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符号中拯救历史

要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研究语言学的新方案，不仅强调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而不是言语，而且把语言学的研究范围严格地区分为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并且参照政治经济学把内部语言学研究再分为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这样一种把外部语言学完全排斥在外的内部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与结构主义只适用于封闭体系的做法完全不同，正如索绪尔一方面通过对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的划分，把符号与事物区分开来，使语言仅仅是没有积极因素的差异性存在，另一方面又指出语言制度在维持声音差别与观念差别的平行上具有积极意义。本文试图通过对口语/文字、内部语言学/外部语言学、共时语言学/历时语言学和民族统一体/方言四个方面的讨论，来分析索绪尔对语言学的重新配置，指出“普通语言学”并非真的拒绝政治、民族等历史因素对语言的影响，而恰恰是充分意识到语言的政治性，并通过内部与外部的划分来处理民族与语言的问题。

引言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开创了现代语言学，由他的学生根据听课笔记整理出版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不仅成为现代语言学的经典之作，而且也极大地影响或者说改造了此后人文学科的面貌。索绪尔通过批评十八世纪末期以来语言学史中的比较语文学和历史语言学∵，主张研究“普通语言学”，并提出一些如能指/所指、语言/言语、共时/历时、句段/联想∵等二元对立的观念，正如乔纳森·卡勒在《索绪尔》中所说“事实上，他把本来是深奥难懂、专业性很强的语言学变成了一个主要的知识领域，变成了其他人文学科的典范”∵。

索绪尔认为符号是由能指和所指组成，与事物本身没有关系，并且符号的意义来自于任意性的差异关系，这就割断了符号与历史的联系，进而索绪尔在批判历史语言学和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基础上，把语言学研究分为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并采用共时和历时两种方法来研究内部语言学，认为内部语言学的研究完全不受外部语言学的影响。本文试图回到索绪尔来反思他之所以把符号从历史中分离出来的“语境”，∵他选择口语作为符号的能指而没有选择书面语，是因为书面语并不能记录真正的历史，而把语言学的研究清晰地划分为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认为内部语言学完全可以不受外部语言学的影响，这并非要放弃对外部语言学的考察，而恰恰是充分意识到“外部”对语言学研究的影响，并通过回到内部语言学，来暴露外部语言学的意识形态特征，进而诉说语言与民族学、政治史、地理学的关系。这并非简单地要为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进行辩护∵，而是把他的“普通语言学”放置到语言与构筑民族国家的“想象的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中来关照。

在这个意义上，语言学研究绝不是“价值中立”∵的透明学术，否定语言的政治性本身就是一种“性质恶劣”的意识形态，实际上“索绪尔所面临的现实状况很明显是政治化的。从语言学家的角度来看，这亦是无法坐视语言学之意识形态机能的状态”∵。本文就围绕着口语与文字、内部语言学与外部语言学、共时语言学与历时语言学、民族统一体与方言四个方面来重新反思索绪尔及其《普通语言学教程》，希望能够把被后来的结构主义所规范和封闭掉的历史从索绪尔那里拯救出来。

口语与文字

在索绪尔看来，“语言符号连结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他把符号分为能指和所指两部分，“用所指和能指分别代替概念和音响形象”∵，正如法国符号学家罗兰·巴尔特∵在《符号学原理》中说，“在索绪尔找到能指和所指这两个词之前，符号这一概念一直意义含混”∵。这样，符号就成为能指与所指组成的双面统一体，而“事物”则被剔除符号之外，这实际上就取消了传统哲学中名与物的问题。进而，索绪尔认为符号的意义只能来自于符号内部，并且是任意性的，即能指与所指也没有任何内在的关系，因此，“一个社会所接受的任何表达手段，原则上都是以集体习惯，或者同样可以说，以约定俗成为基础的”∵。

索绪尔选择了“音响形象”作为能指，而没有把文字作为符号的物质基础，他认为“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这样，音响形象/声音就成为语言学研究的“内部因素”，而文字则成为“外部因素”，尽管“声音”指的不是“物质的声音，纯粹物理的东西，而是这声音的心理印迹，我们的感觉给我们证明的声音的表象”∵。后来的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正是从这种把声音作为语言研究中心而排除文字的做法中发现了所谓的“语音中心主义”，并把这种语音中心主义的传统追溯到柏拉图，认为口语对文字的压抑是西方哲学中源远流长的传统∵。

