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医僧的历史贡献

内容提要：历史上绵延悠久的医僧群体，曾对中华民族的卫生保健和中医药学的发展，作出卓越的贡献。他们是历代人们同疾病作斗争的一支重要力量，发明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防治方药，留下丰富多彩的理论著述。在中国医学史上，他们应该占有光辉的一页。不可因其为僧为无视和贬低其在医药科学上的成就。

关键词：医僧∵∵∵中医药学∵∵∵历史贡献

作者简介：薛公忱，1939年生，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长期从事医古文、哲学、中医文化的教学和研究。

“医僧”之称首见于北宋沈括的传世名着《梦溪谈》卷二十一《异事》。其中说：“有一人家妾，视直物皆曲，弓弦、界尺之类，视之皆如钩。医僧奉真亲见之。”这里记述医僧奉真亲见“视直物皆曲”的“奇疾”。该书卷十八还记有奉真一个诊治医案：“四明僧奉真，良医也。天章阁待制许元为江、淮发运使，奏课于京师（汴梁，今河南开封市），方欲入对，而其子疾及，瞑而不食，惙惙欲死，逾宿矣。使奉真视之，曰：‘脾已绝，不可治，死在明日。’元曰：‘视其疾势，固知其不可救。今方有事须陛对，能延数日之期否？’奉真曰：‘如此似可。诸脏皆已衰，唯肝脏独过，脾为肝所胜，其气先绝，一脏绝则死。若急泻肝气，令肝气衰，则脾少缓，可延三日。过此无求也。’乃投药，至晚乃能张目，稍稍啜粥，明日渐苏而能食。元甚喜，奉真笑曰：‘此不足喜，肝气暂舒耳，无能为也。’后三日果卒。”此例表明，医僧奉真诊断准确，施治恰当，预后如神。不愧为“良医”。

医∵僧奉真距今约1000年之久。实际上医僧的出现要比奉真早700多年。东晋南朝时，于法开、支法存、仰道人、竺潜等僧人均有医名，为朝野敬重。如果把汉桓帝（147——167年在位）时来华的精通医术的僧人、原安息国皇太子安世高，也视为医僧，则其距今已有1800多年。东汉以后，历代皆有，大体由三部人构成：一是西域、天竺来华弘教兼行医的僧人；二是朝鲜、日本来华求取佛法兼习医的学问僧或僧医，主要指此部分，其中还包括信奉佛法的俗医。这一特殊的医家群体，在其存在将近2000的历史时期内，曾经作出巨大贡献。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现略作评介，以就教于方家、大德。

防病愈疾的重要力量

疾病是世人痛苦的根源之一。出家僧人怀有大慈恻隐之心，思求良方以防治之，并以此弘传佛法。于是历史上涌现出一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甚至身怀绝技的医僧。他们能在一定范围内和程度上满足社会各个阶段、阶层的需要，受支欢迎，甚至被神化。《晋书》所载的竺佛图澄及其弟子竺佛调，就是以医救人和弘佛的典型代表。中国本土医僧的治病救人事例更多。据《高僧传》卷一：

“于法开，不知何许人，事兰公（晋僧，高阳人于法兰）为弟子。……善《放光》及《法华》，及祖述耆婆”，妙通医法。尝乞食投主人家，值妇人在草（分娩）气急，众治不验，举家遑扰（忧）。开曰：‘此易治耳。’主人正宰羊，欲为淫祀开令先取肉为羹，进竟，因气针之。须臾羊膜裹儿而出。晋升来五年（公元361年），孝宗有疾，开视脉，知不起，不肯复入。康献后念曰：‘帝小不佳，昨呼于公视脉，但到门不前，种种辞惮，宜收藏付廷尉。’

俄而帝崩，获免。……谢安、王文度悉皆友善。或问：‘法师高明刚简，何以医术经怀？’答曰：‘明六度以除四魔之病，调九候以疗风寒之疾，自利利人，不亦可乎？’孙绰为之目曰：‘才辩纵横，以术数弘教，其在开公乎？’”

由此记载，可知于法开医术高超，是“以术数（此指医药）弘教”的典型。他既游行民间，为下层民众诊治疾病，又与社会上层交往，直至为皇帝服务，体现了“高下同揆”、“我法平等”的思想。

再如，据《宋史》卷四百六十一《方伎上》载：

“沙门洪蕴，本姓蓝，潭州长沙人。……年十三，诣郡之开福寺沙门智岜，求出家，习方伎之书。后游京师（今开封市），以医术知名。太祖召见，赐紫方袍，号广利大师。太平兴国（公元976——983年）中，诏购医方，洪蕴录古方数十以献。真宗在蜀邸，洪蕴尝以方药谒见。咸平（公元998——1003年）初，补右街首座，累转左街副僧录。洪蕴尤工诊切，每先岁时言人生死，无不应。汤剂精至，贵戚大臣有话者，多诏遣诊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卒，年六十八。

