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的中国佛教史研究

鎌田茂雄：近代日本的中国佛教史研究

［日］∵鎌田茂雄∵着圣凯∵译

译者按∵鎌田茂雄先生是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教授、文学博士，长期以来专门研究中国佛教史及华严思想，是日本研究中国佛教史权威学者。鎌田茂雄先生著作极丰，有《中国华严思想史研究》、《中国佛教思想史研究》、《宗密教学思想史研究》、《中国佛教通史》（全八卷)、《朝鲜佛教史》等70余部。1999年11月11日，鎌田茂雄先生在中国佛学院作了题为《近代日本的中国佛教史研究》的报告，受到师生们的热烈欢迎。为了使读者更多了解日本学术界有关中国佛教史研究的情况，特将全文译出，以飨读者。

1868年以前的中国佛教史研究

1868年（明治元年)以前，日本人对中国佛教史的知识，是从鎌仓时代凝然《三国佛法传通缘起》及《八宗纲要》中得到了解的。《三国佛法传通缘起》三卷是凝然在1311年（应长1年)撰述的，是关于印度、中国、日本三国佛教的略述。其中关于中国佛教，列举了毗昙、成实、戒律、三论、涅盘、地论、净土、禅、摄论、天台、华严、法相、真言等13个宗派；关于日本佛教，列举了三论、法相、华严、俱舍、成实、律、天台、真言等8个宗派，介绍了这些宗派成立及传播的状况。

《八宗纲要》二卷则是在1268年（文永5年)为初学者写成的佛教入门书。上卷首先叙述了三国佛法的历史和大小乘教理发展的过程；其次揭示了南都六宗（三论、法相、华严、律、成实、俱舍)、平安二宗（天台、真言)的宗义，叙述了俱舍宗、成实宗、律宗、法相宗、三论宗、天台宗、华严宗的教义；最后是新兴的禅宗与净土宗的概要。

这二本书的重点不在于历史的记述，而在于介绍各宗的教理。明治以前的日本人就是依靠这二本书理解中国佛教及日本佛教的。

以下叙述的是近代日本的中国佛教史研究成果。有关中国的禅宗、净土教、密教、三论、法相、华严等各宗派史的研究情况，由于篇幅关系，本论文省略不说。

1868—1926年（明治、大正时期)

1868年，日本因德川幕府向朝廷移交了政权，推行了奠定近代日本基础的明治维新，成为新生的近代国家。

明治以后，历史的研究方法作为学问的方法而被采用，特别是在佛教史研究中，村上专精博士与鹫尾顺敬博士共同出版的《佛教史林》，引入了这种历史的研究方法。但是，这本书虽说是历史的研究，却仍然是以教理史为中心的一部佛教史。

以《中国佛教史》为书名而作为通史的最早著作，是明治39年（1906)金尾文渊堂出版的吉永智海师的《支那佛教史》。本书的着者虽在33岁早逝，但在佛教史的时代区分上却显示了非凡的才能。

本书出版的第二年，出版了境野黄洋博士的《支那佛教史纲》（森江本店，明治40年)。本书从第1章“佛教东传时期”到第15章“宋以后的佛教”，是一部洋洋大观的通史。而且，把第5章“佛教的弘传与道教”作为一章，对于佛道二教交涉史作了论述，因而可以说本书是近代日本有关中国佛教史研究取得最初成果的一部书。

中国佛教思想史书中较有特色的，有大正10年（1921)大同馆出版的橘惠胜的《支那佛教思想史》。本书是以教理史为主体的通史，它的构成有其独自的特点。即在时代区分上，分为“传译义解”的时代、“独立组织”的时代、“规范要求”的时代、“渐衰退步”的时代四个时期；设有“刘魏与真谛”、“法上与颜之推”、“昙迁与信行”等章，从中可以感受到着者着重思想史研究的敏锐力。

大正12年（1923)竹下学寮出版部出版的伊藤义贤《支那佛教正史》上卷，旨在“理解支那佛教正史”（绪言)，正如书名“支那佛教正史”所示，本书不仅使用了佛教史料，而且也使用了正史的史料，是以史料批判的方式叙述中国佛教史的一部书。遗憾的是，只刊行了上卷，而且上卷由第一编“经典翻译时代”（后汉、三国、西晋)、第二编“佛教研究时代”（东晋、南北朝)构成，到南北朝末便结束了。

1926年—1945年（昭和时代前期)