在《语言在言语活动事实中的地位》一节中，索绪尔说“要在整个言语活动中找出与语言相当的部分，必须仔细考察可以把言语循环重建出来的个人行为。这种行为至少要有两个人参加：这是使循环完整的最低限度的人数”∵，这里暂且先不谈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的区分，更为精妙地是，他几乎不假思索地就把个人的言语活动的语境设定为了一种“对话”的情景，而使对话得以成立的条件至少需要两个平等的主体，这也是巴赫金所提倡的“对话主义”的基本情境∵。而值得追问的是索绪尔为什么要把“对话”作为个人言语行为的基本情景，而没有把个人书写作为一个“原初情景”呢？对话情景，就先在地把文字/书写排斥在外，或者说对话是一种主体“在场”的行为，而书写或阅读的主体是缺席的。当然，这种对话的情景只存在于言语之中，或者说“言语”的存在依赖于这种声音在场的交流，而“语言”则不需要，因为在索绪尔的思想中，语言是一种先验存在的，它如同“交响乐”一样∵，是抽象的不会受具体演奏的影响，而言语的具体演奏被索绪尔认为是口语活动，而不是书写文字。

需要指出的是，索绪尔在这里所说的文字是指表音体系，并且“只限于今天使用的以希腊字母为原始型的体系”∵。他把文字划分为两个体系：一是表意体系，即“一个词只用一个符号表示，而这个符号却与词赖以构成的声音无关。这个符号和整个词发生关系，因此也就间接地和它所表达的观念发生关系。这种体系的典范例子就是汉字”；二是表音体系，即“它的目的是要把词中一连串连续的声音模写出来。表音文字有时是音节的，有时是字母的，即以言语中不能再缩减的要素为基础的。”∵索绪尔把研究对象限制在表音体系，而不包括表意体系，原因正如德里达所指出的“音素是非形象的东西本身，任何可见物都不可能与它相似”∵，可是表意文字与被指称的事物之间却有一定的表形关系或相似关系，这就与索绪尔所说的符号的任意性原则相矛盾，因此，表意文字就被排除在语言学研究范围之外，同时，这也成为由语言学过度到符号学的障碍，显然，图像符号或影像符号并不仅仅像语言符号那样其意义来源于差异关系，反而与已经被语言符号所割断的“事物”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在被德里达认为“如此晦涩”∵的《文字表现语言》一章中，索绪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了使用口语比表音文字的优越性，以消解“文字的威望”。一是“语言有一种不依赖于文字的口耳相传的传统，这种传统并且是很稳固的，不过书写形式的威望使我们看不见罢了”∵，也就是说，语言的秘密与其说凝固在文字的形式上，不如说更踏印在声音里，或者说随风而逝的音响印象比看似永恒的视觉印象更为可靠；二是“语言是不断发展的，而文字却有停滞不前的倾向，后来写法终于变成了不符合于它所应该表现的东西”∵，也就是说，相对于时代的变迁，文字反而没有口语变化的快，或者说文字具有滞后性，并不能反映实际上人们对语言的使用状况，反而遮蔽了历史的真实；三是文字无法真正反映发音，反而“文字遮掩住了语言的面貌，文字不是一件衣服，而是一种假装”∵，或者说文字书写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与发音的变化没有关系，如果通过文字的变化来研究发音的变迁，就只能本末倒置，成为“畸形学”的一部分。此外，口语/声音是一条听觉上的时间线，“它的要素相继出现，构成一个链条”，而书写符号从视觉上可以在几个向度上同时并发，是“空间线条代替时间上的前后相继”∵，口语的这样一种“线条特征”就保证了符号的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的实现。

