寺，另又建寺造像，而司马达等的孙子鞍部鸟即为其时佛像∵制作艺术的第一名匠。从此各种和佛教有关的建筑雕画等工艺文物，∵也陆续由中国直接或间接通过朝鲜传入日本，逐渐开展日本佛教的新∵机运。∵

嗣至公元593–628年日本推古朝，摄政的圣德太子大力倡∵弘佛教，使佛教在日本得到巨大的开展。其时圣德太子曾师事高丽僧∵慧慈，崇尚汉文化，并曾用汉文撰《胜鬘》、《维摩》、《法华》三∵经注疏，广建寺塔。又曾于隋大业三年（607）派遣国使小野妹子∵等来和中国通好，翌年（608）又开始派高向玄理等留学生四人和∵僧旻、清安、惠隐、广齐等学问僧四人入隋，学习中国学术和佛教∵（《日本书记》卷二十二），这是日本历史上向海外派遣留学生的嚆∵矢。以上八人又都是原来在日本的汉人子孙或新移入的汉人。随后又有学僧灵云、∵惠云等来隋求学佛法。以上人等在中国留学的时期都很长，一般多是∵由隋末到唐初，学习二三十年之后才回国，从此日本派遣僧俗学人来∵中国留学，络绎不绝，因而中国佛教文物制度工艺等更广泛传播于日∵本，而汉文在日本也普遍流行。∵

当时日本佛教虽已兴起，而宗派未分，随着来隋唐留学的僧人次∵第返日，以及中国僧人赴日弘化，遂渐次形成了各个宗派。首先是隋∵嘉祥寺吉藏的弟子高丽僧慧灌，于公元625年去到日本，在飞鸟元∵兴寺弘讲三论，开始建立三论宗。随后是慧灌的大弟子福亮，他原是∵中国江南人，在日从慧灌出家，后又入唐，谒嘉祥吉藏，重研三论。∵返日住元兴寺宏化，盛演空宗。福亮在俗的儿子也出家，名智藏，后∵来入唐游学，归住法隆寺，弘传三论。智藏门下英才甚众，其中道慈∵以大足元年（701）入唐，从吉藏的再传弟子元康研习三论。他在∵唐十八年，广学多闻，其间曾预选入宫，讲《仁王般若经》，于开元∵六年（718）返国，阐扬三论，兼传真言律学。并模仿长安西明寺，∵在日本奈良建造大安寺，为日本古代最宏壮的寺宇。道慈的弟子善议∵也渡海入唐，遍寻名德，深求义蕴，归国住大安寺，盛传一宗的教旨。∵日本史家通称：“三论一宗从唐土传入有三代传：一慧灌僧正传，二∵智藏僧正传，三道慈律师传”（《三国佛教传通缘起》）。三论宗入∵唐的学者中即以以上三师为正传。∵

其次在法相宗方面，有日本沙门道昭，于永徽四年（653）与∵沙门道严等人随国使入唐，诣慈恩寺，受教于玄奘门下，蒙奘师亲切提掖，并授以观门，兼及《俱舍》，后携新译∵经论归还本国，住元兴寺，盛弘慈恩的学说，是为日本法相宗初传。∵又显庆三年（658），日本沙门智通、智达也渡海入唐，谒玄奘、∵窥基师弟，即从受学，又随入玉华宫寺，业成返国，弘传所学，为日∵本法相宗第二传。嗣至长安三年（703），新罗沙门智凤、智鸾、∵智雄相偕入唐，受学于濮阳智周门下，后返日本大弘宗义，为第三传。∵以上均在飞鸟的元兴本寺传习，又称元兴寺传，或南寺传。至开元四∵年（716），智凤的再传弟子玄昉也渡海入唐，仍就濮阳智周学习∵慈恩宗义，在唐蒙赐紫衣，于开元二十三年（735）赍同所得佛像∵及经论章疏五千余卷返国，在奈良兴福寺大弘所学，为第四传，又称∵为兴福寺传，或北寺传。∵

在华严宗方面，有唐东都大福先寺道璿，因日本学僧荣睿、普照∵至唐邀请，于开元二十四年（736）赍同《华严》章疏渡日，弘阐∵此宗，兼传戒律，教人不倦，化导甚广，为日本华严宗第一传。同时∵有唐贤首法藏的弟子新罗国审祥，住日本大安寺，于740年应请在∵金钟道场开讲《华严经》。为日本华严宗初祖。从那时以来：《华严∵经》的讲习渐次弘盛。∵