作为教理史研究的大着，不能不提到昭和2年（1927)共立社出版的境野黄洋博士的《支那佛教史讲话》上下二卷。这是中国佛教史的开拓者境野黄洋博士的精心研究的结晶，开辟了先人未涉及的领域，可以说业绩非常大。将《支那佛教史讲话》详细改订增补的，是昭和10年（1935)境野黄洋博士遗稿出版会出版的遗稿《支那佛教精史》。本书在昭和47年（1972)，由国书出版会再版。境野博士在昭和8年（1933)11月11日，63岁去世，生前好友便相谋出版他的遗稿。井上哲次郎博士在序文中写道：“凝然在82岁迁化，比您（译者按：境野黄洋)长寿19岁。如果您能多活19年的话，您的着书之多，决不会在凝然之下。”本书分为第1篇“罗什以前——古译时代”、第2篇“隋唐以前——旧译时代”，对佛教初传到南北

朝末期的佛教史作了详细记述。

亲自对中国各地佛教遗迹及寺院进行考察的常盘大定博士，虽然没有大部头的中国佛教史，却有昭和6年（1931)的《支那佛教史》（东洋史讲座第12卷)和昭和9年（1934)的《支那佛教史》（佛教大学讲座1、2回)等小部头的中国佛教史著作。昭和13年（1938)春秋社出版他的《支那佛教研究》中也收录有题为“支那佛教史大观”等论文。“支那佛教史大观”份量虽然不大，但明示了中国佛教史的时代区分。

宇井伯寿博士于昭和11年（1936)由岩波书店出版的《支那佛教史》，是在执笔岩波讲座《东洋思潮》时添补而成、作为《岩波全书》的一册而出版的一本书。本书与其说是中国佛教史，倒不如说是中国佛教思想史、中国佛教教理史。本书“把中国佛教作为印度佛教，乃至印度思想发展中的一个支流，以此看法作为基础，将重点特别放在学系的相承与师资的脉络上。”（绪言)，是一部阐明中国佛教学系相承、师资脉络的著作。着者自身说到“本书因此，对于中国固有思想与佛教的关系以及一般社会状况与佛教的相合相离等方面，丝毫未曾触及。把这些问题进行研究而加以阐述，把中国佛教仅仅作为中国佛教而进行历史性的叙述，则不能不有待于这方面的专家了。”（绪言)

昭和12年（1937)，《支那佛教史学》出版，“支那佛教史学会”的同仁，把社会史、文化史的方法引入佛教史研究，取得很多优秀的成果。可以这样说，以学问研究的方法推进中国佛教研究，是在《支那佛教史学》创刊以后。

以教团史、文化史为重点而作了研究的是昭和14年（1939)法藏馆出版的道端良秀博士的《中国佛教史》，他在写到本书的写作方针时说：“当时，非常可惜没有一部中国佛教史的通史，因而使这方面的研究者颇为不便，为此而写了此书。把叙述方针的中心放在了以佛教与社会的交涉之上，作为佛教文化史而加以阐述。所以本书将重点放在佛教教团的社会史、社会经济史、法制史等方面，主要叙述佛教与一般大众的关系。”（昭和23年改订版序)本书把从来以教理史为中心的中国佛教史，作了全面的改写，受到很高的评价。这也就是本书作为中国佛教史的入门书，直至今日仍然受到广泛欢迎的原因。本书的目的是将中国佛教史作科学的研究，“支那佛教史学会”的成果凝集在这本书中。但是着者自己也说到，“这本书省略了思想史、教理方面的论述，我自身也感到不满”，而以教理史与教团史两者融合的中国佛教史的出现，则不能不是今后的课题了。

1945年以后到现代（昭和时代后期、平成时期)

中国佛教研究的泰斗塚本善隆博士也于昭和40年（1965)由隆文馆出版了《中国佛教史》（《现代佛教名着全集》第5卷)，本书是在“昭和16、17年时候，为了使尽可能多的读者，例如不仅是中国研究者，也为了使包括更多的日本佛教研究者、与佛教相关的美术及文学创作者等，了解佛教是怎样传入中国而成为中国人的宗教的概要书。”（后记)塚本善隆博士的中国佛教研究运用了严密的东洋史学研究方法。作为通史，昭和42年（1967)铃木学术财团出版了塚本善隆的《中国佛教通史》第1卷。本书的写作意图是“众所周知，佛教在东洋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位置。而日本东洋学界没有把佛教作为东洋的思想、文学、历史、经济、美术、信仰的重要源流而加以广泛包摄，把佛教学从东洋学中孤立出来，敬而远之，确实非常可惜，其原因之一是在日本佛教学者身上。因此考虑到内外的要求，我没有写成佛教学界纯学术书的中国佛教通史，而是写成了东洋学一般启蒙书、研究入门书的《中国佛教通史》”（序)。此第1卷收录了从后汉的佛教到三国、西晋、东晋的佛教，特别是对竺法护、佛图澄、道安为中心进行了论述。本书用中国佛教史解放了东洋学的广大门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此外，作为佛教系大学的教科书而编集的有昭和43年（1968)平乐寺书店出版的野上俊静等共着的《佛教史概说?中国篇》，也起了作为入门书的作用。