德里达正是从这种对把口语作为语言学研究的内部素材而把文字作为语言学的外部因素来批判索绪尔的，认为索绪尔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保护乃至恢复语言的内部系统在概念上的纯洁性，以防止它受到最严重、最不顾信义、最持久的污染，这种污染不断威胁着语言的内部系统，甚至败坏这一系统”∵。进而，他认为索绪尔为了贯彻符号的任意性而把文字或者说非表音文字排斥在外，这种“给整个文字学加上括号，对它们存而不论”的做法，是因为索绪尔没有摆脱“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系统”∵。而实际上“普通文字系统并不外在于普通语言系统，除非我们承认外在与内在的划分转向内在的内在或外在的外在，以致语言的内在性本质上受到了明显外在于系统的各种力量的干扰”∵，或者说，言语与文字并非“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所以说，德里达正好把索绪尔的命题颠倒过来，把文字作为内，口语作为外，其符号的意义产生也由差异变成了延异。不过，德里达“并非针对索绪尔的意图或动机，而是针对他所继承的这个非批评的传统”，也就是文字受口语抑制的自柏拉图以来的形而上学传统。

但是，在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所着《书写语言与民族主义》∵的论文中有一小节专门讨论索绪尔的语言学，他不同意德里达把索绪尔放到整个“西洋形而上学”的语境里被归入“语音中心主义”的解读方法，认为“这样解读会忽略掉语音中心主义的历史性或政治性的含意”∵，因为德里达这种把索绪尔语音中心主义的观念追溯到柏拉图主义的寻找起源的方式，实际上是“把较近的起源上发生的颠倒投影到过去”的做法，“会忽略本来可以从本质上看到的较近的过去或者其政治性的颠倒过程”∵，进而，柄谷详尽分析了索绪尔排斥书面语而把口语作为普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背后的意识形态诉求，或者说，“索绪尔坚持把语言学的对象限制在口语范围内，并不是因为语音中心主义，而是因为要暴露历史语言学的语音中心主义之欺骗性”∵。

在索绪尔看来，“在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言语活动比其他任何因素都更重要。我们不能容忍语言研究还只是几个专家的事情。事实上，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在研究语言”∵，他用“每个人”来消解“专家”的事情，这意味着什么呢？显然，索绪尔并非想反对语言学的专门研究或者说语言学的学科化，反而他的工作恰恰是想建立一种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语言科学，实际上，他反对的是那些“利用文献的人如历史学、语文学家等”专家以文献/文字来研究语言的人，这在当时，主要指一些历史语言学和历史比较语言研究。索绪尔是在批评他们的研究“不符合现实中的任何东西，同一切言语活动的真正情况也格格不入”∵，或者说他认为在以文字为载体的文献资料中并不能承载真实的历史状况，反而在口语中蕴涵了更多历史的痕迹，比如他认为历史比较语言学把使用历史文献来研究语言的起源或进行比较很难说是可靠的。

在《最古的语言和原始型》一章中，索绪尔指出历史比较语言学由于梵语是印欧语的最古文献就“把这文献提升到了原始型的高贵地位”∵的做法是错误的，因为判断“一种语言比另一种语言古老”的标准并不是找到一种在时间上更久远的语言就行了，甚至“没有一种语言我们可以指定它的年龄，因为不管哪一种都是人们在它之前所说的语言的延续”∵，也就是说，这样一种追溯起源的方法是错误的，言语活动的“发展的绝对延续性不容许我们把它分成世代”∵，再加上，语言始终处在一个“系统”当中，语言学的问题，最先应该追问的是“语言”系统，而不是“言语”的来源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索绪尔认为“语言起源的问题并不象人们一般认为的那么重要。它甚至不是一个值得提出的问题”∵，也就是说，根本无法把握语言在历史演变中的真正情景，除非“具有那种语言随时摄取的无穷无尽的照片”∵。当然，这并非不要对语言进行历史比较研究，利用文献来重建古老的语言形态还是有意义的，只是重建的意义在于确定“区别的实体”，而不是确定准确的形式，这依然是索绪尔所强调的语言是一种差异系统，即弄清差异要比确定某个具体的音位更重要。