在律宗方面，七世纪后期有日本沙门道光入唐学律而归，但戒学∵未弘。嗣至开元二十一年（733）日本沙门荣睿、普照等相偕入唐，∵求学戒律，奉敕在东都大福先寺依定宾律师受学。这时唐地诸寺的三∵藏大德特重戒律，荣睿等以本国传戒无人，欲为本国寻求律匠，时荣∵睿、普照更闻扬州大明寺鉴真为当代律学名德，弘导甚盛；遂于天宝∵元年（742）至扬州恳请鉴真东渡弘化，当蒙允许，即于天宝二年∵（743）和他的徒众赍同经论法物等启舟东行，前后五回，并为风浪等逆缘所阻，∵历经十年的艰苦行程，终于第六回、即天宝十二年（753）抵达日∵本，受到日本国朝野僧俗的盛大欢迎。翌年，在奈良东大寺兴筑戒坛，∵日皇、皇后、公卿等四百余人皆从受菩萨戒；又日僧灵裕、贤戒、志∵忠等八十余人皆舍旧戒从受新戒。为日本登坛授戒的开始。公元75∵9年又于奈良兴建唐招提寺，并设戒坛，前后受度的达四万人以上。∵由于鉴真的盛化，遂开日本戒律一宗，而鉴真即为日本律宗初祖。此∵外，《成实论》也于隋代由高丽慧灌传入日本，在日讲习，渐至形成∵了宗派。《俱舍论》也由道昭、智通、智达入唐玄奘门下受学，并传∵至日本盛行讲述，也形成一宗。但以上两宗并未开创寺院，独立弘传，∵只是成实宗附在三论宗内、俱舍宗附于法相宗内传通讲习而已。∵

以上是日本奈良时代由隋唐传入的六个宗派。∵

由于唐地佛教的盛行东传，日本养老四年（720）十二月，曾∵敕令佛教转经唱礼须依汉沙门道荣和日本入唐返国的学问僧胜晓等的∵音调转唱，并停止余音，免污法门（《续日本纪》卷三）。又当时日∵僧多学汉语，唐道璿、鉴真等渡日，都以汉语从事讲授。道璿并曾令∵他自己的能懂汉语的弟子忍基、善俊、忠惠、真法等人，从鉴真的门∵人思托学法砺等《疏记》于大安寺唐院，随后这些日本学人也都能在∵各寺转相讲授（《唐大和上东征传》）。又因唐开元十六年（728）∵颁行《大衍历》的影响，日本也于天平宝字七年（763）八月废去∵原用的仪凤历，而采用唐一行所作的《大衍历》，实行日本历法的改∵革（《续日本纪》卷二十四）。此外如佛教仪礼、经像、文物、建筑式样、工艺等也大量由唐输入日本。∵

汉文大藏经也于奈良时代由中国传入日本。当唐开元藏编定的后∵五年、即开元二十三年（735），由唐留学归国的玄昉曾携回汉文∵经论五千余卷，奉进于日廷（《元亨释书》卷十六）；之后四年、即∵日本天平十一年（739）敕依《开元目录》写一切经五千零四十八∵卷（《东大寺要录》卷一）。又鉴真于公元758年（日本天平字二∵年）秋也在日本率众开写大藏经五千零四十八卷，收藏于奈良唐招提∵寺。因而日本天平时代是佛教写经的最盛时期。∵

又由唐神龙三年（707）及开元二十六年（738）中国各州∵郡奉敕普建龙兴寺、开元寺（见《佛祖统纪》卷四十）的影响，日本∵也由道慈等的建议，于天平十三年（741）在全国各地建立国分寺∵和国分尼寺，寺各置僧二十人或尼十人（《续日本纪》卷十四）。其∵中有名的大和国分寺（即东大寺）的卢舍那佛像，也是仿唐神龙初年∵（705）兴造的白司马坂大铜佛像而铸造的。∵

