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佛教有什么特点?

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是中国佛教史上大力吸收消化印度佛教,并日益与传统文化冲突、调和的时期,是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初被视为神仙道术的一种,流行不广。魏晋时玄学盛行,佛教大乘空宗的般若学说因与玄学有相通之处,得以迅速传播。西晋末年以来,兵燹蜂起,社会动荡,为佛教的广泛流传提供了有利的客观环境。佛教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广泛普及到社会各个阶层。北方后赵、前秦、后秦、北凉的统治者,都重视名僧,注重从政治上利用佛教。西域僧人佛图澄(232~348)为后赵统治者尊为"大和尚",他除了宣传佛教以外,还参与军政机要。其弟子道安(312/314~385)被前秦统治者苻坚迎至长安主持佛事,领众达数千人。他提倡般若空宗理论,组织译经,整理经录,制定僧团法规仪式,为尔后汉族地区的寺院制度奠定了基础。道安的弟子慧远∵(334~416)长期居住庐山,为南方佛教领袖。他着重调和佛法与名教、佛教僧团与封建王权的矛盾,鼓吹因果报应论和神不灭论,还宣传死后转生阿弥陀佛∵"净土"(西方极乐世界)的信仰,影响深远。5世纪初,后秦主姚兴迎西域龟兹(今***库车)的着名僧人鸠摩罗什至长安,主持译经,系统地译出大量的大乘空宗佛典。他培养了整整一代佛教学者,其中如僧肇,竺道生等人对中国佛教都作出了重大的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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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时佛教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南朝各代帝王都崇奉佛教,其中梁武帝萧衍尤为突出。他发愿舍道归佛,自称是"三宝(佛、法、僧)之奴",多次舍身寺院,再由朝廷用重金赎回,以此充实寺院经济。他亲自讲经说法,着书立说,批判范缜的神灭论,使佛教在南方普及。北朝历代帝王也竭力扶植佛教,热衷于凿窟雕像。在封建统治者支持下,随着中国僧人对佛教经典理解的逐渐深入,出现了涅盘、成实、三论、毗昙、俱舍摄论、地论、十诵律、楞伽等学派。其中如竺道生(355~434)在南朝阐发涅盘佛性论,鼓吹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和"一阐提"(所谓灭绝善性者)皆得成佛的主张。他还批评积学渐悟的观点,提出顿悟成佛。竺道生的学说,得到宋文帝刘义隆和梁武帝萧衍的大力提倡。

魏晋时,佛教经济力量微弱。到了南北朝,寺院拥有大量的土地和僧只户、佛图户。佛教通过出租土地,役使依附农民,经营商业,发放高利贷等,聚敛财富,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寺院经济。在北方,北魏末年,寺院三万有余,僧尼多达二百余万人。在南方,梁朝佛寺约近三千所,僧尼八万三千人。佛教成为重要的社会势力和强大的经济实体。

随着佛教思想的流传和经济力量的壮大,酿成了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的新矛盾。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446)和北周武帝建德三年∵(574)先后发动灭佛事件,曾沉重地打击了北方佛教。在南方则有沙门是否敬王者之辩、夷夏之争、因果报应之辩、神灭神不灭之争,佛教的有神论观念受到批判。但是,这些冲突是暂时的,佛教流行的土壤依然存在。后来,佛教学者转向改造、创新、使佛教在隋唐时代获得更大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佛教具有三个基本特点:①依附性。首先是思想上的依附性。如佛教般若学各派依傍玄学而流行;慧远曲意迎合儒家名教,调和儒佛矛盾,宣扬儒佛合明论,突出地体现了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依赖和妥协。其次是依仗帝王和士大夫的支持,如道安所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再次是倚重外国僧人。虽然当时中国佛教学者已经成长,但是在佛教经典的翻译和佛教教义的传播方面,起重要作用的还多是外国僧人。这和隋唐佛教独立自主的发展不相同。②兼容性。南北朝佛教学派林立,平行阐扬。各派虽有师法,但并不传法定祖,自封正统。在一个学派内部,学者也可兼习其他不同经典。这和隋唐佛教的宗派性迥异其趣。③差异性。魏晋南北朝政治分裂,地域阻隔,文化环境不同,南北佛教形成不同的学风。南方偏尚玄谈义理,涅盘佛性的探讨、顿悟渐悟的辩论、神灭神不灭的斗争,盛行一时。北方则偏重崇奉禅学、律学和净土信仰,重视行业,注意修行,如开凿云冈、龙门等石窟,就是突出的表现。这种南文北质的学风也和隋唐佛教的禅义均弘、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学风,形成鲜明的对照。

佛教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吸收、消化和发展,已在中国扎下根来,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和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并在思想上和物质上为隋唐时代创立有民族色彩的中国化的佛教准备了条件。鸠摩罗什译出的大乘空宗典籍,为三论宗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慧远弘传弥陀净土信仰,对于净土宗的建立有着直接的影响。《法华经》和《华严经》的译出,分别成为天台宗和华严宗的主要经典。竺道生的涅盘佛性说和顿悟成佛说,为慧能禅宗的创立开了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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