“又有庐山僧坚，亦以善医著名。久游京师，尝赐紫方袍，号广济大师，后还山。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以雍王元份久被疾，如赴阙，至则元份已薨。法坚复归山而卒。”

由所谓“正史”载录的沙门洪蕴，法坚传略，可知此二人实为北宋初年名闻朝野的医僧。洪蕴受到宋太祖赵匡胤的“召见”，赐予连文臣武将也难得到的“紫方袍”及“广利大师”之号，宋真宗也对他尊崇有加。表明他的医术非同寻常。“尤工诊切”，以致能够“每先岁时言人生死，无不应”。如此评述，虽有溢美成分，但亦可由此如其“诊切”之“工”，被人传为神话。不仅如此，其“汤剂精至”，以致“贵戚大臣有疾者”，皇帝“多诏遣”洪蕴为其“诊疗”被信用的程度高于专职的御医。与他同时而且类似的僧法坚，也受到最高统治者的重视，以致还山还被召回京师，为雍王元份诊疗疾病。根据这一记述，足见医僧作用之大。

再如，据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五：“平江有张省干者，病伤寒，眼赤，舌缩，有膏，唇生疮，气喘失音，脏腑利已数日，势甚危。此症伤寒家不载。诸医皆欲先止脏腑。忽秀州医僧宝鉴大师者过，投以茵陈五苓散、白虎汤而愈。诸医问出何书，僧曰：‘仲景云：五脏实者死。今赖大肠通，若更止之，死可立而待也。五苓导其小肠，白虎以散其邪气也。’诸人始服。”

医僧宝鉴大师技高诸医，能将医圣张仲景的理论与实际病证相结合，以致药到病除。这一治验的可贵，在于学古而不泥古，对今人仍有启迪作用。

再如，按《太平县志》：“僧坦然，善针砭，针细如毛，长不过数寸许，一投辄效。长林高令内患瘫，贴蓐两期，僧一再投不效。怪之，静想良久，跃曰：‘是也，此人皮肉肥厚，短针不足用也。’乃更置金针，长可五寸，一针而愈。邑人胡振声中风，僵卧两日。家人皇（惶）遽，治后事。僧过其门，延视之，针其手，手动；再针，泻痰斗余，即崛然起坐。次日午刻，能往五里外赴席。奇验甚至，不具载。”

僧坦然善针砭，其聪明可贵之处，在于及时、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提高诊疗质量。如在短针无效的情况下，经过深入思考，结合患者症状和生理特征，制作五寸长的金针，以致“一针而愈”。一个医僧，能如此精研技术，无怪乎其“奇验甚至”，救人无数。

再如，按《贵池县志》：“僧晓云，以字行，上云寺僧也。善治痘，最眼胜，次汤胜。他医以为可药者，晓云独不可；他医以为不可药者，晓云独可。计日断生死，无一差。不甚责人报，人迎之者，每扃闭一室，惟恐应他请焉。后以授其徒通和，和之术复过于师，以拳勇从义死，遂失传。”

僧晓云善治痘，具有不用于一般医者的特殊见解。能够准确地断言患者的生死，竟然“无一差”错。并且不要求病家回报。这样的医者，势所必然受到民众的欢迎，以致理请到他，就将其“扃闭”一室，以防被他人请去。点头见其医术之高明和医德之高尚。其救人之多，可想而知。其徒通和“复过于师”，更是治痘的能手。惜乎死于非命，其治痘之技失传。

再如，按《济宁州志》：

“释湛池，字还无，戒律精严，功行最高。尤精医术，证治不执古方，别有刀圭，于针灸疽疡，取效神速。人或谢遗，一无所受。济人至今称之。”

透过这一极其简略的记述，可见医僧湛池有以下特点：一是见解独到，“不执古方，别有刀圭”表明他对前人的医药遗产能够融会贯通，加以创造性地运用；二是术有专长，“于针灸疽疡，取效神速”，是针灸兼外科专家；三是不受人报，“人或谢遗。一无所受”，表明他医德高尚。作为一个医者具备上述一个特点，已很难得，而湛池有其三。堪称德艺皆绝的良医。

从汉魏至明清，医僧作为一支特殊的医疗卫生力量，活跃在防治疾病的第一线。他们为社会各阶级、阶层服务。如果说历代上层统治者曾经受惠于医僧，那么下层民众亦得益匪浅，他们不是职业医家，诊病施药非以营利为目的，并且慈悲为怀，广济众生，一般不会嫌贫爱富、重贵轻贱，有钱无钱均可看病，故为广大贫贱小民所欢迎和尊崇。当然，也无可否认，有的医僧。并无活人之技，打着佛教的旗号骗人害命。这一类假医僧另当别论，就象不能把假药当真药一样。