公元794年日本国都由奈良北迁于仿唐京长安而建设的平安新∵城，为促进全国宗教文化的新兴运动，仍派遣僧俗入唐留学，于是复∵有天台、真言两宗的开创。其时佛教界突出的人物，有比璿山天台宗∵开宗大师最澄和高野山真言宗开宗大师空海。这两位大师都于唐贞元∵二十年（804）泛海入唐求法。最澄和他的弟子义真乘日本遣唐使∵第二舶于当年九月到达明州，并转赴台州，从天台山修禅寺道邃、佛∵陇寺行满学习了天台教义，并从道邃受菩萨戒，又从禅林寺翛然受学∵牛头禅法。翌年（805）三月更转赴越州龙兴寺，从泰岳灵岩寺顺晓学习密教，并受秘密灌顶。于同年五月携同在唐所得的经论∵疏记二百三十余部，乘遣唐舶归国，大弘教化，在比璿山开创天台一∵宗，兼传密教和大乘戒法，所着有《唐决集》、《守护国界章》等书∵二百八十余部，殁后谥称传教大师。与最澄同时入唐的空海系乘遣唐∵使第一舶，于当年（804）九月到达福州，旋入唐京。翌年奉敕居∵西明寺，历访长安诸刹名德，蒙青龙寺惠果阿阇黎授以金胎两部真言∵秘藏，尽诸蕴奥，并授以阿阇黎位灌顶。惠果又令画工、经主、铸工∵李真等图绘所有秘密曼荼罗及书写《金刚顶》等最上乘密经、新造各∵庄严具并佛舍利等相赠。空海于元和元年（806）八月赍同在唐所∵得经轨章疏二百十六部及诸图具等乘遣唐舶返国，盛弘密教，朝野尊∵崇，并于高野山创建根本道场，开启真言一宗的规模。所着有《秘密∵曼荼罗教付法传》、《辩显密二教论》等书一百五十余部，殁后谥称∵为弘法大师。∵

从那以后，天台、真言两宗在日本平安时代（782–1191）∵非常发达；日本佛教史上有名的“入唐八家”，即是指最澄和他的法∵裔圆仁、圆珍等属于天台宗的三家，以及空海和他的法裔常晓、圆行、∵慧运、宗睿等属于真言宗的五家而言。∵

其中圆仁出于最澄门下，于开成三年（838）与圆行等共乘遣∵唐舶抵扬州海陵，在当地开元寺从沙门宗睿学梵书，又从全雅受灌顶∵及两部曼荼罗、诸尊仪轨、佛舍利等。嗣转经青州，登五台山，从沙∵门志远受学天台教义。更到长安，奉敕居资圣寺，又从大兴善寺元政∵阿阇黎学金刚界大法，会昌元年（841）从青龙寺义真受学胎藏界∵法并灌顶，又从元法寺法全受传仪轨，从醴泉寺宗颖习止观，在长安六年，然后赍同在∵各地求得的经论章疏五百八十五部及诸图像道具等，于大中元年（8∵47）由登州乘新罗舶返国，仍登璿山，盛弘台、密二教。所着有∵《金刚顶经疏》等十余部。又他在唐时曾将他求法巡礼的见闻经历，∵写成《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四卷（现存），不仅为中日佛教关系的珍∵贵史料，而且也是叙述当时唐代佛教和社会状况的重要史料。嗣后有∵沙门圆珍，是最澄弟子义真的门下，于大中七年（853）随唐人钦∵良晖的商舶入唐，经福、温、台、越各州，历访诸寺，受学于存式、∵物外、良谞等门下。后至长安，从青龙寺法全受瑜伽密教，又在龙兴∵寺和大兴善寺受金胎等曼荼罗及新译经法。仍南登天台山访国清寺，∵以后携同所得经卷四百四十一部及诸宝物道具于大中十二年（858）∵仍由台州乘唐人李延孝的商舶返国弘化。∵

常晓与圆行于开成三年（838）同乘遣唐舶抵达扬州，常晓入∵栖灵寺，从文璨（一作文傺）阿阇黎受金刚灌顶和太元密法，翌年∵（839）又谒华林寺大德问学三论宗义，后携所得经籍文物于同年∵八月仍乘遣唐舶归国，传弘密教。和常晓同行入唐的圆行，则入长安∵受教于青龙寺义真，因慧解明达，奉敕为内供奉大德，仍于翌年和常∵晓同舶返国。慧运也于开成三年（838）、一说是会昌二年（84∵2）乘唐人李树人的商舶来抵温州，即入长安，礼青龙寺义真入灌顶∵坛，受诸密印，后于大中元年（847）乘唐人张支信的商舶归国弘∵化，并兴建安祥寺，形成真言宗安祥寺流的一派。宗睿则于咸通三年∵（862）乘唐人张支信的商舶入唐，初至汴州，谒玄庆阿阇黎受金刚部法；更至长安，从青龙寺法全学胎藏法，重受灌顶；又∵随造玄、智慧轮诸德学诸秘赜。并朝天台、五台诸山，随处访写经籍。∵于咸通七年（866）携同所得经书一百三十四部及诸文物等由明州∵登唐入李延孝舶返国，传衍密教。以上入唐八家都由中国求得大量的∵经书文物回国，并各编有一部《请来目录》，这对于日本佛教的发展∵起了推进的作用。∵