内部语言学与外部语言学

索绪尔对口语/文字的安排最终还是落实在把口语作为语言的内部因素而把文字作为外部要素上，他认为“关于语言的定义是要把一切跟语言的组织、语言的系统无关的东西，简言之，一切我们用‘外部语言学’这个术语所指的东西排除出去”∵。这些要被排除的“外部语言学”具体指语言学与民族、种族、文化、政治各种制度（如教会、学校等）以及地理学等有着密切的关系，而研究内部语言学则可以不考虑这些外部因素，因为“语言是一个系统，它只知道自己固有的秩序”，也就是说作为“普通语言学”的一般规律是可以把握的，“一切与系统和规则有关的都是内部的”∵。

这种“内部语言学”与“外部语言学”的划分与索绪尔对“语言”与“言语”的划分是一致的。索绪尔认为“语言”如同莫尔斯电码或者交响乐，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东西”∵，与如同具体的电码或乐曲的“言语”不能混为一谈。也就是说，语言“既是言语机能的社会产物，又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个人有可能行使这机能所采用的一整套必不可少的规约”，而言语活动则“是多方面的、性质复杂的，同时跨着物理、生理和心理几个领域，它还属于个人的领域和社会的领域”∵，因此，“我们必须离开个人行为，走向社会事实，因为个人行为只是言语活动的胚胎”∵，并且诸如语音演变等“言语活动”对“语言”的影响不大，尽管“语言和言语是互相依存的；语言既是言语的工具，又是言语的产物。但是这一切并不妨碍它们是两种绝对不同的东西”∵。

在这里，语言/言语、内部/外部、口语/文字可以看成具有同质性的话语结构，或者说，索绪尔把语言、内部、口语作为普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而排斥与之对立的言语、外部、文字，这并非忽略了外部、文字的因素，反而索绪尔认为外部语言学“所研究的却是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因为语言从属于“外在的”东西。在《日内瓦大学就职演说》中索绪尔提到：“语言不会自然死去，也不会寿终正寝。但突然死去却是可能的。其死法之一，是因为完全外在的原因语言被抹杀掉了。例如操此语言的民族突然被根绝。这主要发生在北美印第安特殊的语言中。或者也有强大的民族将自己的特殊语言强加于人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政治的支配是不够的，首先需要确立文明的优越地位。而且，文字语言常常是不可缺少的，就是说必须通过学校、教会、***即涉及公私两端的生活全体来强行推行其支配。这种事情，在历史上被无数次地反复着”∵，这就是语言与政治的密切关系。既然这些诸如政治、民族、地理等因素极大地影响着语言，为什么还要把语言学分成内部和外部呢？并且认为内部语言学的研究完全可以不受外部语言学的影响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索绪尔举国际象棋的例子，“国际象棋由波斯传到欧洲，这是外部的事实，反之，一切与系统和规则有关的都是内部的。例如我把木头的棋子换成象牙的棋子，这种改变对于系统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假如我减少或增加了棋子的数目，那么，这种改变就会深深影响到‘棋法’”∵，这并不是说外部因素的改变无法影响到内部因素，无论是“木头的棋子换成象牙”还是“棋子数目的增减”都是外部因素造成的，这些外部因素可以影响到“棋法”，也可能影响不到“棋法”，但是内部研究只关注于棋法和棋法的变化，而对于为什么会变化，则属于外部研究的范围，或者说，“一切在任何程度上改变了系统的，都是内部的”∵，也就是说，外部因素并不一定影响到内部研究，而内部研究只对系统有兴趣，即使外部因素影响到内部机构，内部研究也不用管为什么会影响，而只要弄清影响的结果是什么就可以了。对于外部因素来说，索绪尔认为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偶然的，比如上面提到的语言“突然死去”的事情，所以如果依据外部因素来研究语言的变化或者语言的法则，就会把诸如民族、历史、政治等外部因素的偶然结果变成具有内在的必然性的法则，所以说，索绪尔坚持强调“内部语言学”不是因为他忽视“外部的”东西，而是为了批判那种把“外部的”结果内在化的语言学。这样一种严格划分内/外的做法，反而使“外部”更加突显出来，况且索绪尔也并不认为语言完全是消极的，在符号或内部语言学中依然可以安置历史和外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