1978年，我的《中国佛教史》作为《岩波全书》的一册，由岩波书店出版了，在序文中我写到：“本书既不偏重教理史，也不偏重教团史，而是为了阐明佛教在中国的大地和社会中是如何变成中国化佛教，如何适应汉民族的特点，在其精神生活中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而试图对此作一历史性的叙述。中国佛教的变迁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国家权力与佛教教团的关系非常密切。因此本书着重阐述政治与佛教、社会与佛教的关系。”

各时代史的研究成果

中国佛教是从佛教在中国传播开始的。大正10年（1921)佛教大学出版部出版的山内晋卿教授《支那佛教史之研究》收录了“有关佛教东渐的《后汉纪》与《后汉书》的比较研究”、“论牟子”等论考，本书的方针“与其说是属于教义史，不如说以教会史方面为主；与其说是对内的方面，不如说以对外的问题为重点。”（例言)。昭和27年（1952)平乐寺书店出版的高雄义坚博士的《中国佛教史论》收录了有关中国佛教各时代的诸论考，从中可以看到作者的学风。

以东晋时代道安、鸠摩罗什研究为主的有昭和33年—46年（1958—1971)法藏馆出版的横超慧日的《中国佛教研究?第一》、《中国佛教研究?第二》，他说到“以道安与鸠摩罗什为中心，外来佛教作为中国人自身的思想而开始成长。所以我要沿着道安、慧远、罗什的线索，今后作更进一步深入研究”（序)。横超博士的研究集中在从魏晋到南北朝初期的时代，在这方面取得很大的成果。另外，关于鸠摩罗什弟子僧肇的研究有昭和30年（1955)法藏馆出版的塚本善隆编《肇论研究》，关于慧远的研究有昭和37年（1962)创文社出版的木村英一编《慧远研究》，凝集了综合的研究成果。

关于南北朝佛教史特别是北魏的佛教，有昭和17年（1942)弘文堂书房出版的塚本善隆博士《支那佛教史研究?北魏篇》。本书开拓了北魏佛教研究，取得了

丰富的成果。

另外，关于南朝的佛教有1997年法藏馆出版的诹访义纯的《中国南朝佛教史研究》。有关从南北朝到隋唐教团史的研究成果有昭和17年（1942)法藏馆出版的山崎宏博士的《支那中世佛教的展开》，本书阐明了六朝隋唐时代佛教是如何在现实的国家、社会间展开的，与塚本博士的《支那佛教史研究?北魏篇》同年同月出版，可以说是中国佛教史研究中偶然的两座金字塔。

关于隋唐佛教的研究，首先应举昭和42年（1967)法藏馆出版的山崎博士的《隋唐佛教史研究》。本书没有对教理及宗学方面作深入的探讨，“而主要是将出现在中国佛教社会中的现象放在一般中国史中来看，也就是说把佛教放在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思想、信仰、文化等的推移之中来加以考察。”（序说)另外，关于隋代佛教史，不能忘记的有昭和2年（1927)岩波书店出版的矢吹庆辉博士的《三阶教研究》。

唐代佛教史的研究，首先应举昭和45年（1967)法藏馆出版的道端良秀博士的《唐代佛教史研究》。本书是在“今日的问题，是佛教在中国国土如何中国化，如何适应汉民族，中国佛教是如何展开等问题”这些意识之下而执笔写成的诸论考。从制度史来阐明唐代佛教史的有，1990年平河出版社出版的诸户立雄的《中国佛教制度史研究》。

另外，唐代佛教史研究中不能忘记的还有昭和12年（1937)有光社出版的大谷光照氏的《唐代佛教仪礼》。宗教史研究，除了教团史、教理史的研究以外，必须从事仪礼史的研究。

从五代到宋时期是中国佛教的大转折点。佛教渗透到中国民众间，与民众打成一片即是在这一时代之后。以前把佛教从五代到宋代视为衰退期，这是错误的。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有关近世佛教史研究的有，昭和32年（1957)平乐寺书店出版的牧田谛亮博士的《中国近世佛教史研究》及昭和46年（1971)平乐寺书店出版的《五代宗教史》。另外有昭和50年（1975)百华苑出版的高雄义坚博士收集有关宋代佛教论考而成的《宋代佛教史研究》。关于辽金佛教的有，昭和38年（1963)平乐寺书店出版的野上俊静博士的《辽金佛教》，以元代佛教为主的有昭和32年（1957)东洋文库出版的岩井大慧的《日支佛教史论考》。关于明清时代的教团史，有1993年同朋社出版的长谷部幽蹊的《明清佛教教团史研究》。清代以后，有关中华民国佛教的有，大正14年（1925)支那时报社出版的水野梅晓的《支那近世佛教史研究》，明清以后佛教史研究未开拓的领域还很多。