以上日本天台、真言二宗是这一时期最占优势的两个宗派，即日∵本历史上所谓“平安二宗”。∵

在这一时期，中日佛教关系史上还值得特别提出的，是中国普陀∵山的观音道场系因日本高僧惠萼而开创。惠萼曾于会昌元年（841）、∵四年（844）迭次来中国求学，并曾谒请杭州灵池寺齐安国师（马∵祖道一的法嗣）派遣上首义空禅师去到日本弘传禅法。惠萼又于大中∵十二年（858）赍同他在朝拜五台山时得到的观音圣像一尊，由明∵州航海准备回国，船行到普陀山不能前进，他便下船奉像在山结庐供∵养，渐渐兴建补陀山寺（后改名普济寺），遂开创了普陀山的观音道∵场。∵

这时日本佛教界已搜罗并保存了大量的中国佛教典籍，而中国则∵因会昌的法难（845）和五代的战乱摧毁而经像不全；时中国吴越∵商舶航行日本往来频繁，公元960年吴越王钱弘俶曾遣使备金向日∵本和高丽求写天台教籍，使台宗的章疏复还归中土，而有利于中国天∵台宗在宋朝的复兴。∵

五代、北宋间，日本沙门来中国参学及朝礼名山佛迹的还不少；∵而较着名的则有奝然、寂昭、绍良、成寻等。其中奝然和他的徒众成∵算、嘉因等六人于太平兴国八年（983）乘宋人陈仁爽等的商舶来∵抵台州，翌年（984）入京见太宗帝，进献方物，蒙存抚甚厚，并赐紫衣及法济大师号，馆于太平兴国∵寺；又巡礼五台及洛阳龙门等胜迹，并蒙敕赠新印的摺本藏经五千余∵卷。与他同来的沙门成算，曾在洛阳太平兴国寺从中印高僧学习悉昙∵梵书；奝然的弟子嘉因并受了五部秘密灌顶。雍熙元年（985）他∵们一行仍由台州乘宋人郑仁德的商舶返国。奝然曾将在宋游学参访的∵经过写成《入宋日记》四卷（今佚）。至端拱元年（988），奝然∵又遣弟子嘉因和宋僧祚乾等来宋进表称谢，并献佛经及诸方物，兼访∵求宋朝新译的经典。嗣至咸平六年（1003）日本天台宗源信以有∵关天台教义的疑问二十七条遣弟子寂昭等来明州，投问于宋四明传教∵沙门知礼，知礼随就所问一一答释。翌年（景德元年，1004），∵寂昭等入朝，进佛像及金字《法华经》等，宋真宗因他书写精妙，诏∵号圆通大师，赐紫方袍，又敕为苏州僧录司，住吴门寺，后即在宋迁∵化。随后又有日本沙门绍良，于天圣六年（1028）奉师命以有关∵天台宗旨的疑间十条致问于知礼的嗣席广智，并齑金字《法华经》为∵贽见之礼，蒙广智详为解答并留受学，三年学成归国，弘演台教（∵《四明教行录》卷四）。嗣至熙宁五年（1072），日本台宗大云∵寺沙门成寻和徒众赖缘、快宗等七人乘商舶入宋朝礼天台、五台及南∵北佛教名迹，历访诸方尊宿，并进献方物，宋神宗因他们远来而有戒∵业，并赐紫衣，又赐成寻以善慧大师号。成寻留住中国九年，着有∵《参天台五台山记》八卷及《善财童子知识》集等若干卷，以元丰四∵年（1081）在宋京开宝寺圆寂，敕葬于天台山国清寺，并为建塔∵题称“日本善慧国师之塔”。此后日本沙门入宋参学并进献方物的仍∵络绎不绝。中国南宋时期适当日本镰仓幕府时代，佛教在日本趋向于大众化，∵由中国传入的禅宗和依唐善导的念佛法门而形成的净土等宗以及由天∵台法华教义而开演的日莲各宗，于是勃然兴起。∵禅学在日本，以往虽有道昭、道璿、最澄、圆仁和唐僧义安等由∵唐传入，但禅宗正式的弘传，却开始于入宋参学归国而首创临济宗的∵荣西（1141–1215）。荣西于南宋乾道四年（1168）和∵淳熙十四年（1187）两次入宋，参学于天台、庐山、育王、天童∵诸山，时虚庵怀敞住天台万年寺，荣西再度往谒，受传临济心印；后∵怀敞移住天童，荣西也随侍研学；于雍熙二年（1191），又蒙付∵与衣具印信，归国后大兴禅学，学徒云集，朝野尊尚，在建仁寺开山，∵并着有《兴禅护国论》等七部九卷，成为日本临济宗的新宗派。荣西∵的再传弟子道元（1200–1253）也于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入宋，历访天童、径山、天台等山，参谒无际了派、浙翁如琰∵诸禅宿，终于得到天童长翁如净的启发而豁然开悟，并蒙印可，受传∵秘蕴及衣具顶相，于宝庆三年（1227）归国，也盛弘禅学，在永∵平寺开山，撰有《正法眼藏》、《永平清规》、《永平广录》、《普∵劝坐禅仪》等九部一百十八卷，成为日本的曹洞一宗。∵