防治方药的发明创新

在历史上，人们之所以看重医僧，不仅在于他们能够治愈一般疾病，而且还因为他们擅治某些他医拱手的奇病难症，发明不少特殊的方药，丰富了中医药学的宝库。且不言天竺来华僧人的金针拨障术、外科术，仅就中国本土医僧而言，他们的发明创新十分可观，至少有以下几方面：

（一）“脚弱”疗法

据唐初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第七《风毒脚气?论风毒状》：

“论曰：考诸经方，往往有脚弱之论，而古人少有此话。自永嘉（307——312年）南渡，衣缨士人多有遭者。岭表江东有支法存、仰道人等，并留意经方，偏善斯术。晋朝仕望多获全济，莫不由此二公。”

又宋（公元420——479年）、齐（公元479——502年）之间，有释门深师，师（仰）道人、`述法存等诸家旧方，为三十卷，其脚弱一方近百余首。魏（北魏公元386——534年）、周（北周公元557——618年）之代，盖无此病。……然此病，发初得先从脚起，因即胫肿，时人号为脚气，深师云脚弱者，即其义也。”

据此可知，两晋之际，北方南渡的士人，由于不习当地水土而患“脚弱”之疾即脚气病。是时有支法存、仰道人钻研此疾治法，偏善斯术，以致东晋上层人士均赖此二公而获全济。宋、齐之间的释门深师继续研习并总结二公之术，并师从医僧道洪，撰集有关有诸家旧方达三十卷之巨，时人义为《僧深方》一书中。可惜此书亦佚。其“精要之方被孙思邈《备千金要方》卷第七和王焘《外台秘要》卷第十八、十九所收录。日本名医丹波康赖撰于公元984年的《医心方》引述《僧深方》共140多处，散见于卷一、卷三至卷八、卷二十至卷二十六、卷二十九等各卷中，内容不限于治疗脚弱，还涉及其他疾病的防治，几乎涵盖临床内外妇儿各科。治疗脚弱之方，多用富含维生素乙的药物，科学价值较高。直到当今，脚气病仍为江南水网地区的常见病和多发病。虽然此病的治法较之两晋之际，已科学有效得多，但几位医僧的创始之功，是不可抹杀的。

（二）“解散”之方。

魏晋南朝之时，在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中兴起服食五散之风。始作诵者乃为何晏、王弼等“名士”，以后逐渐蔓延，直到隋唐才止息。据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四《解五石毒》所言：适当服石，有益人体。“人不服石，庶事不佳”，易患“恶疮、疥癣”等疾患。“石在身中，万事休泰”。大约这是服石之风所以兴起的医学根据。但石为“大大猛毒，不可不慎也”，“多则杀人，甚于鸩毒”。故服石的禁忌很严。不仅五石的质、量大有讲究，而且服石后还要及时、适当地解救散发之症。稍一不慎，非但无益，而且有大害。西晋著名针灸学家皇甫谧年轻时仿效名士服石，导致耳聋、肢痺，几至丧生。既有服石之症及其后遗之患，就要求医家有解救之术。此时有几位医僧对服石散发之证进行深入研究，探寻解救之方，并写成专着。影响较大者有：释道洪的《解寒石散对治法》一卷，释智斌的《解寒石散方》二卷，释慧义的《寒石解杂论》七卷，等。这些著作因其研究的对象早已不复存在而失去其现实意义，但在魏晋至隋唐的几百年里，确起实起过救死扶伤的重要作用。医僧的这一历史功绩也是不应遗忘的。

（三）正骨疗伤。

汉末至隋唐之际，战争频仍，习武之风遍及社会各个阶层，僧人亦不例外。著名的嵩山少林寺，僧人更以武术相授受。既习武，难免受伤，骨折现象不时发生，这就要求医家能够正骨疗伤。有的医僧热衷于此项研究，整理前人遗产，发明创造新的疗法，并撰写专着。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仙授理伤续断秘方》，此书一卷，现存。其无名氏之序称：

“唐会昌（公元841——846年）间，有一头陀，结草庵子（于）宜春之钟村，貌甚古，年百四五十岁。买数亩（田）垦畲种粟以自给。村氓（民）有彭叟者，常往来其庐，颜情甚稔，助之耕。一日彭之子升木（树）伐条，误坠于地，折颈挫肱，呻吟不绝。彭诉于道人，道人请视之，命买数品药，亲制以饵。俄而痛定，数日已如平时。始知道人能医，求者益众。道人亦厌之。乃取方授彭，使自制以应求者，且誓之以无苟取，毋轻售，毋传非人。由是言治损者，宗彭氏。彭叟之初识道三十许，今老矣。然风采无异。前时问其姓名，曰长安人也。始道人不通人事，人亦少至。……后江西视察使行部至袁州，……得道人姓氏，遂遣人同彭叟到其庐邀之，至则行矣。惟瓢存焉。……有书数篇，所授者特其最后一卷云。”