另外，中国佛教史研究个人综合成果，有塚本善隆的《塚本善隆著作集》全七卷（大东出版社，1974—1976年)、道端良秀的《中国佛教史全集》全11卷（书苑，1985年)、牧田谛亮的《中国佛教史研究》第一、第二、第三（大东出版社，1981—1989年)等，这些都是卓越的中国佛教史研究者所取得的成果。

最后，作为中国佛教实地调查首先应该例举的是常盘大定博士的成果。常盘大定博士与关野贞博士共着《支那佛教史迹》6册（新版《中国文化史迹》13卷，解说2卷，法藏馆，1975、1976年)及《支那佛教史迹详解》5辑。本书是在实地调查基础上而成的中国佛教史研究的金字塔。常盘博士在《支那佛教史迹踏查记》（龙吟社，昭和13年)的“序”中说：“着者如此大范围实际调查的动机，是想对多年来钻研的中国佛教史，通过实地体验，一是为了自己亲自体会，二是为了亲身到高僧的遗迹体验高僧的遗风。然而在这背后，也有日中两国民间文化交涉的大问题，始终一直作为这次调查的基础。……着者希望把隋唐时代这一中国文化的顶点，在日中两国民族之间展开，以此加深彼此文化交流。”有关实地调查的成果，还有常盘博士的高足结城令闻博士于1936年发表于《东方学报》第六册别篇的《长安佛教史迹巡访记》。

结∵言

明治以来，中国佛教史研究以史的研究方法首先在教理史上应用，其次是社会经济的研究成为学界的主流。今后的课题是以教理史、教团史、仪礼史中的一个为中心的同时，也要考虑到其他各个方面，必须从总体上把握中国佛教史。

1945年以后，在为中国佛教史研究的开拓奉献出一生、取得很大成果的结城令闻、塚本善隆、道端良秀、牧田谛亮诸博士研究的基础上，我写成《中国佛教史》8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82—1999年，未刊2卷)。我在序文第1卷中说到：“研究中国佛教，必须对印度佛教学、中国史、中国思想史、道教史等有密切关连的邻接诸领域加以深入的研究。现在未开拓的领域还很多，要想把握中国佛教史的全体相状，也许有点欠斟，但是如果不理解东亚佛教圈的核心中国佛教，也就会对朝鲜佛教及日本佛教的理解带来很多障碍。因而不揣才学浅薄，写成此书。”

当时，1982年9月17日《日本经济新闻》的“文化往来”专栏刊登了题为“两本中国佛教史”的短评，有如下一段话：

关于日本佛教源流的中国佛教，尽管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通史的决定版，但是最近，日本与中国却竞相开始出版大部头的通史。在日本出版的《中国佛教史》是东大鎌田茂雄氏集30年的研究成果而成，共7卷（实际是8卷)。现在出版的是第1卷“初传期的佛教”，包含中国佛教传来诸种传说，汉、三国时代佛教发展的形态，在《汉书》及正史《史记》等历史书，以及其它多种文献的基础上，对后汉、三国佛教作出客观的历史描述。以下由第2卷“受容期”，第3、4卷“南北朝”，第5、6卷“隋唐”，第7卷“宋元以后”等构成。这是日本有关中国佛教史研究的集大成的著作。另一方面，在中国出版的《中国佛教史》全8卷，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任继愈主编，任氏同杜继文、杨曾文等研究所成员执笔。第1卷“东汉、三国”，今春出版，综合了有关文献和近年来中国各种文物发掘所发现的成果，主要说明佛教经典正式传入以前所谓格义佛教时期，到传来期、东汉、三国时期佛教的内容、发展的状况。以下由第2、3卷“晋、南北朝”，4、5卷“隋唐”，6、7卷“宋元明清”，8卷“新中国成立以来”等构成。本书把中国佛教的历史一直置于思想、社会的变动中，贯于社会科学的观点，可以说是新中国“中国佛教史”的“决定版”。两书在今后，都是1年出版1卷，两套书在时代区分上基本一致。由于日中研究方法的不同，对佛教的考虑方法也不一样，将两者作一比较，将会引起读者的兴趣。

在内容上，现行的二本《中国佛教史》虽然叙述有所差别，但是大纲是相同的。中国出版的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日本出版的我的《中国佛教史》，在同一时期出版，这也许是历史的偶然，通过日中两国佛教的学术交流，我想一定会留下不朽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