另一方面，日本禅师来元参学的也络绎不绝，其中特出的有龙山∵德见（元僧一宁的弟子，1305年入元参东岩会，后又历参诸方，∵复应请住隆兴兜率寺，在元四十五年，1349年归国，受足利幕府∵归依，历住南禅、天龙等寺）、远溪祖雄（1306年入元，登天目∵山，师事中峰七年，并嗣其法，1316年归国，开高清寺）、雪村∵友梅（1307年入元，历访名宿，曾被请住长安翠微寺，元文宗赐∵号宝境真空禅师，1329年回国，历主诸大禅刹，有《岷峨诗集》）、∵嵩山居中（1309年及1318年两次入元参学，曾为蒋山昙方忠∵会下的第一座，最后于1323年归国，历主名刹）、复庵宗已（1∵310年入元，师事天目中峰明本九年，明本寂后于1322年归国，∵开创诸寺，门下的禅众常二千人）、无隐元晦（和宗已一同入元，嗣∵法于中峰明本，1326年归国，历主圣福、圆觉、建长等名刹）、∵古先印元（1318年入元，历事无见睹、中峰明本、古林茂等，1∵326年邀同清拙正澄赴日弘化，本人也历主诸大名刹）、寂室元光∵（1320年入元，历参中峰、元叟、吉林、清拙、灵石、绝华、无∵目、断崖诸德，1326年归国，后开永源寺）、物外可什（132∵0年入元，遍游江浙禅林，1329年邀同元僧明极楚俊到日弘化，∵本人也被请历住崇福、建长等寺）、东洲至道（圆尔辨圆的法嗣，入∵元在大都创大觉寺，迄未回国）、月林道皎（1322年入元，师事∵古林清茂八年，并嗣其法，元文宗赐号佛惠智鉴大师，1330年归国，开长福寺）、中岩圆月（1325年入元，历∵访雪窦、天宁、凤台谒灵石芝、古林茂等，1332年归国，创吉祥∵寺，并历住诸名刹，有语录、诗集等）、不闻契闻（1326年入元，∵游历天台、灵隐、净慈等山，参见诸老，1333年归国后，主持圆∵觉寺）、古源邵元（1327年入元，谒华顶、天目、龙山、五台诸∵山，又久居嵩山少林，在大都时曾预选入宫转大藏经，1347年归∵国，住大圣、等持、东福等寺）、无文元选（1339年入元，参福∵州古梅友、天宁楚石琦、大觉了庵欲、天目千岩长，于1350年8∵归国，开方广寺）、愚中周及（1341年入元，师事曹源月江印、∵金山即休了等，于1351年归国，开创佛通寺）、大拙祖能（13∵43年入元，到福州参无言宣、东阳辉，后嗣天目千岩长，1358∵年归国，风化九州，又移关东，开楞严寺，四方从学的达三万人）、∵无我省吾（1348年和1363年两次入元，历参诸德，后在中国∵圆寂）等。当时中国禅学风范受到日本禅僧的非常崇慕，元僧清拙正∵澄在日圆寂后，他的徒众二十五人曾同时入元参学；又大拙祖能于1∵343年入元游学时，他的同参一行数十人也相偕入元参习。其时日∵僧登天目山参叩中峰明本的人数很多，其中着名的即有远溪祖雄、可∵翁宗然、嵩山居中、大朴玄素、复庵宗已、孤峰觉明、别源圆旨、明∵叟齐哲、平田慈均、无碍妙谦、古先印元、业海本净、祖继大智等人，∵可见两国禅学的亲缘关系。∵

一直到元末尚留在中国的日禅僧还不少，其中日沙门椿庭海寿，∵曾任净慈第二座，又曾住应天府（南京）天界寺，明太祖选名僧校藏∵经时，他也被选参加，并蒙召见，询问国情。洪武五年（1372）∵更住鄞县福昌寺。又日沙门权中巽，曾于明初（1368）任杭州中天竺寺藏主。又日沙门无我省吾在牛∵头山，曾受明太祖召见，赐以紫衣，后来即在明地圆寂。至洪武六年∵（1373）明太祖又特遣禅僧仲猷祖阐（宁波天宁禅寺住持）、教∵僧无逸克勤（金陵瓦官教寺住持）等出使日本，并遣在明的日僧椿庭∵海寿、权中巽二人为通事随往；随后日本也遣僧文珪、如瑶相继使明。∵建文四年（1402）明惠帝又遣禅僧道彝天伦、教僧一庵一如等使∵日，嗣后日本也遣僧坚中圭密及祥庵梵云、明空等来明通商。乃至日∵足利幕府和明朝通商，也多以该国的禅僧为使节，而展开了中日海上∵的交通贸易。因而明代日僧来华的也还不少，其中值得叙述的则有绝∵海中津（1368年入明，参中天竺、道场、灵隐、天童的季潭泐、∵清远渭、良用贞、了道一诸德，曾蒙明太祖接见并赋诗，于1376∵年回国，开创宝冠寺，后又被请住等持、相国等寺）、龙室道渊（明∵宁波人，后赴日本嗣法于圣福寺宏书记，1432年为遣明使入明，∵宣宗授以僧录司右觉义之职，1434年返日，住天龙寺）、雪舟等∵扬（1468年从遣明使入明，他的画法受到明宪宗欣赏，命为天童∵第一座，1469年返国）、了庵桂悟（原为东福寺僧，1511年∵八十三岁为遣明使，受明武宗崇敬，令住育王山广利寺，赐金襕袈裟，∵1513年归国，后住南禅寺）、策彦周良（天龙寺僧，曾于153∵9及1547年先后为遣明使入明。明世宗以诗和他唱和，他撰有∵《入唐〔明〕记初度集》、《再度集》共五卷，归国仍住天龙寺，为∵朝野所尊敬）等数人而已∵。∵

至十七世纪，由于中日商舶往来频繁，明僧真圆、觉海、超然先∵后被请往长歧，开创东明山兴福寺和紫山福济寺、圣寿山崇福寺，即所谓三唐寺。当时中国沙门多往游住。至明永历∵八年（1654），福州黄檗山高僧隐元隆琦，因长歧崇福寺僧超然∵的再四邀请，于同年七月和他的门弟子泛舶到日弘化，又受江户德川∵幕府的皈依，在宇治开创黄檗山万福寺，举扬黄檗的宗风，并设坛传∵授禅门大戒，当时日本曹洞、临济两宗的禅僧，纷纷投入他的会下，∵日朝廷并尊他为大光普照国师，1673年在日圆寂，年八十二；有∵语录、法语各若干卷，《松堂集》、《太和集》各二卷等，被奉为日∵本黄檗宗的初祖。随从隐元渡日的弟子，如大眉性善、慧林性机、独∵湛性莹、独吼性狮、南源性派等都是一时的禅门英杰。嗣又有隐元的∵法嗣木庵性瑫、即非如一，分别于永历九年（1655）、十年（1∵656）赴日，辅翼隐元的法化，时人称为二甘露门。嗣后继承日本∵黄檗山法席的列代禅师，如木庵、慧林、独湛、高泉、千呆、悦山、∵悦峰、灵源、旭如、独文、杲堂等人，皆是由中国前往弘化的高僧。∵而黄檗山的学修清规，如参禅兼念佛，平常用汉语，诵经用汉音，乃∵至饮食生活也都是中国式样；比之日本原来的临济、曹洞两宗，更富∵有中国禅学风味。直至第十四世以后，才有日人继任法席；日本黄檗∵宗所属各寺，至今仍保持有中国近代禅林的风范。∵

十九世纪以来，中日佛教间仍频有接触，而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晚∵清杨文会在南京刊印经典、复兴佛教，得到日本南条文雄氏的协助，∵代为搜求到许多我国已经佚失的古德着述，特别是法相唯识方面的章疏逸籍，有益于中国经典的重刻和佛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